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主席离开我们了，每当想起2019年10月12日这就成了一个事实，便难以抑制深切怀念的情绪。记得当天获悉他仙逝消息时，我正应邀率团访德，且刚到第一站柏林，以致无法亲往吊唁和见他最后一面，只能通过民盟中央主席办转达我的深切悼念之意，这让我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我于1998年12月在武汉大学加入民盟，自此成为民盟的一分子。此前我作为无党派代表人士，不时应邀出席省委领导同志召集的会议，同时兼任武汉市政协常委、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当有关领导希望我加入民主党派时，我因不了解情况，还向省委统战部索要过各民主党派的资料，最终选择民盟为我的党派归属，依据的不仅是民盟历代先贤堪为榜样，也有对时任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先生的崇敬在内。当时因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中央将社会保障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多次进京参与一些社会保障改革及相关政策研讨与决策咨询，但未到过民盟中央，更未见过丁石孙主席。

直到2000年5月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才有机会在出席民盟中央的一些小型咨政或专题座谈会时见到他并面聆教诲。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1年9月5日丁石孙主席在民盟中央亲自为群言杂志社主持的“重视社会科学、提倡创新思维”座谈会，邀请了任继愈、季羡林、袁行霈、龚书铎、黄楠森、戴逸、陈佳贵等11位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知名学者与会，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在促进历史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作出应有贡献进行座谈。丁石孙主席首先谦逊地申明自己是搞自然科学的，对社会科学完全外行，但强调指出，科学应当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应当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社会科学专家和自然科学专家一样，都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作为年轻的受邀者，我在会上也做了发言，阐述了时代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理论创新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争气、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需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及理论创新还需要有合适的社会环境等观点，这些观点得到了他的首肯，我和各位著名学者的发言摘要一并刊发在2001年第11期《群言》杂志上，后来还全文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这次会议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丁石孙主席以科学家、国家领导人、民盟领袖的多重身份，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平等看待以及对社会科学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高度重视，他与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界大家的亲密关系和亲切互动，所蕴含的不只是官方的态度，更有科学家的科学精神。这次座谈会还是我首次近距离地接受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大家启发的会议。

兼任第九届民盟中央经济和区域发展委员会主任后，我与丁石孙主席见面的机会增多，在他续任第九届民盟中央主席的近三年间，我陪同调研、参与座谈，所受教益终身难忘。记得刚担任民盟中央经济和区域发展委员会主任时，我因年轻资浅又无经验，压力不小。丁石孙主席告诉我，不要有任何压力，我们民盟的优良传统就是“奔走国是、关注民生”，国是的最终目的就是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民生何尝不是国是之根本，你长期研究民生问题，又对经济社会宏观政策很了解，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定可以为国家做很多事情，也能同时为民盟做很多事情，只需将本职工作与民盟中央专委会的工作结合好就行。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还是一种具体的指导。正是在这种鼓励、鞭策与指导下，经济和区域发展委员会各位委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在做好各自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围绕国家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不时开展小型研讨、参与民盟中央论坛、反映社情民意、提出政策建议，成为当时民盟中央参政议政工作的主力军，得到了民盟中央领导们的高度认可。

2003年3月，丁石孙主席再次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也在民盟中央等组织的推荐下，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了第十届人大常委会最年轻的委员之一。十多年来，我能够在国家立法等领域贡献微薄之力，与丁石孙主席的影响和教导是分不开的。

2003年7月，丁石孙主席率民盟中央调研组到黑龙江、辽宁就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进行考察，我随同调研。当时他腿疾严重，已经行动困难，但调研中还是亲力亲为，在大庆、哈尔滨、沈阳等地除听取当地省市负责人的汇报，还到多个企业生产一线深入了解情况，他的正直、务实、诚恳、亲民作风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当时东北三省已陷入困难之中，是中央推进社会保障改革的重点区域，与国有企业改革、当地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紧密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养老保险问题突出。他鼓励我们在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大胆建言，这次调研与黑龙江、辽宁两省的领导较为充分地交换了意见。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同志还记得此次调研，和我进一步就此问题交换过看法。此后，东北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成为我关注的对象，我亦为解决相关问题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主管部门提出过一些建议并引起重视。这次调研是我首次参与国家领导人带队的调研活动，了解面上情况与专业调研相结合，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对于更加全面、理性地思考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与民生发展问题的启发是毋庸置疑的。

2003年12月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成立20周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暨人才强国论坛，我希望丁石孙主席能够出席，他欣然同意参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出席这次会议不只是对我工作的直接支持，更是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当中共中央于同年12月19日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后，丁石孙主席即在24日亲自为群言杂志社主持“怎样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座谈会，突出强调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他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时对盟内人才的重视上，当年民盟中央委员会、专委会中就吸收了一大批出色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迅速成长为所在单位和民盟事业的骨干，有许多后来担任部委领导、民盟中央或其部门领导者以及出色的科技工作者，都是当年民盟中央专委会中非常活跃且为民盟的参政议政工作作出过贡献的青年骨干，实践证明了丁石孙主席重视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远见。

2005年年底，丁石孙主席离开了民盟中央主要领导岗位，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们在民盟的活动中很少见面，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会议及部分活动中仍然多次见面，他讲话不多，但嘱咐我要担责任、讲真话、多发言、总有益。这种嘱咐强调的不是荣誉而是责任，要求的是讲真话、不讲假话，鼓励多发言是一种信任，他认为作为专家的发言总会有益于立法的。我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期内，能够以平等之心、平常之心畅所欲言，几乎对所有议题特别是立法议题均坦率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有丁石孙主席这种嘱咐的影响。根据2019年全国人大有关同志帮我整理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简报刊登的文字，我在这一届常委会上的发言竟达20余万字，有许多建议是被法律采纳了的。

2008年后，丁石孙主席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岗位退下来，公开场合的见面机会几乎没有了。我偶尔登门拜望过，发现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腿疾依旧，还有其他不适，但精神状态很好，慈祥的目光中依然很有神采，平和的语调中依然透着力量。交流的主题除了关心我在做什么、做成了什么，往往还围绕着“民生”二字展开。后来，他签名送过我两本书，一本是《丁石孙有话可说》，一本是《丁石孙自述年谱》，告知是他年过80岁，为自己做的阶段性小结，没有出版，只是赠送朋友作为友谊的纪念。

这两本书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也不是有趣的人物传记，却是丁石孙主席80多年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我多次翻阅，不仅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国家与时代的变迁以及个人在这种变迁中的剪影，更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洁净的内心世界和坦荡的胸襟。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丁石孙主席留给我的是一个正直且有铮铮风骨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充满睿智的领导者形象，是一个爱护和激励晚辈成长的可敬长者的形象，是一个慈祥中自有神采、平和中总透力量、似乎超越了世俗烦恼的大智者形象。“民生何尝不是国是之根本”“担责任，讲真话”，这些教诲言犹在耳，也当激励我今后继续不懈地努力为国家、为民生尽绵薄之力。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丁石孙主席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