国潮是近年来兴起的一股蕴含丰富、形式多元且处于变动之中的社会文化热潮，其种类繁多，从国货、汉服、国漫、文创到非遗、节令民俗、民族音乐、传统舞蹈，再到传统类综艺节目、数字IP、虚拟人……由于国潮的传统文化指向，人们的心理上也混杂着怀旧、复古、文化自信等种种感受。可见，国潮不仅在经验和感受上让人眼花缭乱，似乎也难以准确定义。国潮源于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占领国内市场并登上世界舞台，因而在根源上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国际地位上升、文化影响力增强息息相关，国潮成为一种与传统、国家、民族等现代性话语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映射，也是一种弥合了大众与精英、主流文化与亚文化，超越阶层、城乡和世代的普遍性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国潮作为一种时代潮流，和时尚、设计、美学形成呼应；作为一种文化内容，常处于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两相对照之中；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更多借助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等新媒介和现代技术展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消费、符号、代际等话题有着紧密关联。

国潮、青年与社会文化景观

国潮最先表现为高品质国货受热捧，国产品牌引领了新的消费潮流，其标志是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品牌日”和2018年购物网站天猫发起“国潮行动”。2018年也被称为“国潮元年”，这一年李宁、太平鸟等品牌携中国元素登上了纽约时装周，故宫凭借文创口红和电视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强势“出圈”。在时尚与传统、新与故的交融之间，国潮以燎原之势迅速覆盖与人们生活相联系的衣食住行娱各个领域。可以说，从一开始国潮就携带着融入现实的传统基因，并对传统进行潮流化、时尚化的当代表达。在这股消费和文化热潮中，青年力量的崛起不可忽视，他们对品质、个性、兴趣、文化价值等多方面的追求在国潮中都能得到满足，青年不仅作为消费主力推动了国货品牌快速增长，也引领了社会文化新风尚，或者从根本上来说，青年直接参与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建构。

2022年新华网联合购物网站得物发布的《国潮品牌年轻消费洞察报告》显示，78.5%的消费者更偏好选择中国品牌，“90后”“00后”作为绝对主力贡献了74%的国潮消费额，他们在消费中对品质、颜值、科技创新和情感价值表现出超越性价比的较高需求；《2022年轻人国货消费趋势报告》同样表明，年轻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和消费的主导力量，他们较以往购买更多的国货商品，75%的年轻人对老字号品牌创新感兴趣，更崇尚“为热爱买单”。由于消费活动本身也制造并承载着情感、想象和意义，青年人的这种共同消费习惯和文化倾向不仅使从个体的“我”到群体的“我们”这一集体意识得到强化，营造了一种基于社群的联系和亲密感，也塑造了当下社会文化图景。

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文化研究与社会议题的全面融合使文化与消费、文化与体验、文化与全球化等成为重要研究主题，通过商品和符号，文化不仅深度渗透进了生活领域，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在肯定当下生活和日常经验的后现代社会中，想象力和感性被赋予了优先性，用以对抗理性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对人的规训，并通过在平庸的普遍化中发现传统的新意和特质，来重新激发共同体的生机和活力。例如，近几年采用敦煌传统配色、纹样图案的美妆、食品、游戏皮肤等各种敦煌联名的商品不断涌现，收获诸多好评，让敦煌IP拥有较高价值和广泛受众； “数字敦煌”打破时空限制，让千年莫高窟“活”起来、“火”起来，为人们游览这座文化艺术宝库提供了极佳的数字体验，并通过线上观览引发了实地的文旅打卡热。敦煌博物馆并非孤例。传统与现实的相遇不仅带给人们真实的历史触感和文化温度，也营建了一种基于共鸣和交流的社群化的社会生活，即文化同根带来的连接感和亲密感。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提出，“部落”是后现代社会中的重要隐喻，是因共同的情感聚集起来的族群，“部落”成员拥有共享的价值观。在年轻人活跃的视频网站上刷屏的弹幕评论及互动话题讨论、各大文博场馆文创雪糕引发的打卡热、传统节日期间盛大的汉服集会活动……背后都有一群共享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年轻人，他们展现出极强的归属感和参与感，从中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生动的“部落主义”，即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和联系的共情。

媒介中的国潮：创新与反思

2019年春节，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出品的动态网页作品《国潮大拜年》，在海内外掀起了用国潮元素送新春祝福的风潮，人民日报新媒体打造的“有间国潮馆”在“国”与“潮”的结合中为人们带来新鲜的创意体验。国潮作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实践，在兴起初期得到了官方媒体的推动，大众媒体和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在推动其深入发展中发挥着持久和广泛的作用。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一马当先，抖音、快手等平台的非遗短视频成为爆款，哔哩哔哩网站国风、国乐、国漫盛行，多位视频博主凭借复原传统技艺、再现传统妆发造型引发热议。《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非遗里的中国》《古韵新声》等传统文化类纪录片和综艺节目也在各媒体平台拥有极高关注度，《五星出东方》《只此青绿》《唐宫夜宴》等舞蹈的惊艳刷屏让艺术在与媒介的交融中迸发出更大的能量，这些频频上热搜的“遗产热”以各种形式“出圈”，很大程度上是成长于网络时代的“数字原住民”在社交媒体时代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和再创造的结果。

文化学者刘梦溪认为，传统或经典可以并且容许有多种解读方式，而这些都有助于今天的中国人“连接传统、恢复记忆”，为了将已经陌生的传统纳入熟悉的环境中，运用现代技术和新媒介十分必要。一方面，传统文化以一种契合当下思维、适应现代生活和文化的方式回归人们的视野，大部分得益于网络社会化背景和媒介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历史和文化进行形象生动的诠释和解读，找到打开传统的有效方式，能积极推动传统的复归。为什么传统文化能与新媒体和现代技术有机融合？这与后现代社会时间观的转变有关。相较于现代进化论认为历史会被当下超越并抛弃的线性时间观念，后现代社会中过去不仅与现时并置，还以适应当下的方式丰富且扩充了现时，这既带来了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整体重构，也创造出了一种从过去的精神脉络中生长起来的未来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传播不只是空间中的信息传递，也是时间维度上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和共享信仰的表征，同样地，媒介不只是技术和手段，也承担着文化意义，更是理解社会文化的结构、框架，因为媒介早已成为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必选项。我们既要认识到媒介在延续传统上的重要作用，也不得不对其消极后果予以必要关注。从20世纪后半叶电视取代印刷文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窥见媒介的更替如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认识和文化内容。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电视作为主流媒介造成的负面效应做了深入的反思和批评。如果说电视带来的娱乐化构成对深度思考和严谨的思辨能力的消解，那么社交媒体时代，面对更为碎片化、暂时性和流动性的时间经验，以及文化快餐化、肤浅化带来的意义深度消解的困境，我们如何获得对传统的真正理解，使其成为当下和今后的思想资源，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国潮何以推动传统文化传承

国既可指国家，也可指民族或传统；潮指潮流和时尚，有其周期和阶段性。如果从弘扬传统文化的立场而言，近代以来与国潮相似的文化热潮还有国学热。这里国学的基本内涵可理解为代表传统思想和文化价值的中华典籍，在20世纪初的背景下，弘扬国学是面对现实危机和西学的严峻挑战，旨在发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尊自信、激发人们爱国热情的应对之道。改革开放以后，聚焦于复兴传统、反思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探讨可持续发展和思考全球化浪潮中对民族文化的立场等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又掀起过几次国学热，再度形成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的复兴，其表现主要为编纂经典诗文读本及推广诵读，以及在高校成立国学研究机构。这几次国学热潮中，虽有时伴生媒体炒作、国学庸俗化、高价国学班等 “虚热”，但总的来说也反映出传统文化在克服和解决现代社会种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未来前景。

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我们对传统也从陌生、隔膜到重新了解，推动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留给当代人的重大课题。人类学家费孝通曾于1997年正式提出文化自觉概念，文化自觉意味着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文化自觉既非“文化回归”也非“全盘西化”，而是在本土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转型能力。由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文化建构的新要求，坚持文化自信的要义之一是激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豪感，将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为了提升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延续中华文脉基础上加强对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和阐释，既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从古典资源和传统话语中提炼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培育人们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也要让历史文化遗产走进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应用最新技术和媒介，融入历史、考古、文博等相关学科的最新发现和理论成果，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和美学形式参与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建构。实际上，在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现实路径上，理论研究与社会文化热潮两个维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克服流行文化的碎片化、肤浅化需要深厚的文化土壤为日常生活赋予精神底色，而专业化、学院化的研究成果也需有效转化、面向大众，以保障民众文化权利并普及社会审美教育。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不论是国潮还是国学热，在传承和发扬古代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方面均有重要意义，当国潮从亚文化“破圈”融入主流，从阶段性的文化风潮逐渐走向日常性、大众化的文化生活时，我们既要允许对传统文化进行多元化阐释和演绎，同时警惕其流于形式和表面，更要思考如何在坚持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前提下赓续文化基因、丰富精神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