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每到“六一”，学校照例都要让学生们去南山头玩儿一回。本地多的是丘陵，却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山，“南山头”之所以不叫“南山”，是因为它前看是山，后看是田，山只有个“头”。南山头一旁便是远近闻名的敏二大坝，而敏二大坝拦起的是波光粼粼的敏二水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山有水，在这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快活。

“六一”节最令人难忘的是“找宝”游戏。由几位老师组成的“先头部队”早早就出发了，到南山头去“藏宝”。“藏宝”就是把上面写着“橡皮一块”“铅笔一支”“格尺一把”之类的纸团藏在草丛中、枝丫间和花瓣上。校长一声“开找”之后，七八百个孩子立刻就如潮水一般，从山脚向山顶包抄过去。接下来，就会不断听到他们的各式欢呼和庆祝。

“藏宝”队伍里有个性格稍显古板的老师，他“藏宝”时格外认真，“宝”很难找到，有的甚至被他踩到泥土里（几年后，我来这里放牛或闲逛，还偶尔会发现他的“杰作”）。当他喜滋滋抱着半纸箱没有机会兑换掉的“宝”还给学校时，遇到的是校长的黑脸：“告诉我，你是咋想的？一整年才有一个‘六一’，能不能让学生痛快一天，就一天，行不行？”这个老师不是真的坏，而是不懂什么叫孩子，什么叫童心，什么叫放松，什么叫游戏。

捉迷藏可能在各地有“躲猫猫”“藏老木”“蒙蒙躲”等不同的叫法，但都不影响它成为我们童年的一个珍贵段落。我们的村庄不大，东西不过一里长的样子。小时候我家住村西头，村西头盖房、修路取土的黄泥坑就成了我们玩捉迷藏的不二领地。有一个伙伴，一次藏到了村东头，我们掘地三尺也没找到他；还有一次他跑回自己的家，后来干脆躺在火炕上睡着了，完全忘了自己在玩儿捉迷藏这档子事。不是他爸告诉，我们还会在超大的黄泥坑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找。大家都扫了兴致，嘴上都是“这个人真没意思”“这小子太差劲”之类的愤愤不平。这以后我们也就不大再找他玩儿了。

那个伙伴如果长大后当了老师，又碰巧被学校派去“藏宝”，恐怕也要剩回半箱子“宝”吧。可以藏得“严”一点，但不要彻底藏住，连神仙也找不到就不叫捉迷藏了。要让寻找者费些力气，历经周折，还要让他在失去信心之前正好可以惊喜地说“出来吧”“找到了”，或者激动地抓牢隐藏者的胳膊，这才是捉迷藏的妙处、秘诀与真谛。真正的游戏，就是要找出每个人内心调皮、柔软、可爱和松弛的那根神经，找到好奇、好玩和放弃一切实用性、目的性的最大公约数。我们找到它，有一刻，哪怕只有短短的一刻，人生也会少些遗憾。

我在课堂、讲座等多个场合，都把魏氓诗歌《纸飞机》作为例证：“铺开白纸，眼睛里的天空/就有一朵云飘过//挥手之间，许多美好的感觉冉冉上升/一下子缩短了/我的童年和女儿童年的距离//渴望超越自己/青春、理想、爱情和生活/纸飞机呀纸飞机/是飞翔梦的安慰//如今，面对一张白纸/我终于明白/文字并不能使我声誉鹊起//而多年来，我的错误/就是千方百计把一种游戏/赋予/真理的高度。”可以看到诗中有多条主题线索：大人的反省和清醒，以及一次次阶段性的总结何其重要；父女两代人的童年或有不同，但总少不了相同，比如童心催生的纸飞机就是一例；纸飞机作为飞翔梦的安慰，是诗人的一家之言还是所有人的共识，可以讨论；诗歌肩膀窄窄的，精神化的、唯美的、站在艺术高处的它，大概很难承受物质利益的捆绑、实用价值的重荷……

写这首诗的时候，魏氓早已是成名的诗人。作品中写着自嘲、自律与自谦，最可贵的是诗人肯把自己的尴尬与警醒和盘托出。把真理当成游戏，或者把游戏当成真理，都是悲剧。纸飞机就是拿来玩儿的，大可以不代表什么、不负载什么。逛公园就是逛公园，旅游就是旅游，回来是不必写作文、不必写游记的。让我们给自己和孩子留一些时间，放下“寓教”，不带任何目的，充分释放玩的天性与本能。

汪曾祺自己最得意的小说不是名满天下的《受戒》和《大淖记事》，而是篇幅很短的《职业》。这篇作品的创作历时30多年，作家四易其稿。一个失去父亲的十一二岁的孩子，过早地多了个养家的“职业”身份，他走街串巷吆喝“椒盐饼子西洋糕”，而与他差不多同龄的孩子们常跟在他身后改词摹仿：“捏着鼻子吹洋号!” 一次，这个孩子盼来了一天假期，“他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走着。忽然回过头来看看。他看到巷子里没人（他没有看见我，我去看一个朋友，正在倚门站着），忽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这一刻，那个孩子摆脱了职业和命运的推搡，瞬间找回了童真与童趣，是那种轻松和幽默的处世态度，使困顿的生活突然变得有趣、充满了诗意。而在各种生活的重压之下，那个孩子仍不失童心童趣，保持着顽皮与纯真，这多少令人赞叹与感动。

再看“找宝”的往事，会发现里面先有个懂得放松的哲学，然后由此生发出深刻的人生道理。“有用+有趣”，或许就是生命最迷人的样子。游戏深处，蕴含着各种尘世的道理、各种人生的历练。当然，游戏深处，也可以还是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