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1日，又是橙黄橘绿时，我坐在朗润园湖边的长凳上，对着远处干枯的季荷发呆。轻柔的白云融入蓝蓝的天，美丽而慵懒。午后的阳光透过依然碧绿的柳条，斑驳地投射在我的身上，交织出活泼的光和影。湖面上，一圈圈、一层层的縠纹向我逼近，纷至沓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峻急。于是，记忆的闸门倏然打开，我要写下点什么，为纽约，为自己。

关于纽约的记忆已经很淡了。之所以淡，不仅因为隔了多年，更是因为那七年求学生活的寂寞，不容我想起，也不愿意回忆。和人谈得最多的是“911”事件，当时我就在曼哈顿，撞楼的时间是早晨8点46分，我尚未起床。当时有外州的同学打来电话，说世贸中心被飞机撞上了，我还以为是开玩笑，翻个身继续睡了。记得那天是星期二，我要给本科生上英文写作课，复印资料时感觉办公室的气氛压抑而诡异，主任一反常态，嘴巴闭得紧紧的，严肃得吓人。我不敢出声，然后得知课程都取消了，原来传言是真的。9点开工，提前上班的人们遭受了厄运，踩着点进办公室或迟到的员工反而得以幸免，这或许就是命运的捉弄吧。

“911”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难以释怀的，而对于我而言最难忘的则是第一学年春季学期，即2000年春天。那个学期，我同时选修了卡斯顿教授“早期现代的书”和坦瑟尔教授“学术编辑”两门课，开始进入了校勘学、目录学、书籍史、学术编辑这些广阔而迷人的领域。这些学问适合我的性情，我学得很轻松，成绩不消说是优秀的。就像观星者发现新星一样，那种发现新知的快乐永志难忘。仅就那一学期获得的知识，我在纽约的留学生涯就没有白费，所有的辛苦和孤寂都是值得的。后来，2002年秋天，我获准在华盛顿久负盛名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跟随延德尔教授学习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古文书学，又发现了手稿研究这一新大陆。在那个学期，我每周有一天要从纽约到华盛顿上两个小时的课，这一天往返在路上就要耗费10多个小时！其辛苦不足为外人道也。当然，这是值得的。

当2006年夏天我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和同行分享“读书先识字”时，当2009年底我在英国顶级期刊《图书馆》发表推翻英国权威学者观点的论文时，当2014年初我出版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手稿研究和札记书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时，当2015年秋天我在杭州应邀做讲座并向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师生介绍古文书学时，当那些年我向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博士新生传授古文书学、手稿研究、目录学、校勘学、学术编辑、书籍史等新知识时，我为自己玄奘取经般的行为感到自豪。我知道，我负笈海外求学的选择是对的，我在求取真经后回国也是对的，我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薪火相传，为真理的大厦增砖添瓦。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为燃料，才把这笼真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小子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一点点成绩，只是先师萨义德先生讲的“开端”而已，我可以高兴，但不能得意。

冯友兰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他阔别哥大近一甲子后重回母校，获颁名誉文学博士时曾赋诗抒怀：“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这首诗我读来非常亲切，因为我曾多少次漫步在那赫贞江畔，多少次流连，为了不熄的真理之火，把自己化为后来的柴薪。作为“贞元六书”的作者，冯友兰先生所称的“贞江”别有深意，包含了对晚年的自我、对旧邦新命的国家及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期许。

哥伦比亚大学教会了我谦卑，纽约赋予了我忧郁的气质。2003年9月，萨义德先生辞世之际，恰逢开学不久，难忘哲学楼门口台子上不知谁摆放的白色花束。人来人往，纽约的街道很窄，人很多，华人也很多，以多元文化著称的纽约总是不惮于欢迎来自古老东方的黄皮肤面孔。驰名世界的大都会博物馆向哥大学子免费开放，那里留下了我一次又一次享受美的盛宴的身影。去中国城买菜是我每两周必修的功课，而皇后区的小肥羊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火锅。我也曾搬过几次家，或临大街、或邻书店，或清幽、或热闹，然而忘不了的仍然是河滨大道362号3A10，不久前我还专门委托重回纽约的台湾朋友拍了那幢楼的照片。我多少次在河滨公园散步时，想起胡适和韦莲司、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往事，不能自已。

留得残荷听雨声，是义山的名句罢。然而，未名湖的残荷已经被工人拔去了，入秋已深，也不见雨声。美的回响，原是在想象中。在朦胧的月色中，我打捞起纽约岁月的片段，以回应远方的朋友。是为琐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