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国家已经渐渐成了“学问大国”。各界为了申报职称或为了显示有文化品位而写出的论文、著作以及各式文艺作品加在一起，总量堪称世界第一。各式已经取得高级职称或享有高级头衔的文界之人加在一起，总量也近于天下无双。尤其是各种“讲坛”、“讲堂”开办以来，讲古之风大盛，不少名人都像是具有博古通今式的大学问。但是冷静地看一看、听一听，难免使人有这样的疑问：醉于博古能否真的等于通今？一切故意绕开、远离今天中国现实的学问是否叫做真学问？这样的学问有多少实际价值？

如果再深入想一想：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包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将太大太多的兴趣和精力转移到对“昔日美景”和“既成模式”的缅怀和推崇，不仅是对认识现实的勇气和能力的一种虚弱化，而且也必将是相对历史发展、时代进步的一种滞后。

对“昔日美景”的缅怀，这种传统在中国太悠久也太顽固了。古代若干年，人们对尧舜时代、孔孟时代以及对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直至康乾盛世的赞颂，几乎成了一种令人仰视的学问。殊不知那是一种强造的幻觉、一种愚昧和落后，甚而是一种对社会黑暗的美化。即使在语言表述的形式上，如文字的古奥，如骈俪体，如八股，都有伪学问意味。

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如《改造我们的学习》，如《反对党八股》，都是对僵学问、伪学问（包括古八股、洋八股、政治八股）的一种否定。但是在20多年之后，即六七十年代，又造成了“左八股”的盛行。一切文化，连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变成了模式化十足的东西。

今天在以功利、名利为大风向的时代，学问的伪化、浊化已近于成了不可遏制的世风。主要表现为：

多余而无用的学问太多，近于泛滥。什么叫多余而无用的学问？主要指废学问、佯学问、奢学问、超学问。例如有的早已是古老到枯干或发霉的腐尸，随便闲看一两眼是可以的，若是一定要蹲下来频频拍照，或是用放大镜、显微镜观察某些细部，继之发挥出很多“观感”，这就是废学问。若是为了证明或显示自己有学问，便装出大学者的样子，用洋洋万言去表述本来很平常、很浅露的事物或道理，这样的学问就叫佯学问、假学问。有的所谓学者对很现实的中国之事一窍不通，或糊里糊涂，于是便像卖弄“屠龙术”那样，大讲万年之前的古事或万里之外的洋事，这样的学问就叫奢学问。

发现的贫乏和发表的过剩。这两种现象常常同步而且加剧。改革开放30年的一切思想解放、观念变化、意识更新，根本的和主要的推动力大都源于党政意志的转移和体现。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本身，主动而独立发现出的东西甚少。尤其在常见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生活现象之外，提炼出的对“国民性”、“人性”的深入理解和新的领悟也很少。而使用的重复性、演绎性、已知的思想理念或文字表述，却十分频繁和过剩。

表演性的学问大大超过真知、真识、真行的学问。眼下的学界，已经近于成了学问俱乐部、学问演艺厅、学问竞技场。无论是只有一般教师水平的人，还是闲来无事的行政官员，或是只喜欢“找乐儿”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各式真真假假的学者，都可以到那里搞一番“谈古论今”式的说唱。

误将“词语大国”等同于“学问大国”。眼下中国人听不懂中国话的事已经常见。例如行政官员讲的官话、套话、虚话，以及学者、诗人写出的奥语、玄言、怪句（包括病句）、奇字（包括错别字），好像越是让人看不懂就越像有学问。

其实这些学问都是健康社会的赘瘤或赘肉。

从古至今，中国至少有三种学问虽然传统悠久，但在品质上却夸不得。这三种学问是：自虐式的学问、自狂式的学问和自宠式的学问。

所谓自虐式的学问，就是为深奥而深奥的学问，为超凡而超凡的学问，为受苦而受苦的学问，为累人而累人的学问。有的，甚至是为殉难而殉难的学问。好像不把人人都懂的常识、常理刻意弄成超深的学识，好像不把正常的阅读、写作表现为苦读、苦写，好像为了读、写、说而没有受罪或遭难，就算不得具有大学问、真学问，这就是典型的自虐！

所谓自狂式的学问，就是故意逞才或逞勇，为此而故意标新立异，将情绪化十足的偏见、歪理、怪文当成哗众取宠，这就是自狂！

所谓自宠式的学问，就是所写的文字或所说的话在见识上虽无高于常人之处，但作者本人却幻觉般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高品质的！

因此，中国急需一场学问革命！

必须承认，真正的学问是极好的东西，是社会的宝贝。但也必须看到，奢学问、伪学问、赘学问非但是另一种“反文明”，而且它对社会产生的负效应很可能是致命的。这样的学问是社会前进的金制的锁链、玉制的绊脚石！

什么是学问革命？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三条：

认识到真正的学问既要承担使社会文明日趋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职能，又要同时发挥出清除社会废料的作用！

认识到一切对“未知”领域的远征，必须不忘对朴素故园的回眸与保护；

无论是学问的内容本身，还是体现出的学风，都必须立足于对现实社会有用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