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山东省郯城县，只要双脚一踏上那片土地，口音就自动切换成了山东话，丝毫无障碍。就算在外省，我的普通话里也带有挥之不去的山东腔，遇到说山东方言的电影，自然看得很投入。按道理讲，山东方言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培育了我的童年与青少年，至今我口中还时常蹦出一两个二三十年没说过的方言词；在写作时，我完全可以一秒钟进入方言意境。但事实并非如此。

细想一下我不用方言的原因，首先是觉得自己的方言并不够好，因为离家太久，许多方言已经忘记，藏在记忆深处的方言，很难被立刻调出来用，如果刻意使用方言的话，难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自己写时别扭，读者读着也别扭。我的山东老乡王鼎钧先生少小离乡、至今未归，他写作时对方言的使用就很慎重，哪怕在一套四本的《王鼎钧回忆录》中，方言也只是作为点缀与“奇观”出现，整套书的写作还是以普通话为主。另一位老乡王兆军先生就不一样了，他退休后回山东办了书院，常年在村里生活，于是写出了满是方言的《蚂蚱》。如果方言能够回到我笔下，恐怕唯一的可能就是我回到山东并再也不离开那里。

不用方言，会提高描述故乡的精准性——我如此认为。我担心大量使用方言，会让自己陷入方言思维，将当下的观察与发现，混淆于过往的见识与认知当中。有人说，“唯有离开故乡，才能拥有故乡”，“离故乡越远，故乡会变得越清晰”，照此来看，不使用方言，才能更客观、准确地描写故乡。不过我也不确定这么说到底有没有道理，陈忠实用关中方言、贾平凹用商洛方言、金宇澄用上海话、老舍用北京话，都把自己生活的地方写得很精彩啊。对于当下写作者而言，这是一个选择题，在使不使用方言的摇摆过程中，如果一脚踏进方言的湖泊，那就尽情在里面畅游，如果站在方言边上犹豫不决，那还是使用普通话为好。

使用普通话，更容易构建起一个文学层面的故乡，而且可以使笔下的故乡脱离地域限制，被更多人所看见与接受，并产生想要更深入理解的愿望。文学层面的故乡某种程度上是“虚”的，这种“虚”并非虚假，而是使用文学技巧，为故乡加了一层适当的滤镜，以增加作品的普适性，便于读者更好地进入作品深处。而如果使用方言书写故乡的话，首先，那些当地人才理解的表达，就对距离较远的读者构成了一定的障碍；其次，一旦使用方言，故乡就会变得“实”起来，这种“实”是“真实”的实，也是“密不透风”的实，喜欢的人会乐于沉浸其中，但同时，也会给人一种陌生感，从而拒绝了更多读者的深度参与。

有几位著名作家，在写作时极少使用方言而专注于普通话，可能就出于这种考虑，比如浙江绍兴的鲁迅、江苏无锡的钱锺书、四川成都的巴金、浙江海盐的余华，这当中只有“鲁迅”这个名字，能够迅速让人想到他的故乡，其他三位的名字与故乡，从文学内外都难以看出多少联系。余华就被认为是“没有原乡，没有方言，没有历史，没有乡土”的作家，因此看他的包括《活着》在内的多部作品，都很少能想到某个地方，只对书中人物有深刻印象。在他的书中，人物的丰富性遮盖了人物所处的地域特征，人物所拥有的经历成为一种共同命运，因此他的小说才有了独特性。

文学作品中方言的消失，正在成为一种必然。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最为活跃的时期，当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一些“50后”“60后”作家们用方言写作抵抗来自现代派文学的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等；但在“70后”一代作家中，用纯粹方言写作的人就极少了；在“80后”以及更年轻的作家中，方言作为写作语言已普遍缺失，伴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网络语言改变了语言生态，对方言的使用空间构成新的影响。现在还愿意通过文字形式表达方言魅力的写作者，更像是一种坚持与致敬，但方言究竟还能在文学里坚持多久，并不乐观。

近年来，儿化音的变淡与消失，曾引起一阵有关“京片子”隐退的大讨论，不仅是儿化音，各地方言，如陕西关中方言、客家话、泸州话、南昌方言等，正面临使用频率下降、代际传承减弱等挑战。新型大城市的崛起、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城市文化与网络语言的强势地位等因素都在挤压着方言的生存空间。写作者身处这一不可逆的潮流当中，思想观念与口头表达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笔下文字自然就离方言越来越远。

方言是文化中的活态基因，具有黏性很强的文化与情感承载能力，一两句方言、一两个方言词，就能激活地方文化，以最快速度唤起同一地域的身份认同。具体到文学层面，方言是拒绝文学同质化的良好“工具”，但在认识方言重要性之余，如何让方言回归文学文本，却给当下写作者带来了两难选择——承认方言之美，却难以再熟练使用方言。未来，方言将如曾经肉眼可见的星辰变成愈飘愈远的星群，它们闪亮着，供人们瞻仰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