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我敬爱的丁先生，这位93岁的耄耋老人，走到了他历经坎坷、给后人留下非同凡响的人生的终点。

苍天有知。送别丁先生的那天清晨，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给肃穆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平添了许多的凄怆和悲凉。

作为晚辈，我真正认识丁先生并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是在2001年年初调入民盟中央担任专职副主席，与丁先生有了工作上的交集以后。应该说，丁先生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者和引路人。正是在他的言传身教和悉心指导下，我才能从一个不太过问政治的医务工作者，走上了多党合作的政治发展道路。

记得刚到民盟中央的时候，为了让我尽快进入角色，丁先生常找我谈心，谈他到民盟以后协商议政、开展多党合作实践的经验和体会，指出做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和过去当校长、院长、教授有很大区别，那就是一定要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需要花大力气学习、补课，也就是要“多走、多看、多听、多交流”。丁先生把带我去中中南海参加政治协商会当作领我入门的一个好课堂，回来总问我：“有什么感受？怎么想？”他对我总是这样循循善诱，从来不讲空话、大话、套话，而是同我商量，一块分析和研究，引导我从协商实践中领会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优势，把握参政党的准确定位和协商议政的方式方法。在处理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丁先生富于政治智慧，头脑清醒，看得深，悟得透，拿捏得准。在与丁先生这种互动交流中，在履职尽责的甘苦中，我时常体会到有这样一位领路人的幸运和快乐。

来机关之前，我对丁先生的了解仅停留在表面，只知道丁先生是著名数学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是被季羡林教授称为可以与蔡元培比肩载入北京大学百年历史的校长，在北大师生中有着广受赞誉的良好口碑。在与丁先生接触过程中，他的民主作风和深厚的学养，他的知人善任和敢于担当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便身居高位，丁先生从来不大声与人讲话，更不希望别人把他当成首长， 他常说自己还是最适合教书。对于从政，丁先生坦言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也非己所长，但既然当了民盟中央主席，就要尽己之力把它当好。由于中南海政治协商活动中涉及经济方面的议题很多，丁先生嘱咐我要多听取厉以宁教授的意见，厉以宁则全力支持丁先生的工作。厉教授风趣幽默，点子特别多，经常就当前经济形势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每次中央召开有关经济问题的协商活动之前，我们都参考厉先生的意见和建议，形成民盟在协商会议上的发言。后来我陆续从丁先生的讲述中才知道，丁先生为何如此了解和倚重厉以宁，原来厉以宁是他在牛棚落难时的室友，两人惺惺相惜、互为知己。粉碎“四人帮”后，丁先生得以重新施展才能，并在北京大学第一次民主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万人瞩目的北大校长。他不负众望， 上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坚持“双百”方针，引进竞争机制，培养中青年骨干，确定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其中让丁先生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件大手笔的事情，就是为了适应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国际上管理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他审时度势，拍板决定将原来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扩建为北大经济学院， 同时另外成立北大管理科学中心，他排除阻力，不拘一格起用在经济系受到排挤、几乎没有任何行政工作经验的厉以宁担任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和北大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丁先生亲自担任管理科学中心主任。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后来合并成立了北大工商管理学院，即后来的光华管理学院。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十分有远见的决策。厉以宁教授也不辱使命，在他的领导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为目前国内最负盛名的商学院之一，培养了一大批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栋梁之材。

关注民生，奔走国是，是民盟的优良传统。在与丁先生共事的六年里，让我最受教益的是他的民本思想和民生情怀。为了传承民盟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做好政治交接，丁先生拖着病残的双腿，坐着轮椅带领我们远赴甘肃定西，勉励大家沿着费老七下定西、志在富民的道路走下去。为了更多地了解民生实情，丁先生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每年都坚持参加民盟中央的重点调研，直到身体情况不再允许他这样做。他鼓励我多到基层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每当调研归来，他总要认真地听我讲调研过程的所见所闻，关切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向中共中央反映什么意见……这样的互动伴随着我和丁先生很多年，成为我们之间一种默契和忘年的友谊纽带。丁先生特别关注三峡库区的移民生计问题，从2003年开始，我先后三次带队深入三峡库区调研，就移民生计、就业、职业教育、建立移民后扶措施和生活保障体系等问题与当地党政负责同志交换意见，提出建议。每次调研结束回京后，我都要主动找丁先生汇报情况。当听到库区大部分家庭存在零就业问题时，丁先生显得很着急，认为问题比较严重，关系到众多移民群体的稳定。他指示我根据调研情况，及时形成相关政策建议向中共中央反映。建议报送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很快作出了批示。丁先生建议我在适当时机再去库区，追踪调研批示的落实情况，他还特别指出，要把帮助库区办好职业教育作为从根本上改变“移民二代”命运的治本之策。

在丁先生的影响下，我把为人民说话、敢于直言、努力尽到党的诤友的责任，作为我议政建言、反映社情民意的旨归。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召开的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提案办理座谈会上，我针对当时政府在收入分配上不作为、长期积累的一些民生问题日益突出，直斥垄断央企以“共和国长子”自居，争当“地王”，推高房价造成的恶果,批评政府对农民工群体的漠视。第二天各大媒体把我的发言铺天盖地报道出来，有位政协领导提醒我说“你捅娄子了！”我也觉得自己的言论比较尖锐，心里有些忐忑，于是就去请教已经退休的丁先生。丁先生猜出了我的来意，他说夫人已经把从网上看到的报道告诉他了，他笑着说，你讲得好，是为人民说话，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民盟存在的价值和影响力。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丁先生一生饱经磨难，但他对真理和人性的追求从未停止，对党的信仰和忠诚从未动摇，对祖国的赤诚、对人民的热爱从未改变，在他的身上，浓缩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初心不改的人生历程。不论是在北大还是在民盟的历史上，不论是在中国教育界还是在统一战线，丁先生都是一个大写的人物。他的高贵品质、他的民主精神、他的务实作风和改革勇气，他面对苦难的强大隐忍和处变不惊的能力，皆非常人所能企及。他给我们留下的是精神的感召和人格的力量。

丁石孙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