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缺了县令,谁可以接任呢?”祁黄羊说:“解狐可以。”晋平公一愣:“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笑道:“您问的是谁适宜当县令,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呀。”平公深以为然,于是任命解狐为南阳令。解狐上任后,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受到南阳百姓爱戴。

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问祁黄羊:“国家缺一位领军尉官,你看谁可以担任这个职位?”祁黄羊毫不含糊地说:“祁午可以。”晋平公十分惊讶:“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您问我谁适宜做尉官,并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呀。”晋平公于是任用祁午,祁午果然胜任其职,颇受国人赞许。

据史料记载,被仇人祁黄羊举荐过的解狐,也曾举荐过自己的仇人邢伯柳。邢伯柳得知解狐举荐自己,以为对方不计前嫌,于是前往解狐府邸拜谢。谁料,解狐并未笑脸相迎,而是拉起弓箭对准他,严厉警告说:“我举荐你,这是为公,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可你我有仇,这是私怨,不能因此了结,我依然恨你。”解狐就这么耿直,公私分明。

同时代的孔子赞誉祁黄羊说:“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祁黄羊、解狐都曾举荐过仇人,因为他们懂得公大于私,个人恩仇只是私怨,不能把私怨带入公门,否则就会失之偏颇,有损公道。

自祁黄羊之后,历代不乏举贤不避亲仇之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即为其中代表。作为文坛领袖,欧阳修慧眼识珠,发现并提携了一大批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使他们名扬天下。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都曾受益于他的赏识与推荐。

欧阳修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他在即将告老还乡之际,向宋神宗推荐了三个未来宰相人选——司马光、吕公著、王安石。消息传出,举朝震惊,因为这三个人与欧阳修都有过节。

司马光与欧阳修的矛盾缘于“濮议”之争。“濮议”是关于宋英宗如何称呼其生父濮王赵允让的议题,欧阳修等人主张尊濮王为皇考,而司马光则主张尊濮王为皇伯、仁宗为皇考,指斥欧阳修是“邪议”,要求罢免其官职。

吕公著与欧阳修的矛盾缘于庆历新政。范仲淹当年推行新政,欧阳修是其坚定支持者。范仲淹失势之后,很多人落井下石,欧阳修却上书仁宗,慷慨陈词,竭力为范仲淹申辩。此时吕公著也站了出来,对欧阳修的说辞逐条批驳。结果,范仲淹被贬出京城,欧阳修被贬为县令。

王安石与欧阳修关系比较复杂。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才华颇为赏识,曾向王安石赠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诗中以李白、韩愈勉励王安石,表现了对他的器重与期许。可王安石却答诗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不仅不赞同欧阳修的评价,还暗含讽意。

诚然,欧阳修推荐上述三人为宰相人选,并不关涉个人恩怨,只是看重三人有治国安邦才能,可以胜任宰相之位。

祁黄羊、解狐、欧阳修出于公心举荐贤能,无疑值得褒扬。然而,历代也有不少身居高位者出于私心举荐亲信,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基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而让亲友圈的人占据要津,往往有损于公共或国家利益;这不仅是权力腐败,也有悖于政治伦理,为君子所不齿。

《吕氏春秋·贵公》言:“昔先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礼记•礼运》亦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不难看出,儒家认为大同社会的实现,关键在于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

从古至今,“公”都是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为政莫若至公”,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上最高的善即为公正”。从这个意义上看,以公治理事、选贤任能,既是价值取向,也是为政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