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对鲁迅很熟悉了,鲁迅故居也去过多次,但不久前收到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钱振文先生的新书《西三条二十一号》,读后更增兴致,便又去了一次。钱振文也在这个院子里工作10多年了。这本《西三条二十一号》谈的是鲁迅在西三条定居两年又三个月的往事,封面用的是鲁迅的书房和起居室“老虎尾巴”的照片,而封底则是鲁迅书桌的正面照片。我以为,“老虎尾巴”正是鲁迅故居的最大看点。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失和之后,被迫搬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梦想破灭了,两人在思想上也分道扬镳。在西三条的这段岁月,鲁迅创作和翻译了230多篇文章,包括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的一部分,散文集《野草》、《朝花夕拾》和小说《彷徨》中的主要部分,还翻译了《出了象牙之塔》,并与许广平通信,创作可谓极丰。

实际上,鲁迅故居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北京四合院,相比八道湾11号,这里显得局促许多,如果不是因为鲁迅,很可能早就变成高耸的商业大厦了。故居进门的一间倒坐,也叫南房,之前算是鲁迅的书房和招待客人的地方,但实际上鲁迅并不常在那里。院子东面的厢房是佣人居住的地方,西边的厢房是厨房。倒坐正对的三间房屋,东面为鲁迅的母亲居住,西面为夫人朱安居住,鲁迅则在中间客厅的房子后面接续了一个很小的房子,老北京人把这种凸出去的房子叫做“老虎尾巴”。我对这个“老虎尾巴”很感兴趣。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购买这样一处房产实际上对于鲁迅并不合适,因为从格局来看,已经很难安排合适的工作室。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或许正是“老虎尾巴”诞生的直接原因。鲁迅称之为“绿林书屋”,有时在文章中又叫做“东壁下”。后来鲁迅的友人孙伏园、许钦文等都将之称为“老虎尾巴”,多数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个说法。

钱振文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中详细介绍了鲁迅故居的建造过程,同时还附有五张鲁迅手绘的这所房屋的设计图纸,在故居东厢房亦展出这几张图纸。五张图纸之中,第四张上鲜明标注了“老虎尾巴”的建造样式,并注明这个地方的进深为“一丈二尺七寸”,东西宽度没有注明,但注明了三间房屋的宽度为“二丈九尺”,若三间房屋平分,则“老虎尾巴”的宽度应为九尺七寸左右。后来,鲁迅在图纸上又把南屋向后延伸,按照瓦匠在《做法清单》上的标注,“明间新添平台后虎尾一间,进深一丈”。如折合成现在的计量方式,“老虎尾巴”的进深大体应为3.3米,东西宽大约应为3.2米,面积大概为11平方米。整体上看,“老虎尾巴”是一个正方形的小屋子。值得注意的是,“老虎尾巴”的北窗与北京四合院的传统窗户不一样,采用的是现代的玻璃大窗户,构造也十分简洁。对此,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曾说,这个住房“带有旧式的建筑法”,内部“显得暗,左右也不十分光亮,独在前面——北——有一大片玻璃,就好像号筒口”。

“老虎尾巴”内部有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一个书箱,一个储物架,一对茶几,都是最普通的物件。鲁迅的单人床就放在北窗下,很窄,看着寒酸。书桌上错落摆放着油灯、笔架、笔筒、茶碗、烟灰缸、闹钟,另有一个褐色的陶猪,还有一个很小的工艺品,像一个小孩的陶像。书桌的最外侧放着一个相框,看不清内容。老虎尾巴的墙上则悬挂着几幅艺术作品和一个相框。东墙上,一个画框里是画家司徒乔的《五个警察一个0》,所画内容为一群警察在殴打一个领着小孩要饭的孕妇,此画系1926年鲁迅在中山公园的画展上购买;另一个很小的相框就是鲁迅在日本的老师藤野严九郎的五寸黑白照片。鲁迅研究学者黄乔生曾考证,此处一度还挂过俄国作家安德莱夫的照片。西侧的墙上有一幅字,是鲁迅请他的教育部同事乔曾劬所写的集《离骚》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另有两张小画,问了故居的工作人员,得知一幅是孙伏园之弟、画家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的封面图片,另一幅是张风景画,画面为池塘和树木,目前尚不知为何人作品。

这次来鲁迅故居最大的收获,就是搞清楚了“老虎尾巴”的大小和内部陈设,过去读一些有关著作,多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墙壁上的画作,无法靠近,更看不清楚。从故居回来后我一番查证,方了解到孙福熙的《山野掇拾》封面印刷品左上角有孙的签名“豫才先生教正学生孙福熙”,画面的右上角有孙的一行行书,钤印“SUN”。《山野掇拾》 192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封面画作为通往山间的一条林荫小径,满目苍翠生机。另一幅看不清楚的画作,即书桌上摆放的小相框,乃是正定隆兴寺的观音像的照片,有七寸大小,显示出鲁迅对这个被誉为“东方美神”的雕塑的喜爱。钱先生的书中,这些细节未有涉及。博物馆提供的游客册子中有介绍“老虎尾巴”,也只有藤野严九郎的照片、乔曾劬的书法和司徒乔的速写,而这些未介绍的内容,也都是“老虎尾巴”的组成。窗外的小院中有一丛黄刺梅,由鲁迅1925年4月5日手植,十分葱郁,也是“老虎尾巴”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