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吴原元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他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这些论述阐明了新时代我们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首先确立一些基本性的理念与原则。只有厘清转化与创新的理念前提，才能使我们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转化与创新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在笔者看来，“去圣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转化的首要理念。

传统文化中的圣化现象

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更是一个文明体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经历漫长历史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无可选择的历史前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应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宝贵资源与独特优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历来就有崇高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具有文以载道、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和家国天下的博大文化情怀。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使命和担当意识。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理念和文化精神历久弥新，闪耀着恒久的思想光芒。

与之同时，我们亦必须注意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的圣化现象。所谓的“圣化”，就是将一些人物视为圣人。圣化并非儒家的专利，它是先秦诸子们共同的文化认同。刘泽华先生即曾指出:“在传统文化观念中，圣人是文化的本体。”圣人在道德上完美无缺，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公平正直、谦虚谨慎；在能力上对于宇宙包括社会、人生的知识和规律有全面的了解和切实的把握，能够顺应世界的内在逻辑，同时还具有最高的智慧。特别是在儒家文化的塑造下，圣人不仅是智与能的集合，而且是德的最高体现，凡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美好品德和素质均可归之于圣人。圣人虽然不是神，却具有神的地位和功能。正如《中庸》所说“至诚如神”，认为圣人可以“配天”，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等。

圣人，其本质上是人的一种文化创造物，是理性、理想、智慧和真、善、美的人格化，既是人们的认同对象，又是追求的目标。圣人反映了人们最美好的愿望和强烈的期盼。人们不会满足于让圣人的美好、神圣和珍贵仅停留在理念层面，还会在现实社会中寻找乃至创造圣人。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大量的圣人，如孔子、孟子、朱熹等。通过大量的塑造工作，这些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优秀的人物就成为圣人在现实社会中的样本。人们在谈到这些人的时候，更多的是指作为圣人的人，而不是历史中本来的人。

圣化现象反映了古代社会对秩序的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崇拜圣人。《论语》即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圣人被视为道德权威，其他人在道德上低于圣人，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境界。由于圣人德性完美，至公无私，因而也是道德水平的权威裁决者。人们应该遵从圣人的道德指引，以圣人的道德判断作为自己的道德判断。与此同时，圣人亦被认为是知识权威，其他人自然应该接受圣人的教育和引导。所以，人们在知识上要向圣人学习，在道德上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圣人还被认为应该是政治权威，其反映的是为政之道，而非成人之道。由于圣人拥有突出的道德和知识权威，因此政治权力自然也应该由圣人来掌握，人们在政治上应该尊崇圣人，服从圣人的命令，接受圣人的指挥。正是道德、知识、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相互叠加，使圣人成为不可动摇的权威和真理的象征，成为人们尊奉的对象。

圣人塑造和圣人崇拜反映了中国人提升自己和改进社会的愿望，对确定性、秩序、和谐的追求是中国思想文化成熟的标志。然而，我们亦应注意到，无论是对圣人的描述，还是对现实人物的圣化，往往只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凝练、情感的投射，是人们的精神需要。但在圣人崇拜之下，人们的道德修养、学习认知、社会生活等行动都是一种类信仰行为，这使人们偏离了提升道德修养、增长知识能力、建设美好社会等目的，而更多是在精神上确认圣人的伟大，在行动上完全以圣人言行为准则的同时，却也使人们在圣人面前没有任何个性和独立性可言，因为只有心悦诚服地崇拜和追随圣人，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得以提升。就这样，人的个体独立人格在圣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受到严重抑制。

“去圣化”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

从人类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趋势看，圣化并不是一种太好的思维方式和特点。从中华民族复兴、中国现代化、社会文明进步、中华文化发展创新的角度看，有必要“去圣化”。

“去圣化”这个概念最初是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在谈及现代人时提出的。所谓的“去圣化”，就是不把历史人物视为圣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物，无论过去是否被推崇为圣人，现在都不宜以圣人视之。对于历史上的圣人，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被圣化的人与历史中的人并不一致，不能以对圣人形象的研究代替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更不能以对少数被古人视为圣人的人的思想的传播，来代替对中华文化的发掘和传播。同时，在研究古人时既不把古人认为的圣人认为是圣人，也不在古人中寻找和塑造新的圣人，而只是把古人及其思想作为正常的研究对象，按照学理、依据事实进行探讨。如此，对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探讨才不会受到不必要的自我束缚，而是具有高度开放性、建设性。

需要指出的是，“去圣化”不是对历史人物的庸俗化，而是对圣人的正常化，将一些只能被仰视、尊奉、崇拜、遵从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变成可以被真正科学研究、思考的对象。这既是对现代人的解放，也是对古人的解放。“去圣化”更为重要的要义在于，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圣化思维的影响。圣化思维不是一种科学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相反其作用更多是将人们的注意力和精力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上引开。同时，圣化思维限制了创造性，不利于适应变化的社会。因此今天在面对传统文化、思考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化问题时，首当排除圣化思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转化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不仅需要在方法、技术、操作等层面反复尝试和探索，还需要在方法论、理念层面审慎选择。其中，“去圣化”应该是基本的理念。圣化的出现虽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理论正当性，但时至今日不能再以圣化的思维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认知、思考的对象，而不是人们认知思考的结论、结果和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