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与书

作为一名真正的教授，其一生注定离不开读书、教书和著书，与书结下无法割舍的缘分。钱锺书在学生时期，就曾发誓要读完图书馆内的书；朱自清在临终前的日记中，写下“读书少许”四个字。西南联大的教授无时无刻不在与书打交道，他们全身心灌注于学术研究，连见面语都是“某本书你读了没有”。

得益于家学渊源，几乎所有的教授在青少年求学期间，家中的藏书都十分丰富，他们的父辈乃至祖辈大多读过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通。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着他们，激励其发奋读书，思考中国的出路。他们出国留学，是为了拯救苦难的祖国；节省下钱用于购买书籍，从来都不满足于已经学到的知识。陈寅恪留学10多年，满腹经纶，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还长期进城去找外国人学习梵文以研究佛经。钱穆也购书成癖，有钱就买书，在七七事变前，已经有了五万册藏书。《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写道，许渊冲每天都在读书和思考，抓紧时间不断完善自己。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之所以选择长沙，是因为清华在梅贻琦的领导下未雨绸缪，早在长沙建盖校舍，并悄悄将图书仪器用火车运走；北大的图书大部分被毁，南开的校舍和图书几乎全部毁于炮火。临时大学缺少图书馆和图书，而教授们随身携带的书籍又极其有限。如何开课、如何进行研究，成为教授们最头疼的问题。此外，有的教授已有研究成果，原本打算修改补充后出版，但担心自己的心血毁于战火，不得不立刻出版。例如，哲学系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早在1933年就已结集成册，本准备反复修改后再出版；同时，他认为不能割断历史，毕竟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佛教史只是整个中国佛教史的一部分，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是，汤用彤担心战事的影响，只得匆忙将四易其稿的研究成果付梓。他还专门为此事写了跋语，其中说：“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唯今值国难，戎马生郊。乃以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据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

与汤用彤相比，陈寅恪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七七事变可以说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此时他47岁，开始走上一条坎坷的道路。北平陷落，他南下长沙，先将一些紧要的书寄往长沙亲戚家中，因为在火车站会被日本人蛮横搜查，携带的书多容易被捕。陈寅恪到天津后乘英国邮轮到青岛，再去长沙。然而，开课不足一个月，长沙即遭日寇飞机轰炸，学校不得已再度搬迁。就在陈寅恪离开后，长沙即遭遇大火，他存于亲戚家的书悉数烧毁。更糟糕的是，陈寅恪在经过越南时，所携带的装于一个箱子中的书籍被偷。陈寅恪后来说：“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今越南）丢失。”他两次所丢的书籍都非常重要，书上有许多心得和眉批，是稍加工就能成书的“半成品”。因为书籍丢失，加上水土不服和心情沮丧，他生了一场大病，用他的话来说是“大病几死”。病稍好，没有书怎么开课？无奈，陈寅恪只有四处写信借书。他在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的信中说：“弟到蒙自将10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书》《南北朝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如昆明史语所无此类书，则朋友中能转借得否？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后来，他终于借到了一部分书，并精心准备为学生开了一门课，即“支愍度学说考”。支愍度是晋代的一位僧人，是佛教六家七宗之一“心无宗”的创始人。永嘉之乱时，他随难民南渡。关于晋人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也有记载：“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陈寅恪的这门课，实际上是讲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南渡，意在指北大、清华、南开因战火所迫南下是第四次南渡，使学生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日寇侵略中华的罪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金岳霖是将逻辑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他谈到自己的一生写过三本书，认为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最不满意的是《逻辑》。他在昆明期间完成的就是花工夫最多的《知识论》。当时昆明常遭日寇飞机轰炸。一次空袭时，金岳霖匆忙将已完稿的《知识论》包好，拿着就往联大后面的山上跑。到了山上，他就将书稿放在地上当凳子坐。那天空袭的时间特别长，等警报解除时，天已经快黑了，金岳霖站起来就往回走。到了宿舍才想起书稿，他立即摸黑到躲空袭的地方找寻，但未能找到，急出一身冷汗。没有办法，只有重写。一部近80万字的书要重写，谈何容易。此书一直写到1948年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见了天日。

说到西南联大教授与书的关系，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那就是朱自清为闻一多整理出版《闻一多全集》，而将自己著作出版之事放在一边。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遇害，而此时朱自清已经在成都家中，准备北返清华。在得知闻一多遇害的消息时，他悲愤交加，立即写信给闻一多的夫人，信中说，“今日见报，一多兄遭暴徒暗杀，立鹤也受重伤！极为悲愤！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学校方面我已有信去，请厚加抚恤，朋友方面，也总该尽力帮忙。至于您的生活和诸侄的教育费，我们都愿尽力帮忙。一多兄的稿子书籍，已经装箱，将来由我负责，设法整理”。在朱自清看来，闻一多是“学术界之大星”，不能让他的著作湮没无闻。此时的朱自清正患着严重的胃病。在成都，他不断在报刊上发表纪念闻一多的文章，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出席在成都召开的闻一多追悼会，在会上介绍闻一多的学术成就。他说：“他有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可现在他还不满48岁，竟倒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回到北平后，朱自清立即着手整理《闻一多全集》，他知道这项工作很繁重，仅靠一己之力是不行的，就发动清华大学中文系同人参与此项工作。一年后，整理工作大体完成，他又忙着为全集写“编后记”。对此，吴晗说：“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辑校正。遗稿由昆北运时，有一部分遭了水渍，请人逐页揭开，请人抄写。他拟定了目录，选编了尺牍，发表了许多篇未刊的遗著。并且，在他的领导下，动员了中国文学系的全体同人，分抄分校，分别整理这集子以外的许多著作，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纂的。”吴晗在给朱自清的悼文中也提到：“我记得，在这两年内，为了一篇文章，一句话，一封信，为了书名的题署，为了编纂人的列名，以及一切细微末节，你总是来信同我商量。只有我才能完全知道你对亡友著作所费的劳务，心血。”

再说一说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失而复得的事。这本书的编订早在1944年就已完成，书稿交作家书屋出版。然而，书稿一交，三年之中杳无音信，并且一度传言已被书屋丢失。朱自清一提到这本书就流露出伤心的神色，以为再也见不到了，又不好写信去问。这本书是朱自清的心血之作，内收13篇文章，包括《新诗的进步》《诗与哲理》《抗战的诗》《诗的趋势》《诗的形式》等。没有想到，此书在1947年底出版了，朱自清喜出望外。他立即在书目录后的空白处写了一段话：“盼望了三年多，担心了三年多，今天总算见到了这本书！辛辛苦苦写出的这些随笔，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真是高兴！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改了一些错字。我不讳言我‘爱不释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说是‘敝帚自珍’也罢，‘舐犊情深’也罢，我认了。”短短几行字，竟用了四个惊叹号，足见朱自清的喜悦心情。更妙的是，朱自清在第一行字的上面盖了一个“邂逅相遇”的闲章，在最后一行的下边，又盖了一个“佩弦藏书之钵”的闲章。大概是因为太高兴，手忙脚乱，第二个闲章居然盖倒了。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与书的命运，交织成一部悲怆而坚韧的文化史诗。其得书之幸、失书之恸、著书之志、护书之勇，彰显了知识分子对知识本能的传承与民族精神的不屈信念。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