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段表述可以看作中国科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路线图，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国科技领域在实践层面是怎样布局的，其内在逻辑又是什么？

为什么推动科技发展要从基础研究切入？

2016年起，美国将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进行打压，这一系列动作让中国科技界真切地感受到技术“卡脖子”暴露出的短板。自2018年起，中国科技政策开始进入快速变革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年可以称作科技政策变革元年。从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这五年，出台了众多影响深远的科技政策，这些政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本轮政策的破局点在哪里？其内在逻辑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需要学界仔细梳理，并理顺其内在关系，这种努力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令科技共同体准确了解国家科技战略布局，从而使自身研究与国家的重大需求相衔接；其二，揭示政策所体现的国家意图与实现路径，精准把握科技政策释放的信号，充分利用智力资源，少走弯路。

为了更清晰地揭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宏观布局，我们研究了近几年出台的重要科技政策文件中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与特征。结果显示，这轮政策的核心立足点就是基础研究问题。显然，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我国基础研究整体能力存在明显的短板，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长期维持在占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5%—6%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15%的水平。其二，基础研究人才短缺。多数人才集中于应用研究领域，但由于前端基础研究成果稀缺，中下游的应用研究及试验发展研究基本处于空转状态。其三，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不适合基础研究，科研范式转型迫在眉睫。在现有的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下，基础研究无法实现持续有序发展的目标。为此，2018年初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2020年初，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制定《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可以看作对国务院关于基础研究政策的细化与落实。

在知识生产与应用的全链条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各段的职能是完全不同的，前端负责知识生产，中端负责知识的验证与转化，末端承担知识的应用与扩散。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的科技事业大多集中于知识链条的中后端。随着国际形势突变，前端日益被封锁，科技发展必须转换轨道，加强前端研究、增加原创知识供给。如果能够实现突破，中后端原本就具有的优势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巨大进步。基础研究是中国科技的“阿喀琉斯之踵”，今后科技布局也应围绕基础研究展开。

纵观当代世界科技发展史，推进基础研究发展的路径有两条：第一条路径是所谓的“线性模型”，即从基础研究开始、经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发展的路径。它的预设是通过基础研究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储备，然后这些知识经过市场的孵化多点开花，最后实现经济繁荣。美国等国家的实践证明这条路径是有效的，但其对社会基础条件的要求比较苛刻，需要相应的制度、人才、经济、文化等支撑，很多国家不具备这种条件。第二条路径是从应用研究中发现问题，遇到技术堵点时回溯到前端基础研究，一旦解决就打通了整个知识链条，从而推动产业发展。这种模式在日本等国家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照理说，中国发展基础研究应该沿着第二条路径即日本模式去走，毕竟我们在应用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相对而言基础比较好。问题是，多年来许多科研机构与企业遇到问题时无意于回溯到基础研究领域，而是选择绕过困难与问题或者留给别人去解决，导致基础研究成为无人问津的科学飞地。由于路径依赖效应，短期内很难扭转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惯性。

推进基础研究的制度保障体系建设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使改革引发的阻力最小且效果最佳，需要精准定位改革的切入点，对于中国而言，从基础研究切入就是最好的突破口，原因有三：其一，基础研究在整个科技界的规模最小，即便采取大范围改革措施，引起的震荡也比较小；其二，改革基础研究的社会认同度比较高；其三，基础研究位于整个知识生产、应用链条的前端，由此开启改革，会自然带动中后端的变革，能使改革的成效最大化，并最终带来整个科研生态的变革。

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基础研究改革按计划推进呢？由于知识是一种公共物品，不能完全靠市场来提供，因此国家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主要的角色。为了切实推进基础研究，国家作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希望通过特殊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实现基础研究与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如何提升高校的基础研究能力以及人才培养质量，成为这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为此，2022年8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这可以看作高校系统支撑基础研究的重要政策文件。

支撑基础研究落地的配套政策也在不断完善。为了切实推进基础研究，实践层面亟须通过评价体系的改革来支持基础研究的落地与运行，为此，2018年10月，科技部等部门联合推出《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教育部于同年11月提出破除“五唯”顽疾，为基础研究这种需要长时间坐冷板凳的无功利性或弱功利性的研究活动提供了适宜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评价体系的改革也有利于科研生态与科学文化的建设，运行多年的“五唯”标准去除，科研工作者终于可以潜心于知识生产活动。科技体制改革的切入点明确了，外围障碍清除了，那么由谁来具体推进基础研究呢？这就自然引出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来承担主角的制度安排。从事基础研究是有很高准入门槛的，几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证明，基础研究领域成果的产出高度符合“二八原则”，即20%的机构和个人产出了80%的基础研究成果。因此，基础研究的重任应当委托给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科技领军企业，这种基础研究主体的选择既满足了知识生产的需要，也符合阻力最小、成效最大的原则，还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一窝蜂”式哄抢资源的痼疾。笔者曾带领团队进行专项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国家实验室多具有如下特点：规模大、学科全、预算经费充足，科研评价以长期评估为主。其主要任务是完成国家重大需求，它们也是基础研究成果的最重要产出者。近几年，我国也在大力改革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筹建国家实验室，由此可以更好地印证前面提到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布局的目的与意义所在。此外，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科院等科研机构也开始进行相关改革。至此，围绕推进基础研究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都已安排就绪，我们可以合理预测，待到这轮科技改革成功，我们不但可以跳出西方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围追堵截，还可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而获得知识创新带来的科技红利。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三大战略也将从理想变为现实，从而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

大科学时代，科技政策是科技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不了解政策只会事倍功半。科技治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由于学科的高度分化，科技政策并不总是能被政策受众所准确理解和接受，这就需要相关专业人士对其进行分析与解读，从而使政策目标清晰起来并使其效能充分发挥出来。相关研究者应通过分析近年来出台的众多科技政策，揭示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意图与目标；同时，帮助科技工作者厘清未来科技发展的主赛道，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从而实现个人与国家的双赢。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