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驰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伴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而不断更新,并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一旦形成,就会以各种方式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逐渐内化为一种精神力量。所以,鲁迅在谈到文艺与国民精神的关系时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的网络中,人才能成为社会的人;同样,人也是一切文化关系的总和,只有在各种文化关系的规范中,人才能成为文化的人。一个没有接受文化熏陶的人只是自然的人,文化对人的熏陶过程其实就是人的道德提升过程。

有怀疑才有创新

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漫长的历史之所以能够缔造灿烂的中华文明,逐步形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不竭的动力就在于不断吸纳其他文化的先进养分,不断创新。中国大地上原有许多部落和民族,这些部落和民族长期共处,互相交流促进,共同发展。因此,“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历史主体,又是一个现实主体;既是一个实践概念,又是一个综合了种族、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要素的文化概念。

5000年积淀的中国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长期以来,我们被灌输的是“听话教育”,这使我们的民族缺少批判精神,使人易于墨守成规,缺乏创造力。而“怀疑一切”就是打破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有力武器。敢于“反其道而思之”,从问题的相反方面深入地进行探索,树立新思想,发现新问题,我们的文化基因才能传承、发展。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对传统、惯例、常识的反叛,是对常规的挑战。

马克思及其所创立的学说,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怀疑和批判既是两个重要的概念,也是我们今天讨论文化创新的理论源头和出发点。

早在伦敦时期,马克思就将“怀疑一切”视作箴言。那么,他为什么喜爱这句箴言呢?其基本精神是什么?

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封建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让位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其所处的时代有一个特点,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从青年时就立志献身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树立了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他以惊人的毅力全身心投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实践斗争中去,通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发现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马克思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伟大和崭新的事业,必须要以彻底的革命的批判眼光看待一切,必须同旧世界的一切做最彻底的决裂,才能达到此目的。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马克思笃信并践行“怀疑一切”的信条。

马克思把“怀疑一切”作为座右铭,坚持不懈地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不以解释世界为满足,而以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使命。革命的批判的本质正是马克思及其学说蓬勃发展并持续焕发生机的根源。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宣称自己不是僵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南,而不是具体的结论和现成的答案。

人的认识和科学发展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没有创新,科学与认识就会停滞不前,可以说这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常识。而创新往往是从怀疑开始的,有怀疑才有创新。历史上许多学者的发明创造和理论创新,都是从对传统的定理、权威的理论的怀疑开始的,进而提出不同假说、理论观点,并锲而不舍坚持下去,最后取得成功。因为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可以使人们不做迷信与权威的奴隶。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

在批判中发现新世界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特质。在哲学史上,黑格尔首先在积极的意义上将辩证法与“否定性”内在地关联起来。可是,黑格尔虽然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但仅将其看作是逻辑真理的第二个阶段,即“辩证的阶段”的特征,黑格尔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达到逻辑真理的思辨的形式或肯定理性的形式。马克思把辩证法的否定性具体化为“批判性”和“革命性”。他认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需要指出的是,“批判性”在哲学史上并非马克思首创,因为自由的批判精神自哲学诞生之日起就与其本性联系在一起。古希腊人把哲学称为“爱智”而非“智慧”,这就意味着哲学并不仅是一种智慧,而且是对待全部智慧的一种态度,即对智慧本身的真挚、强烈、忘我之爱。“爱智”是对智慧的追求和追问,是把智慧作为反思的对象。就此而言,“爱智”的哲学是使“智慧”成为哲学探究的“问题”。“批判性”正是哲学作为“爱智”的本质性要求。但是问题在于,哲学的这种源自苏格拉底的自由批判精神,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却被遮蔽了或者说失落了。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恢复或者说拯救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是因为他改变了传统哲学的批判方式,“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对于辩证法应有批判方式的明确概括。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这种批判方式和传统哲学的批判方式已经有了本质性区别。传统形而上学由于把绝对真理确立为自己的理论任务,就决定了“否定性”只能是其通达绝对真理的中间性环节。这种哲学在对现实的批判之前有一个根本的理论前提,就是要首先确立一个正确的批判标准。在传统哲学的语境中,形而上学是关于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科学,与此相应,哲学家们把真理的认识当作拯救现实生活的途径。这使得理论对于实践具有经典的优先地位,也就是所谓的理论指导实践。因此,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方式来讲,最重要的是确立客观性的真理认识,亦即指导和批判实践的标准。

与此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讲,首要的不是确立指导和批判实践的标准,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意味着,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像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那样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不是根据永恒的正义尺度或普遍的道德来“批判”现实生活,相反,其所贯彻的是一种从现实生活条件出发的实践原则。马克思批判方式的出发点不是先验的理性原则,不是关于新世界的理性规划,而是处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旧世界”。他感兴趣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分析,换句话说是对“旧世界”的批判,通过对“旧世界”的批判,内源性地彰显出“新世界”。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意味着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是一种理论批判,更重要的是一种具有现实性的实践批判。这种实践批判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习近平同志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出发,揭示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把握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批判“现存的一切”就是要批判这种矛盾运动的逻辑,从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对立关系的形态。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他抓住了现实的对立关系产生现实的解决形态的过程,也就是说,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中发现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了新世界。“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并由此形成的矛盾运动,不仅是我们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绝佳视角,更应该成为我们探讨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方法论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时代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对于一个有着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的理论工作者而言,“怀疑”与“批判”的重任还很艰巨,文化创新的路途很不平坦,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