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隶属于浙江省杭州市的建德市梅城镇,遗存着一座起源于1800年前、面积尚有5.6平方公里的古城——严州。
严州古城的自然环境可谓得天独厚。在广袤的浙西丘陵地区,海拔千余米的天目山、千里岗和龙门山,分别从北、西、南三个方向拱卫着富饶的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流域。严州古城北面屹立着约两亿年前开始的燕山地质运动酸性岩浆喷发形成的独立山体乌龙山。从乌龙山顶向南眺望,新安江由西东来,其支流兰江从南北上,两江汇合成富春江浩荡东去。三江合流滋润着两岸沃土,也为建立严州城奠定了基础。
追溯古城的历史须从源头开始。小城贯穿南北的中轴线,由南大街、正大街和府前街组成。我顺着中轴线南行,直抵矗立于正大街和南大街交汇处的一座四柱三间五楼歇山式石牌坊。牌坊端庄威严、精雕细刻,额上雕有双龙戏珠、双狮绣球,檐下高悬敕封龙凤牌,上书“建功立德”四个鎏金大字。此牌坊系宋代为纪念三国时期名将孙韶而建。孙韶出生于本地,祖姓俞,字公礼,因英勇善战被吴国政权的奠基者孙策赐姓收为义子。孙策英年早逝,后由其弟孙权建立吴国。孙权于黄武元年(222)封孙韶为“建德侯”,三年后在此设建德县。在府前街北端东侧,还有二层建筑六合堂,展示孙韶的有关史迹。漫长的朝代更替中,这里屡经更名、改制,曾分属建德、睦州、严州等府。但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小城严州固有的中华文化基因底蕴深厚,一脉相承。
城中依照明清时期风格复建的民居以徽派建筑为主,粉墙黛瓦,望去清新明快;马头矮墙及飞檐翘角错落有致,更显灵动秀美。碧水绕城萦回,绿树依屋掩映。尤具特色的是,宋代至明清时期小城内外建起了一系列石牌坊,建德坊即为其中代表。《光绪建德县志坊表》记载,当时城内有里仁坊、辑睦坊等牌坊122座。鼎盛时期可考证的城内牌坊多达187座,加上近郊的12座,城内外计有各色牌坊199座。这些牌坊既有特色又具内涵,记录着丰富多彩的小城故事,读懂了它们便能大致了解严州城的厚重人文历史。
我重点探访了古城中轴线上的多座牌坊。在中轴线正大街北端,跨过太平桥就是府前街南端的小广场,此处耸立着呈“品”字形排列的三座牌坊。处于“品”字上口位置的是坐落于太平桥北端的思范坊,此坊为纪念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而建。范仲淹曾到此任睦州知州,任职期间体恤庶民,还创办龙山书院兴学施教,颇得民心。思范坊的匾上刻有根据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提取的四个大字“先忧后乐”。真可谓先师垂范,光照后人。
处于“品”字下口位置的两座牌坊分列于思范坊北边。东侧是汉富春治坊,其名称体现当地在汉代即为富春郡的治所,历史悠久且地位重要。西侧是理学名邦坊。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张栻同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他主持岳麓书院时曾邀朱熹前往讲学,促成著名的“朱张会讲”。张栻于乾道五年(1169)任严州知府,任职不满一年,但他曾邀请朱熹、吕祖谦同来严州,三贤汇聚联袂讲学,产生轰动效应。理学名邦坊的建立正是为了纪念这一盛事。
在江家塘和古街之间耸立着一座里仁坊,是为颂扬晚年居于睦州西门的北宋名臣江公望而建。公望于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谏,任职期间坚持“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甚至敢于面谏皇帝。他曾多次直谏宋徽宗,“陛下初临大宝,当以天下为念,今畜养珍禽异兽,恐非为君之道”。徽宗终于接受公望之谏,下令将宫中禽兽放归自然,并将公望之名刻于拂尘之柄作为警示。现存里仁坊系用严州青石建造的歇山式牌坊,正面雕有公望面谏徽宗的场景。该牌坊得名于《论语·里仁》篇中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至今仍有深刻的意义。
府前街上还有几座比较著名的牌坊。一座是南宋淳祐庚戌年间为方逢辰高中状元而建的状元坊。方逢辰祖籍淳安(属严州),原名梦魁,自幼“右足跛,左目眇”,但手不释卷,读书刻苦至极,终于淳祐十年(1250)29岁时得中状元,成为史上仅有的三位残疾人状元之一。宋理宗赐名“逢辰”并赐诗褒奖。此乃科举史上不可多得的佳话,严州知州赵汝历遂建状元坊作为纪念。另一座是明正统年间建于正街宣威桥边的三元坊,用以旌表籍贯严州梅城的商辂。他于宣德十年(1435)至正统十年(1445)连中解元、会元和状元,成为史载明代唯一的“三元及第”者。坊上题词分别采用著名书法家祝允明、董其昌手书,足显珍贵。还有一座表彰明朝严州毛氏存元、志宸、一鹭祖孙三代为官忠孝的清朝耳目牌坊,亦颇具特色。用现代语言来概括,将严州府前街誉为“学霸街”也不为过。
除了历史古迹,严州城内关于近现代名人新事的纪念亦不罕见。正大街东侧有胡亨茂故居。胡亨茂乃清末民初严州巨贾,以经营茶叶、丝绸、药材等南北货和五加皮酒发家,商号遍布严州一带,成为近代商业翘楚,誉称“胡半城”。故居现存五进三院,精致的木结构建筑质朴而不失华贵。西南三星街上原毕氏宅第已改造为民国时期邮政局旧址。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严州府开办二等邮局,成为新安江流域邮政通信的重要节点。现有的老石库门建筑和旧物展览给人们带来100多年前的信息。严州城还保留着两位现代科学家的旧居。一处是浙江大学原校长、气象学家竺可桢故居,系1937年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西迁之前,在严州租用浙大教员孙沩祖宅用以办公和居住的场所。另一处旧宅在府前街西侧,是浙大教授、数学家苏步青西迁之前在严州的临时居所,已经挂出“苏步青旧居”匾额,但尚未装修布展。两位科学家生平事迹和浙大西迁历史事件,是对后人进行科学家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参观城里的多种古迹后,无疑应当到南门登高望远。南门位于严州城正南端,是朱元璋的外甥兼养子李文忠攻占严州三年后,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请刘伯温设计重修城墙时的重要工程。当时将唐代始建的八座城门缩减为五座,正南门定名为澄清门,城上的烽火台亦改为城楼。现有城墙与城楼乃2015年重修改建的成果,修复的城墙长800米,比原高七米多的老城墙增高两米多。当年因兼顾地域特色和军事功能的需要,采用梅花形城垛的标志性设计,该城垛高于平边城垛,形似半朵绽放的梅花。故有天下城墙“梅花两朵半,北京南京各一朵,严州占半朵”之说,也是严州俗称“梅城”的由来。
登上重建的重檐歇山顶三层仿古建筑澄清楼极目眺望,严州古城四周的壮美景观尽收眼底。苍郁的乌龙山拱卫着旧颜新貌的严州城,屋舍参差、商铺并列、石径引幽、游人麇集,好一幅生动活泼的生活情景。碧澄如练的新安江在眼前静静流淌,江面上舟楫数点悄悄移动,江对岸低矮的群山渐远渐渺,而东南方巽峰上的南峰塔则在夕阳的渲染下显得格外分明。朝东南凝视,依稀可见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三江合流,汇成壮阔的江流浩荡东去。向西南远眺,云山遮掩挡住视线,但山后云外的富春江边,严子陵垂钓处钓台犹在,参访者纷至沓来。人们在敬仰隐士高德的同时,有没有联想到那里也是“严州”城名的来源?
严州小城的古老传说还有近代新篇。在新建城墙东段的福运门外,紧靠新安江边的渡口旁,留存着对于浙大西迁事件的深情纪念,引领后人回顾八九十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全面侵华,大半个中国深受战火纷扰。为了保存中华文脉,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从11月11日开始,由杭州相继迁徙至浙江建德、江西吉安、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完成了“文军长征”的壮举。浙大西迁之始有16个系,教授70人,学生512人;三年后发展至27个系,教授201人,学生2171人。他们还协助相关部门将仅存的《四库全书》一部140箱安全转移至贵阳黔灵山,为拯救国宝作出了卓越贡献。
城墙过道两壁描绘着浙大西迁路线,江边屹立着西迁五教授群像。在刻写着“浙大西迁首站——建德”几个大字的巨石旁,校长竺可桢居中,数学家苏步青、生物学家谈家桢和贝时璋、物理学家束星北位列两边。教授们目视远方,从容坚定,心中默念的一定是:“教育救国,科学兴邦,我们义不容辞。”
群像中谈家桢站立于竺可桢左侧,他身着西装,左手提着箱子,右手紧握礼帽,更显年轻英俊。望着谈家桢朝气蓬勃的形象,我的思绪不禁飞向三四十年前……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20年,我曾担任四届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会,分组讨论时江浙沪三省市总是分在一个组,因此,我就有机会同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并作为浙江省代表的谈家桢先生相识。谈先生身居要职却平易近人,也喜欢同我们年轻的中委交谈,不久彼此便熟识起来。一次我请他为我即将再版的获奖教材《创造学与创造力开发训练》题词,他欣然应允,略加思索便提笔写下“培养时代需要的创造性人才”一行大字。如今物是人非,谈先生已经作古10多年……
我赶紧站到谈家桢先生塑像旁,留下一张后辈敬仰先贤的照片。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新安江两岸,高耸的城墙、江面的微波以及对岸的林木都泛出淡淡的金黄色。往事岂能成烟?严州古城的前世今生,早已根植于我的心田……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创造工程与创造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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