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44岁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那是1971年的夏秋之交。

我那时还小,对生死没什么认识。那天下午,母亲、大哥和已经出嫁的大姐聚拢在父亲躺着的土炕边,我也好奇地围过去,瘦成一把骨头的父亲蜷缩在一块破布下,身子底下是一张破苇席。他浑身发烧,家里没有药,也请不起医生。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快近傍晚,母亲说:“你爹不行了,二喜子(大哥的乳名),快去叫人……”一会儿,家里涌进很多人,父亲紧闭着眼,一任乡人们摆弄,人们给他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将他抬到一扇破门板上,仍然盖上那块他常盖的破布。此时,大哥忍不住大哭起来……

出丧那天,天色灰暗,我和街坊邻居的小伙伴一样,跟着送葬的队伍缓缓行进,走到村北的一块荒地,看着父亲被推进一个砖垒的坑道的窄门里,乡人们纷纷向里铲土,很快隆起一个土包。我傻傻地看着,一声也哭不出来。

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频繁地咳嗽,大口地吐痰,凶狠地骂人,我总不听他的话,总挨骂,他老想打我,我不敢靠近他,怕他的拐杖落到我的头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人谈起父亲的死,我都没有反应。

那时,农村是按劳动力工分分口粮的,我们家五口人,只有大哥能挣劳力工分,母亲挣的妇女工分大概相当于劳力工分的一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只能分到一口半人的口粮。几乎整个70年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饥饿。

那时,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正生活在泥窝里啊,等你们几个都长大了就好过了……”盼望我们长大是母亲最大的心愿。

那时,家家户户已经分了巴掌大的一点自留地,每每小满过后,麦梢发黄,麦子能搓着吃了,母亲就去自留地里拔麦子,背回来用火烧了麦穗,在簸箕里反复地搓,搓下麦粒再端到碾上去碾压,然后用这不怎么成熟的麦子熬粥喝,还是蛮香的,这就解决了燃眉之急。

80年代初期,我们这里也实行了土地分包到户的政策,吃饭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们终于熬到了好时候。然而那时大哥已经30多岁了,还是单身,说媳妇又成了母亲的愁肠。每每那个能说会道的表叔来串门,母亲就说,“看看给你大侄子操个心,糊弄个媳妇啊!我们忘不了你……”接下来,母亲麻利地炒几个鸡蛋,剥几把花生米,又打发我们去商店买酒,让表叔喝几杯。表叔一边喝酒,一边嘻嘻哈哈答应着,“老嫂子,这事我一直记着,一旦有对事的,我肯定想着咱这孩子。大侄子挺好的,忠厚老实,又有文化,慢慢来吧,别犯愁,媳妇准能找到……”每次表叔都这样表态,然而总也见不到媳妇的影子,后来表叔就很少来了。

大哥岁数越来越大,家庭的变化却微乎其微。我和妹妹、弟弟靠大哥和母亲在责任田里劳动,交学费、书费、生活费。后来大哥又琢磨盖屋,费劲巴力地盖了几间砖屋,欠下不少外债,其中也有银行贷款,每到年底就有要账的,银行也来催款。贫穷的根扎在我们心里,不知何时能够剔除。大哥的婚事也就更加渺茫。

“等俺这几个孩子都长大了,就好过了。”母亲盼着我们都长大,替家庭分忧,解决大哥的婚事。长大的过程总是漫长的,然而,等我们陆续长大了,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大哥也已40多岁了,母亲已年过花甲。

我们兄妹平平庸庸,只能维持自己的小家庭,不能帮大哥和母亲过上更好的日子,更无力圆他们多年的梦。是啊,我们长大了,而她热切盼望的并没有都随之而来。

晚年的母亲皈依了基督,她大概觉得人究其一生,凭一己之力很难改变什么,只好到神主那里求得庇佑了。本来不怎么讲究的母亲,信教之后每次去做礼拜,总是梳理好头发、穿戴好衣物,好像赶赴一场重要的约会。我家在村子最南边,教堂在村子最北边,来回三四里路,母亲都是走着,每次回家,我看见她脸上总是浮着浅浅的笑容。

不幸的是,当我们刚有起色,母亲却频频患病,没撑几年,她就带着诸多遗憾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几年,我每每涨了工资、出了新书,子侄们学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都跑到她老人家坟前告诉她一声,她在世时没看到的,在另一个世界总算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