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早在100多年前，出生于纽约的作家亨利•詹姆斯和家乡在新英格兰佛蒙特州的哲学家约翰•杜威，不约而同地批评美国城市缺乏他们崇尚的教养、历史、魅力、高雅，他们称其粗俗、混乱、华丽而俗气，而像巴黎这样的欧洲城市则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巴黎是一个仍然运转良好的城市。由此可见，城市的生机与活力，自始至终不仅是城市规划与建设所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大众所珍视的品质。

那么，究竟什么是城市活力呢？城市活力指的是城市中的场所让人感到有生命力，本质上，它是一种空间品质，源于城市中各种独特的商业和娱乐机会、高度的社会异质性，以及稠密的人流。因此，城市活力往往与密集的城市环境联系在一起。正如美国记者兼作家简•雅各布斯在其开创性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言，城市活力是安全和成功的城市的先决条件。

城市活力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和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人口流动加快，城镇迅速扩张，建设用地增加，城镇形态剧变；及至当下，全球化退潮，外部局势错综复杂，新冠疫情增加了不确定性，城市发展也呈现出加速变化、高度复杂、相当脆弱的特点。但自始至终，城市活力都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一些新城建设规模很大，但建成后长时间沦为空城，严重缺乏活力。全国2000多个特色小镇中，一些小镇产业特色不鲜明，产镇难以融合，活力不足。还有百余个地级市及以上的城市处于收缩中，或由于资源枯竭，或由于常住人口连续下降，导致活力衰退。而城市更新中的大规模拆旧建新加速了地域历史文化的灭失，城市同质化严重，活力也随之下降。这些都不是新问题，但是在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双重挑战下，如何提升城市活力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国内近年来已经针对城市活力开展了一些评估工作。2018年起，百度地图慧眼团队联合多家规划院开始发布季度、年度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通过分析海量时空大数据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寻求客观反映我国主要城市人口吸引力、文旅活力、夜间消费活力、市民出行情况、交通基础设施状况等，以折射出不同区域、城市的经济活力。例如，研究报告根据商圈客流规模推断商圈活力，得出了最具客流吸引力的商圈主要集中在南方一线城市（如上海南京东路商圈、广州天河路商圈）以及人口规模较大的中西部城市（如成都太古里及春熙路商圈、武汉江汉路商圈、重庆观音桥商圈等）的结论。研究报告还根据城市外地游客规模指数确定年度节假日期间接待最多外地游客的城市，根据城市人口吸引力指数确定年度全国城市人口吸引力排名。但是，通过大数据只能观察到现象或结果，并且侧重于城市经济活力，至于城市活力的要素、机理和提升策略等问题，仍旧要基于城市设计和城市社会学理论来回答。

城市活力的要素与机理

城市活力讨论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城市活力首先是空间活力，并以此为培养基，孕育出经济活力、人文活力、创新活力等。城市作为建成环境和社会行为背景，须纳入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量，不仅要考虑城区常住人口变化，还要考虑经济效率、教育水平、产业结构、老龄化程度等因素。

城市活力与尺度有关，是有规模而不空旷

多尺度是城市的基本特征，城市的尺度表现在用地、街区、建筑、街道家具等各类形态的量度上，也是城市功能性质和空间结构的反映。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城市被期待产生集聚效应；从开发利润的角度，城市被期待产生规模效应。但从个体心理的角度，人性尺度则是更恰当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平衡“有规模”与“不空旷”的要求。例如，通过小规模更新抵制大规模更新，通过小街区建设对抗大型社区的兴建。200米见方的市中心街区比起1000米见方的郊区大型居住区更适合人的步行活动，也更易产生城市活力，即“小产生活力”。小街区意味着路网更密，某种程度上，城市路网密度是城市活力的重要参数。有数据表明，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36个主要城市平均路网密度为6.1公里/平方公里，其中深圳、厦门和成都三座城市路网密度在8公里/平方公里以上，已达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提高到8公里/平方公里”的目标要求。

城市活力与密度有关，是有密度而不拥挤

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则更充分地表达了城市环境的密集程度。城市活力不仅与密集的城市环境相关联，还要求街道具有无障碍的可达性。密集的市中心社区可以提供充分的休闲互动体验，因而这些地区往往充满活力。通常而言，从城市中心向外围延展，居住密度是逐渐降低的，越靠近市中心的是密度越高的社区和住房类型（如高层住宅），越远离市中心的则是密度越低的社区和住房类型（如独立式住宅、复式住宅、联排住宅等）。市中心居民有更多的机会使用各种便利设施进行社交，也能更方便地借助公共交通获得良好的机动性和流动性，他们享受活力，也带来活力。而在区位偏远的郊区、园区或新城区，因为缺少活力，人们会避免居住在那里，他们的选择又进一步降低了提升地区活力的可能性。

当然，“有密度”与“不拥挤”之间也需要达到平衡。长期以来，相对于西方城市来说，高密度聚居是发展中世界的城市的显著特征，这种高密度固然带来了活力，但很多时候已经趋于拥挤，从而带来交通拥堵、居住拥挤。经历近三年的疫情，人们也更深刻地理解到，密度大小不仅关乎居住质量与空间活力，还是决定疫情社区传播的关键变量，高密度往往导致病毒高传播率，会给城市公共卫生带来潜在风险。

城市活力与复杂度有关，是多功能混合而不混乱

城市生活的魅力在于其复杂性与多样性，住宅和商业用地及其他多种功能用地的高度混合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可能性，数量众多、种类多样的城市设施为居民提供了舒适、便利的各种服务以及教育、社会和文化机遇，异质性的人口也可以自主选择生活模式。城市在物流、客流、信息流的流动中获得活力。按照雅各布斯的见解，城市活力来自相对密集的城市区域的协同作用，这些区域提供了一系列商机和“免费”机会，以及密集的街道生活和大量的异质人口。因此，一个地区内包括商店、咖啡馆和餐厅在内的各种便利设施，能够创造条件全天不断地吸引人们来进行更多非正式的社交，从而使该地区变得充满生机。

但是，过多的人口、功能聚集在城市，也会带来居住、交通压力及各项服务的超负荷运转；商业用途的大量存在可能吸引太多外部游客，给城市增加额外的负担；功能布置的不合理更可能造成混乱。

影响城市活力的要素除了尺度、密度、复杂度之外，还与城市的气候、生活的节奏、人口的成分及历史与文化相关。例如，较高的社区密度、较多的便利设施以及距市中心较近的距离，都与较高的城市活力密切相关。城市绿地则与城市活力呈负相关，较大的绿地可能抑制活力。此外，鼓励步行、减少停车和提供自行车道也是提升城市活力的途径。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收复街道和公共空间供人们使用，而不是用于交通。

社会互动和参与对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性

城市活力也是社会和经济的活力，涉及积极的社会活动和事件。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是保持城市活力的基础，正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社会互动和参与，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有两个例子颇能说明社会互动和参与对于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性。

2009年8月，德国汉堡市决定拆除一个长期疏于维修的历史建筑群（Gangeviertel），这引起了部分艺术家的反对，他们主张将其改为一个文化和艺术空间。经过多方博弈，艺术家们最终成功拯救了这12栋建筑，并举行了庆典活动，吸引了3000多名汉堡市民前来参加展览、电影放映会、音乐会和其他文化活动。这些艺术家组成的集体于2010年转变为合作社，汉堡市政府授权合作社使用和管理这些建筑。自那以后，其中几栋建筑得以翻修，数万人参观了这座文化综合体。德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将其作为城市发展的成功范例，即通过保护公共空间和民主的城市政策来促进文化和社会活力。

摩尔多瓦首都基希讷乌市曾经有一块荒废的三角形土地，人们常在此倾倒垃圾和建筑瓦砾。而现在，这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被称为基希讷乌市民中心。这一转变由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发起，并与当地官员及艺术家、建筑师、科学家、学生和社区成员共同创建，在附近居民的支持下，他们将这片荒地改建为一个适合儿童玩耍并可以进行社区聚会、电影放映、游戏、展览和表演的场所，给城市带来了充沛活力。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路径，这些案例对于我们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尤有启发。此外，无论是在已经建成的新城(产业新城、高铁新城、行政新城、大学城等)还是在特色小镇中，提高城市活力的干预措施都是必要的。对处于收缩中的城市来说，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并形成紧凑的城市格局，是保持活力的有效途径。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城市活力的大幅下降需要通过线上消费、社交和创新予以弥补。总之，要在不同的城市建成环境中，实现城市活力的多样化提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