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永远是令作家动容的题材。其实，乡愁是有不同类型的。

作家魏丽饶的散文集《醒梦》如此诠释乡愁：“乡愁，本质上是一个疼痛的词眼，它在不同的人身上结着不同因由的伤疤。这些伤疤美丽或丑陋，顽固地在人的记忆里爬行，时不时咬噬着神经。他人又无法帮上忙，只有自己在生活里慢慢摸索，找到与自己握手言和的途径，去说服并安顿自己，去修复这些伤疤以及它们的疼痛。”

这段话让我想起了赫塔·米勒的散文《邻桌旁的故土》。她坐在维也纳的车站咖啡屋里，目光停留在一个男人身上。她敏锐地认出他来自故土，“我的整个故土，就在邻桌。我马上认出了它”。没有人能比终生漂泊者更深刻地表述移民心态。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在罗马尼亚时，她是德意志移民的后裔；移居德国后，仍被视作异类。她唯有通过写作，不断审视自己的乡愁。

如果说，赫塔·米勒的乡愁是国际型，余光中的乡愁是海峡型，魏丽饶的乡愁则是醒梦型。身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走出山西襄垣麻糊村来到江南的魏丽饶，做过十几年模具设计和工会工作，随后又在上海闯荡，在徐汇区找到发展空间。远离故土，她品尝的是新乡愁。“我在时间里学会了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唯独没有学会该如何好好回到我的故乡。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的过去，接受过去的自己，才能更好地经营未来。只有敬畏故乡，才能在他乡安然地生活。”所谓新乡愁，是“于时光流转间成了我无法拾起，也无法舍弃的一个醒梦”。

她的父亲是一位医学院毕业生，主动放弃城里医院的工作，甘愿回村当“赤脚医生”，深受村民敬重。家门外悬挂着一块重铁。谁家有了病人，半夜里砸响冰冷的重铁，他立即起床，出门诊疗。父亲遗传给女儿的基因，正是满满的良善和温情。《醒梦》中有一个轻描淡写的细节：“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正阳桥遇见过一个西安女孩，她刚到昆山没多久，工作还没找到就身无分文了。我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倔强地笑了笑说，活下去。我去小卖铺买了两个冰激凌，我们坐在桥头一边吃冰激凌一边聊了很久。我不知道她是谁，就把她叫成了一朵结香花……”这样的良善和温情，令人动容。

照清，打小在黄河边长大的“80后”小伙，是作者笔下的一个重要人物。家里有20亩果园，他出生那年爷爷亲手种下果树。添了长孙，喜从天降，果园是爷爷留给长孙的家业。在爷爷的照料下，果子越长越好，照清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江南有了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成为父老乡亲引以为傲的孩子。

30年过去了，很多年轻人进了城。尽管许多村民家中有果园，但苦于地处深山找不到销路。这情形令照清担忧。终于，他不顾父亲的极力反对、妻子的再三劝阻，执意回到黄河边，做回了农民。他带领村民重振乡村经济，通过电商平台帮村民卖苹果。守住爷爷的20亩果园，陪伴花甲之年的父母，这是离家多年后，照清内心最真实的渴望。

这个故事，写三代人对待果园的态度，写照清进城与返乡的变化，为魏丽饶的醒梦型乡愁作了注解。

说起乡愁，其实渊源长久。魏丽饶在《绿皮火车经过的村庄》里有一段叙述，说当年在简陋的乡村小学，接受的教育内容却很丰富。除去数学、语文、音乐、美术，老师还带学生营务两块自留地，一块种玉米，一块种土豆。此外还有一门特殊课程——看火车。每天上午10点27分，太焦铁路虒亭站有一趟慢车经过。王老师在10点20分之前就组织全体学生到学校窑垴上等候火车。孩子们兴奋地争着往前面挤，想站到碌碡上视线最佳的位置，但老师挡在最前面，挡出一条安全线。

奔驰的绿皮火车，早早在她心里埋下了走向世界的种子。

在故乡牵挂着他乡，在他乡又眷恋着故乡，如今已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常态。沉醉和清醒，躁动和安然，构成了一条曲折迂回的生命线。但故乡与他乡的切换，终究已大大方便。魏丽饶可以从上海直接开车回家，与母亲的视频连线也易如反掌。在心头蕴蓄已久的乡愁，在醒梦之际，衍化为一篇篇散文佳作，诚如她自己所说：“写作将成为我的另一种形式的故乡，渐渐给他乡抹上厚土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