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一个文学进修班，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彼此审视观察以后，大家开始逐渐熟识，同类的人，会走得更近一些，像两株气息相近的植物，向着蓝天下那共同的阳光不断地靠近，并碰撞出让人欣喜的火花。而不同质的人，始终保持着点头之交的距离，大概知道此后的人生，除了这一个月同窗学习的时光，可能不会再有更多的交集。
　　我的“左邻右舍”，一个是市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老谭，一个是在北京做自由编剧的阿崎，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的汉语系，是同学兼舍友。当然，这些都是在那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彼此打开紧闭的心灵大门，才知晓的。我的左邻老谭，是一个沉稳成熟的文艺男中年，他扛着上万元的尼康专业相机沉默地来去。那相机不知何时被谁给碰裂了一块，像伤病员一样缠了一圈圈的透明胶带。在最初的时候，除了日常的寒暄，我们很少交流。我在第一次上课前，曾经试图打破尴尬，问了他一些无聊的问题，但他一律矜持地简短回答，没有废话。我们像蜗牛一样，只是碰了一下触角，便立刻缩回壳里。而我的右邻阿崎，其实在来之前，我便从正在合作的一个导演口中得知了他的名字。他与这个导演刚刚合作完一部影片。我猜测他或许也从文研班同学口中听说过我的名字，只是因为隔着一条窄窄的走廊，彼此保持了沉默。
　　大约人心之间就是被这样不远不近的距离隔着，那不值一提的一点骄傲，常常让我们的心门紧闭，只隔窗看着外面流动的风景，却始终不发一言。我们也彼此窥视，从网络或者文字中，一丝一缕地寻找对方留下的印记。
　　我不知道我的左邻右舍是如何商量要请我出去喝咖啡的。同桌老谭第一次发出邀请时，我恰好在准备写作，再加上尽量减少应酬的处事原则，便婉拒了。而右邻阿崎第二天以老谭的名义邀请我时，我正在咖啡馆里对窗看夜色中的风景。这一次，只是出于礼貌，我答应第二天请他们一起喝咖啡，并买了两个小巧的笔记本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黄昏中，三个人沿着护城河走了很久，这中间我很快通过阿崎的言语与他有了更深的交流与创作灵感的碰撞。而同桌老谭，则依然沉默少语。直到走累了，我们进入一家小店，喝下一点啤酒后，我才终于看到了他掩藏在深处的灵魂。
　　我们交谈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太过深刻的东西，只是彼此交流了喜欢的书籍、看过的电影、走过的城市、做过的事情、有过的困惑，并听了店里驻演的女孩子一首接一首唱的忧伤的民谣。
　　但是这些足够让我们坦诚地打开内心的窗户，看到彼此同质的那一部分，从此不再有隔阂与矜持。
　　后来，我在网上跟同桌聊了他日常所写的文字和拍摄的照片，我让他去掉对我的称呼中带有明显距离感的“老师”二字，而我也开始放松，不再端着一副大学老师的严肃模样。我还收到阿崎的短信，提及他和老谭去了北京的南锣鼓巷，又说，外面的空气是潮湿的，有些江南的感觉，他喜欢这样湿漉漉的空气。我回复他说，我也喜欢你们两个这样在世俗生活中还葆有一份理想的文艺男中年。

　　我想同质的人，一定能够读懂我说“理想”二字时，心底的那份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