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庄严隆重，习近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人来到八宝山为丁校长送行。我知道，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前来。丁校长自2008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由于身体原因几乎未参加过任何社会活动。我浅薄地认为丁校长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未想到有这么多人把对他的记忆珍藏心底。人们对丁校长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怀念， 让我很多次流下感动的泪水，也让我思考他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
值得记住的北大校长
丁校长辞世的消息一发布，迅速在网络上形成了悼念高潮，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北大人对丁校长的怀念。我最早读到的是微信转发的文章《精神的召唤—记与丁石孙先生35年的交往》，这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写的。我知道袁老师与丁校长十分熟悉，能够体会她第一时间刊发旧文的心情。袁老师在文章中写道，丁校长传播的“是知识，更是精神。精神的召唤力，是持久的，真正入人心的……这是真正的人的精神，也是北大的精神”。很快又有朋友转发来一部旧体诗集，分为“悼诗” 和“纪念诗”两部分。作者都是我不认识的校友，他们用诗歌表达了对丁校长的怀念和对北大精神的认识。
接着又读到了1984级同学的一部诗文集， 内容更加丰富，有旧体诗，有新诗，还有挽联和校园生活的回忆短文等。他们一致引以为傲的是，只有他们这一届从入学到毕业都是丁石孙长校，有人因此称丁校长为“84之父”。读这些追忆文字，我没有发现哪位校友与校长有较多交往，丁校长生前可能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他们感念于老校长的品格和风范引导了一种精神。
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北大校友，绝大多数是我不认识的。在人群中，我看到有丁校长20世纪50年代的老学生，已经80多岁，仍然泣不成声。虽然治丧委员会为自改革开放之初至1988年每届校友代送了花圈，但仍有一些人捧着自己撰写的挽联前来。在告别室门口，1985级校友代表神情凝重地合影，他们手里举着的挽联是：“无丁公何如北大，有校史必载斯人。”我又从转发的微信中看到，1988 级校友的挽联最长：“一面春风，曾有丁香化雨，石舫烟云，孙竹凌雪，燕园于兹多风骨； 卅年契阔，但悲天高九重，地阔万里，人已千古，君子从来稀世出。”不知此长联何人所撰，曾悬挂于何处。
丁校长一生谦逊，不喜欢别人赞扬，这一次他能够理解和接受吗？
丁校长的逝世，使人们再次想起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季羡林先生说过的话：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记得有人向丁校长说起季先生的这个评价，他的回答是：“太高了，我不敢当！”很遗憾，当年没有向季先生请教他对丁校长的认识。作为后生晚辈，我没有能力、也 没有资格评价丁校长的贡献。在这里，我想结合记录整理《丁石孙自述年谱》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在北大学习三年及在丁校长身边工作多年的经历，联系近年对北大校史的学习谈一谈。
丁校长出掌北大，是改革开放初启时代特有的一个事件，有关部门在北大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和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中作了一次民意测验，之前没有担任过校级领导的丁石孙进入了领导视野。丁校长后来说可能是当系主任期间，数学系的矛盾问题处理得比较好，给大家留下了印象，于是有些人投了他的赞成票。有关部门的决策内幕我们无法得知，他自己听到这一消息也深感意外。
丁校长执掌北大时的风采我未得亲见，他的这段经历我主要从两个渠道获得：一个是他的讲述，另一个是学生们的回忆。我发现二者之间有巨大的反差：丁校长的叙述语气平淡，谈的多是平凡的事情，没有宏大的目标和响亮的口号，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甚至没有独到的教育思想，他处理校务似乎遵循的都是常识常情；学生们的回忆却色彩缤纷，他们眼中的校长是北大精神的化身，是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家，是青年人的知心朋友和守护神，是谁都可以从自行车上拉下来谈心的平民校长……这些看似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可能正体现了丁校长的思想和言行深刻地契合了北大的精神传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广大师生的理想希望。
人们一般只了解丁校长是一个数学家，他的讲课艺术广受赞誉，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良好的人文社科修养。他早年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时，即广泛阅读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是学生组织“乌托邦读书会”的后期负责人和哲学报告人，还曾与罗素通信。转学清华大学数学系以后，他主动选修哲学、社会科学、法文等课程，成绩优异，并因此与授课的外系老师保持长期友谊。王宪钧先生提到国内三五个懂数理逻辑的人，其中就有丁石孙。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北大、清华，荟萃了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从自身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从老师们的身上，丁石孙领会了什么是现代大学精神。20世纪50年代初他是被江泽涵等老一辈数学家寄予厚望的青年才俊之一，然而后来北大不平坦的发展道路和他个人莫名其妙地被整肃和批判，使他痛苦地体会到现代大学精神的流失以及中国教育怎样一步步失去生机。丁石孙有条件、也有能力在这方面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加深刻。他的学生回忆，1976年“文革”结束，他情不自禁地在全系大会和工作组召开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对数学系造成严重破坏的“左”的一套做法，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尽管他只是想说说压抑了很多年的心里话，但最终还是被拉进了数学系揭批“四人帮”领导小组，并担任了副组长。这竟意外地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丁石孙担任校长期间，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发展，重视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规律，对青年学生宽容爱护，这是对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理念和五四精神的继承发扬，也是他基于个人经历形成的价值观。践行这些理念，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他坚定不移的立场。季先生提醒要记住丁石孙，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肯定他为接续和光大北大精神作出的重要贡献。
精神传承不是空洞的，季先生的话应该还包含另一层意思，丁石孙长校的五年，是北大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丁校长说他50岁前没当过干部，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高明的管理者。他思路清晰，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环节。1977年他在系里担任副组长，就积极推动为1960年被开除党籍的原党支部书记平反，让大家讨论这位同志过去执行的政策，由此在系里搞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打开了工作局面。之后，丁石孙担任数学系副主任、系主任，以非常人性化的方式解决了工农兵学员的去留问题。通过成立数学研究所，建立学术休假制度，极大地调动了系里老师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
他思想冷静，作风务实。在担任校长的第一次大会上，他就讲不要指望我烧“三把火”，北大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能够解决的。他从非常具体的事情抓起，比如学生食堂、宿舍定时熄灯等，步步为营。他热爱北大，但对北大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他说北大人思想活跃，想法多是优点，但过于自由散漫会影响工作的开展。他和学校的领导层一起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制度，使各种事情有章可循。他对教育规律有深刻认识，说加强管理不是要把人管死，而是创造条件让人更好地发挥特长；他说管理者不要总以为教师会偷懒，绝大多数人对所从事的专业是有兴趣的，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都是有兴趣的人搞出来的；他甚至不赞成建立博士生导师等制度，认为没有必要把教授分出等级。
1983年11月至1984年11月，丁石孙在哈佛大学访学，对我们被落下的程度感到吃惊。他说1950年代初看国外的学术期刊并不觉得困难，但现在美国一些新的学科分支我们完全不了解。他由数学想到其他学科，包括社会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令他感到忧虑。担任校长以后，他大力推动校际交流，李政道等人就是这时开始与北大合作带研究生的，北大也尽可能派出更多教师出国进修。他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包括改组学术委员会，吸收中青年教师参加；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教授65岁都要退休，即使是院士也该如此；成立了包括管理科学中心（光华管理学院前身）在内的五个交叉学科中心，建立了十几个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支持建立方正集团等。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想极为活跃的时期，北大尤其如此，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丁校长有时也被搞得焦头烂额。他坚决反对采取压制的方式处理，尽可能听取学生的意见，通过平等对话化解学生激动的情绪。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制度建立，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因为丁校长着眼学校长远发展的立场，公平公正处理问题的方式，最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理解。
担任校长之初，他说“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为办好北大，丁校长付出了巨大努力。1988年北大90年校庆时，学校很多教学科研指标都达到了国内最高水平，这是丁校长感到欣慰的。他也有很多遗憾，甚至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校长”，他发自内心地希望北大成为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精神高地。当时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纪录片，有这样一组镜头：丁校长在雪地上困难地向前走，身后留下一串脚印。很多年之后他还记得这件事，我想这可能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感受。
知识分子本色
丁校长待人宽厚平和，对身边工作人员从未提出过“严格要求”。丁校长说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认真做就行了。有一次我把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忘记了，很不好意思，他反而宽慰我“不要紧，还来得及”。他安排工作，或者要我到他家里去，总是用商量的语气，“明天你有时间吗？”起草文稿是秘书的重要工作，但在这方面我没有花费过太多精力。丁校长能口头讲时尽量不用稿子，即便有时需要讲话稿，他也会提前把想表达的意思讲给我。有一次，他略带歉意地说：“在学校时，事情都装在心里，直接讲就好了。现在有些话不会说，你帮我写一写吧。”他从未挑剔过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生的文采，每次把讲话稿交给他看，后来是读给他听，他总是说“就这样”，简单至极。我不记得受到过他的批评，但深知不是因为自己工作干得好。不仅如此，他还乐于发现年轻人的长处，向熟悉的人表扬我“能对付得了那些事情”，称赞我的记忆力好。在丁校长身边工作，我感到心里踏实，有信心。
民主作风在丁校长身上是一种习惯，在会议上、在平时的谈话中，我从未见到过他随便打断别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总要让人把话讲完吧”。他认为宽容是民主的要义，看不惯有些领导口口声声把民主挂在嘴上，却非常不尊重不同意见。丁校长表里如一，真诚无伪。不讲大话空话，更不讲假话，有些场合不便于讲真话，他宁愿沉默。他不欺人，亦不自欺，我从未见他夸夸其谈。他深知一个人在知识和经验上的局限，当别人请他发表意见时，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件事情我不懂”。有几次主持会议的人请他作“重要讲话”，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要我作重要讲话，我就不敢讲了，一个人一辈子讲不出几句重要的话来。”他从不把自己当成大人物，和民盟盟员座谈时，他常说一句话，“我是一个教了40多年书的老教师”。他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对志趣相投的人的评价是，“能在一起聊聊天”。他喜欢和朋友一起闲谈，说说心里话，只是晚年由于身体和其他原因，这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
丁校长一生清正廉洁，生活简朴。他担任北大校长时，一直住在中关园一套70 平米的房子里。大儿媳回忆，他们结婚后仍住集体宿舍，只有在室友回家时才能团聚，但连想都没敢想过要求爸爸向学校借一间房子。小儿子中考没有考好，乖乖地按分数入学就读。丁校长虽然身居高位，但其亲属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照顾，孩子们都从事普通工作，过着平凡的生活。丁校长留下遗嘱，要把法律上属于他的一部分存款捐给北大数学系。两个儿子商量，妈妈也不在了，就把属于妈妈的部分也一并捐出。我清楚地知道，这400万元是两位老人毕生的全部积蓄，对他们这个家庭而言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两个儿子的表现，为丁校长的教育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丁校长走了，世上再无丁石孙。这一缺憾是时代的精神缺憾，不仅北大人，无数有坚持、有追求的知识分子都深深地体会到了。
丁校长走了，他自由的精神终于摆脱了病残躯体的束缚，向永恒飞升。
丁校长，愿您在天堂里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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