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是人性的一点灵光，是对生存环境不满的一点柔和的反抗。

这种不满，既包括对他人和环境，也包括对自己。自己的能力有限，不能改变处境及命运，便觉得很窝囊，活得不如人；如果任这种情绪积聚下去，轻则闷积成病，重则对人生绝望。适时地自我调侃一下，把郁结的负能量释放出来，便会轻松许多，感到自己还未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同理，一个人应该包容别人开自己的玩笑，这可以化解隔膜和对抗情绪，使相互关系变得和谐起来。

所以，幽默本身不是目的，是调和情感、促进和谐、推动文明进步的一种手段。维特根斯坦说：“幽默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马克·吐温则认为：“幽默只是一股香气，一种装饰，是表达我的布道词的手段。”幽默是一种善性的表达，化恶为善，使善更善。

幽默是个纷繁的世界，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幽默的人，对幽默便要有一定的积极认知与品评，以提高运用的能力，或者干脆就使之成为一种修养，成为自我人格的一部分。

幽默以品位来分，或可分为俚俗的幽默和文化的幽默。

俚俗的幽默，多存在于民间，是一种百姓的智慧；它极贴近生活，便不免掺杂一些俗亵的成分。司机闯红灯被警察截住，司机说一句“警察大叔，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即便还是被罚，但一句幽默的话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还有一对夫妻感情不睦，一个提出分手，一个说道：“我就是一只烂柿子，砸在你手里了，所以你是甩不掉的。”二人忍不住都笑了，再说分手，就不好意思了。这种实例，有人认为是在耍贫嘴，是滑稽，而非幽默。实则不然。耍贫嘴依靠油滑的腔调，滑稽表现为夸张怪异的动作，幽默则是言之有物、行之有体，让人从言行中产生会心的联想，使不相关变得相关，使不可能变成可能，瞬间激活人的神经，获得身心的愉悦。

然而，俚俗的幽默均有俗亵的表征，为雅士所不齿；但正因为它接近民间的原生态，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使人从中得到一种凡人之乐。即便鲁迅和林语堂，对这种幽默也多有体悟，在他们的文字里也给予其肯定。

文化的幽默属于雅幽默，体现在文人的创作和从文化传统中及生活中自然而然升华而形成的内容里。林语堂属刻意创作幽默的代表。他不仅有创作的实绩，还有理论的建树，其代表作有《林语堂论中西文化》《萨天师语录》等。在这些著作中，他的幽默多用于反讽颓败的世风，以展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举摘一段：“在这城中情感已经枯黄，思想也已捣成烂浆，上卷筒机，制成日报。在这城中，奸猾都是老，无猜都是少；脸皮与年龄俱增，寸心与岁月而弥灭……这是他们的文法；今日我正傻笑，昨日我已傻笑，这是他们的动词变化；他们把我的笑当成春药、麻醉剂，他们执心圣道……”鲁迅则更深刻，“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系鲁迅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知之甚深之故。

幽默从内容上看，或可分为生活幽默和社会幽默。

生活幽默嘲谑的对象为社会的众生相和日常生活的荒谬，意在揭示生存的不易，直抵生活的真实。加拿大著名幽默随笔作家里柯克便以其作品鲜明的生活化而传世。《借钱之道》体现了他反常人思维而行之的幽默特点——人借10块钱忐忑不安、如芒在背，借1000块要担保、信用、人格，借100万块轻而易举、毫无痛苦，而借1亿块以上，则辉煌无比、威仪压人。王朔的幽默也应该属于生活化的幽默，《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系对社会生活的无序与多变的逆反。所以，我不认为王朔过于“痞子气”，而是把社会和人性中最隐秘、最需要包装的部分嬉皮笑脸地揭开，省得自我欺骗，“装孙子”不止。这是一种稍显放纵的幽默品格。

社会幽默表达了百姓对政治与社会文明进步的信念和愿望。马克·吐温的幽默便是鲜明而生动的政治幽默，并经久不衰地流行，《竞选州长》的美国式政治幽默在中国几近家喻户晓。马克·吐温式的幽默不仅需要才气，更需要勇气。中国的百姓具有不自觉的社会幽默才能。比如古时衙门要更换村里的头人，百姓揖而曰：“请大人开恩，不要换；头人属鼠，这一个搜刮囤积已足，再换一个，便要从头囤起，且更贪婪，百姓的日子便更不好过了。”衙门大人愕然。这类幽默，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有收录。

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幽默所需，爱好幽默的人们应以宽容之心待人，互不轻薄，使内心欢悦，社会和谐，世间清明。对此，我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