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讲一些和稿纸有关的故事已经有些年头了。

作为编辑，成天和文字打交道，案头的活儿就是每天的工作，和活儿关系最密切的有俩物件：纸和笔。这些年，电子技术发展很快，作家的笔换成电脑了，纸也相应地换成“静电复印型”了，原来那种横竖划分排列的格子稿纸不多见了，如果案头能出现一沓摞稿件，且是用钢笔抑或签字笔誊抄在稿纸上的，那就是件稀罕事了。

自从我学会写字那天起，能把字写到稿纸上便成为一种渴望。那时我家生活在山西的乡下，兄妹们多，我排行老三。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我们也是属于人口众多的家庭。父亲是独子，爷爷早亡后我奶奶改嫁，父亲随奶奶一起到了邻村，因家里没有兄弟姐妹，受尽了别人的欺辱。父亲娶我母亲后，他立誓一定要给自己的孩子多加几个兄弟，不再让孩子们像自己一样受欺负。母亲自打嫁给父亲后，几乎每隔两三年就处在孕育之中。当年身经百战驰骋疆场打日本，为解放全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父亲，官越做越小，离老家愈来愈近，最后成为了地道的农民。父母苦心经营着我们的日子，为养育我们付出了毕生的艰辛，让我们吃饱穿暖有学上成为他们人生的惟一目标。想拥有一页稿纸就成为我私下的非分之想，从不敢和父母提及。

其实，那被我称作稿纸的是一种很薄的印有红色横格子的纸，城里人拿它做信纸，乡下人称它稿纸，因为我也从没有见到过别样的稿纸，直到我以第一名考上镇里惟一的一所高中，也是太原市的重点高级中学时，我才基本上弄明白了有关稿纸的问题。记得报到那天是1971年2月8日，我穿着二哥穿剩下的一件短棉大衣。这件棉衣是战争年代母亲在部队时做的，年代已久，经过风吹日嗮本来的蓝色已褪成了浅灰色，上面已有十几块补丁，也是蓝色的但深浅不一。尽管这样二哥穿时我还是羡慕不已。我考上高中时二哥已经参军，当然就不再穿它了，开学前我向母亲提出要穿这件棉衣，母亲把它翻出来，上面又增添了些破洞，母亲又把它补好，很像迷彩服，我欣然穿上。由于我家庭贫困，班主任老师为我争取到了每月四块钱的助学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一笔巨额资金，除了吃饭，每月还能节省下来几分钱。镇上有供销社，我们买学习用具都到那里去，在那里我看到了渴望的红格子稿纸，怦然心动。稿纸一本100页，四角一分钱，也可以零卖，一分钱两张，很不合算。我摸了摸兜里仅有的几分钱，心里暗暗开始盘算。我几乎每天都要到供销社，隔着柜台看一眼摆放在那里的红格子稿纸，生怕钱还没有攒够就被别人买走。那时我不懂得货没了还是可以再上货的。那个售货员是个不丑的女孩子，但她的右眼皮上有个明显的小疤，穿着干净利落，服务态度不是很好，对我们总是爱答不理的，我很不喜欢她。现在想来她是被我们这些爱算计的穷学生给惹烦了。那个月我几乎记不清怎么省下了两角一分钱。课间时我和几个同学兴冲冲地跑到供销社，我把两角一分钱交给她说：“买半本稿纸。”她翻了翻带疤的眼皮：“买半本就算零买，要按零买的价格算。”我说：“你四角一分一本100张，我给你两角一分买半本50张，这账是可以算的啊，我还多给你五厘钱呢！”她一口咬定说不行。我看已没有商量的余地，看着依然躺在柜台里的稿纸，很是无奈也很气愤。于是，索性开始挖苦她：“你个烂眼皮！不讲道理的烂眼皮！”同学们也开始起哄，我们的吵闹惊动了供销社主任，他赶紧过来询问。那女孩先告状说我们不买东西来捣乱，我据理力争，主任一听我说得很有道理，就说：“可以这么算，就卖给他吧。”女孩子一听急了：“不卖就不卖！你要卖你卖！”哭着跑开了。主任开始笑呵呵地给我数了50页稿纸，我乐不可支，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稿纸，我开始小心翼翼地享用它。之后不久的一天，公社的妇联主任突然来到我家，向我父亲告状，说我带着同学到供销社捣乱，还骂她女儿烂眼皮，她女儿从此不上班了。我父亲赔了很多不是才打发走了她。听父亲说，她是奶奶方的亲戚。事后，我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半本稿纸，以至于我在用稿纸时，就像在练书法，如今我能写一手不错的楷体字，抑或行书，或前或后都与对稿纸的认真有关。至今想到这些难以为得意，更多的是心头的酸楚。

1975年我到复旦大学读书，对于我家来说这是喜忧参半的事情。那时学校每月给我补助十九元五角钱，家里每月只能给我五元钱，父亲说这是上限。我每月要用这些钱来交十五元五角的伙食费，购买基本生活用品，还要保证每月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出去看电影时，难免要和同学吃顿午饭，诸如二两一碗的阳春面一角一分，一两一个的包子九分（还得感谢上海人的精明，上海有半两的粮票）……这些钱要谨慎而有计划地花，稍不小心就会捉襟见肘。我深知父母每月是怎样从牙缝里抠出这五元钱供我上学的。也许是贫困使我更加自尊谨慎，再拮据也从不向手头阔绰的同学借钱。于是，当年四角一分钱一本的稿纸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种奢侈品，而这时在上海我认识了真正的稿纸是方格子的。我想象自己精致的小楷若是放在这些小格子中一定很美。因为毛笔行书写得好，就被班上的学生会主席挑去抄墙报。开始只是当作一项业余任务去完成，可是当我干完一次活儿时发现，这件事对我有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墙报要先抄在纸上，然后再把它贴在木板上，用的是那种有光的纸，各种色彩都有，每次要用整张的12张，却给我有近20张，以备写错了废掉。这样，每次都要剩下四五张，全都归我。我就小心地把它们裁成16开，整齐地装在纸质夹板中，它们就成为我在大学期间课堂记录的“稿纸”。我的“稿纸”虽花花绿绿，但整整齐齐，至今仍珍藏着，偶尔拿出来看看。

1978年我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工作，我穿上有生以来的第一件新衣服来到了北京，那是母亲用一块铁灰色的“的确良”布头给我缝制的衬衫。因为是布头，颜色不均匀，很便宜。但毕竟是的确良的，而且是新的。在这之前我穿的都是两个哥哥剩下的衣服，他们参军后，我又开始捡身材比我高大的四弟的衣服穿。也许是因为我上了大学的缘故，母亲把这块布头慷慨地分配给了我。那时上海人习惯把衬衣掖在裤腰里，我也模仿着这样穿，北京人却管这个叫“洋气”。后来同事们说我穿著洋气，我有些苦涩。

报到那天，下着瓢泼大雨，天空灰暗，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个纸的世界：每张办公桌上都摆满了稿件，是纸；还有一堆堆的书籍，是纸；一摞摞的刊物，还是纸，真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而那些稿纸和信纸也都安详地、一沓沓地摞在那里，它们是可以随意使用的。我坐在桌前看着它们，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人民文学》的稿纸是灰绿色的格子，一种是16开280字的，一种是8开500字的。我一下子拥有这么多不需要花钱就可以使用的稿纸，简直就成了一夜暴富的土财主，反而不舍得享用。那时，我还拥有了每月四十三元钱的工资，除了每月寄给家里五元钱的“家庭联系费”，剩下的可由自己支配，可此时，我却不再需要用钱来买稿纸了，我有些莫名的怅然。然而对于稿纸，我仍然还是那么珍惜它们，从不随便地浪费一张。

《人民文学》的稿纸深得人们的喜爱。喜爱它们的人也分两种：一种是一些知名的大作家出于写作的习惯用我们的稿纸；另一种是一些初学写作者感觉拥有一本印有“人民文学”字头的稿纸感到很自豪。无论出于什么缘由，重要的是只要他们喜欢《人民文学》，我就感到自豪。有时，有作者向我忐忑地讨要稿纸时，我虽慷慨应承，但还是仅仅抽出一本至多两本，不肯多给。

我做编辑之后对于稿纸的喜爱曾经进入一种痴迷。通过作者的来稿我见识了各种稿纸，稿纸上的字也风格不一，有规规矩矩地守在格子里的，这是大多数；有伸胳膊伸腿突出格子外的，如柳建伟；有正面誊的，一般如此；有反面写的，如贾平凹；还有在格子里用蝇头小楷如抄写敦煌经文似的，如甘肃的王家达，就是小楷书法的好手，几千字的小说写得一丝不苟，令我叹服……我通过作者对稿纸颜色和字数的使用习惯和字体，揣摩这个人是男是女，多大岁数，长得什么模样？什么脾气秉性？什么职业？每每和作者见面时，我就要证实一下我的猜测，还别说，一般地误差都不大。有一次我在一个作者的稿纸上竟然闻到了一丝酒香，仔细闻竟是曲酒的味道，我判断他写作时一定有呷酒的习惯，和此公见面时我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此公拍案：“神了！”如果说自己对编辑工作的热爱是从喜爱稿纸开始的，听来有些夸张，但扪心自问，的确是这样。

多年前的一天，主编韩作荣问我：编辑部的稿纸还有么？要大的。哦，我明白，他要的是那种8开500字一页、100张一本的稿纸。这种稿纸是上世纪70年代《人民文学》复刊时印就的，天然亚光，质地较厚，耐拉力且不易一揉就卷，颇受写作者欢迎。我说：您要？有，没几本了。韩作荣是大家所熟悉的诗人、诗论家，还试着写过小说，然后化了名将稿子投出去，居然没有退稿；他的报告文学创作颇具功力，蜚声社会。我想这老兄大概又要有大动作了，我知道他写作是不用电脑的，不然，正儿八经地向我要稿纸做什么？再说，编辑部这种稿纸本来就是供作家们用的么。他说：徐刚要。徐刚以写诗和报告文学著名，近年来关注环保，又以深入研究人文、历史而活跃于文坛和社会，是一位心地赤诚的关注民生、关注国运的作家。这老兄写作洋洋洒洒，动辄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一本接一本地出书，很像是农家养的母鸡，吃足了遍野刨到的食粮，那柴蛋就下个不停。我原来不知道，徐刚写作也不用电脑。作荣接着说：这家伙写东西就得用我们的稿纸，还得是大的，500字的那种。他说用别的纸找不到感觉，写不出来。我说：就这几本了，都给他吧。作荣说，那就先给他用着，再印点儿吧。我转身将书架上的几本稿纸取下来递给了作荣。我和韩作荣同事20多年了，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人民文学》被人尊称为“皇家刊物”，这“皇家刊物”的主编，怎么会对一个作家有没有稿纸而亲自过问呢？可这是真的。于是，我立刻给印刷厂打电话：照原样再印500本。徐刚也是我的好友，这老兄外表似传说中的铁拐李，自从顶上的头发减少之后，那周围的头发就留了起来，好像是在印证“堤内损失堤外补”。徐刚为人善良，性情刚烈，正义感体现在作品中，也体现在朋友的交往中。有时他突然来个电话叫我去喝酒，我不敢不去！自从这老兄搬家到城西南隅后，相聚的机会减少了，念想的时候增多了。

青睐《人民文学》稿纸的作家中，还有小说《人到中年》的作者谌容。我们和谌容是编辑和作家的关系，但我从来都把她视为老大姐，老大姐其时并不老，加个老字，是我从心底里对大姐的崇敬。大姐作品写得好，心里装着老百姓；大姐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有时我都会替大姐担忧呢！大约是1987年的某一天，大姐突然来个电话：青风啊，大姐没稿纸了，这活儿就没法儿干了，老弟能赶紧给大姐送点稿纸过来吗？是那大稿纸，500字的。你有自行车能快点，大姐现在写得正在感觉上呢！作家的创作有时是要靠感觉的，感觉找到了，这篇东西大体错不了。当编辑的听到作家写作时的感觉好，立刻会条件反射似地产生兴奋感。于是，我以极快的速度取了稿纸，又以极快的速度从东四八条直奔煤渣胡同，其时，《人民文学》在东四八条办公，大姐家住在煤渣胡同。后来，大姐“换笔”了，这我是知道的，1988年的九十月份，大姐又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即刻到她家，说有一件好的东西让我看。我去了，大姐款款地将一块绒布掀起，一部四通公司产的打字机，搁在她写字桌的中央。她说：青风你看，这多省事。她兴高采烈地说着，顺手在只有三指宽的荧屏上打出了几个字，脸上挂满了孩提般的笑容：以后啊，也省得大姐再麻烦你了。之后，当作家刘心武先生也“换笔”时，我又一次在他脸上看到相似的笑容。现在，大部分作家都已用电脑写作，我想谌容大姐的电脑应该是大屏的，是那种可以宽宽敞敞地写作的电脑了。近年来，有关谌容大姐的信息不多了，我很感念大姐，愿她幸福安康！

著名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也是《人民文学》那种大稿纸的喜好者。他的名作《哥德巴赫猜想》，把一个深邃秘奥的数学命题简约化了，把一个老百姓还不熟悉的数学家光彩照人地推向社会，还在文中大胆否定了“文革”，尽管表述有些模糊、含沙射影，在当时，这种“贼胆”谁敢有呢！周明是徐迟的好友，在《人民文学》供职多年，官至《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协创作联络部主任，再之后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当常务副馆长。如今又看到周明出任《报告文学》主编，仍然活跃在文学舞台上。当年，徐迟的好些采访是周明陪着完成的，至于当年徐迟用的稿纸，也应该是周明提供的《人民文学》的稿纸！我到《人民文学》工作时，年24岁，属于复刊以来最年轻的编辑，自然要给大腕编辑们打打下手。1979年的一天，周明接完电话，就兴致勃勃地过到我们小说组。他有个习惯，凡是什么有趣的或好玩儿的事情总是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和大家分享。他说：嗨，有意思，徐迟这老先生来电话，说要稿纸。我说，稿纸哪没有啊！还要您打长途到北京（当时打长途，要先挂号，再等电话局回拨），再从北京把稿纸寄到武汉，您不嫌麻烦么？可这老先生说，稿纸是有，小，不带劲。还是《人民文学》那种500字大稿纸好用，不洇，字多，天地大，用起来痛快。正在埋头看稿的小说组组长许以大姐，慢悠悠地扭转身，从老花镜的上方看出来；副组长涂光群抬起头，同时摘下眼镜，说：哦，有些作家是有个性，也有个人的习惯。不能慢待噢。然后老涂冲着我说：小王，你负责这件事，把稿纸寄给徐迟。这样，给徐迟寄稿纸的事，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不知道徐迟老先生的哪篇作品和这稿纸有关，但有了一种和徐迟先生有关的念想，时不时地总会从心里涌出一股暖流来。

萧乾先生是大家熟知的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提起萧乾，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是二战时西欧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曾几次随军渡过英吉利海峡，随军进入柏林，采访过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还采访过联合国成立大会。也是因了《人民文学》的稿纸，我和萧乾先生有过一次“一杯茶水”的交往。1979年5月的一天，涂光群递给我一张写好了的便签，上面是萧乾的大名，还有他家的地址，门牌号数、联系电话一应俱全。他说：小王，抽个时间给萧乾老先生送点稿纸过去，要500字大的。去之前先打个电话。接到这个任务，我开始仔细准备，先是把稿纸准备好，下班后就骑上自行车去探路。那时我刚到北京不久，除了我住的地方和单位附近，其它地方去得很少，萧乾先生家在地安门西大街，属于西城，那条胡同我不熟悉。照着老涂的指点，找到了那条胡同。再数门牌，嗬！眼前就是。朝西的街门虚掩着，门下是两级石阶，从门缝看进去，几间正房窗明几净，院子利利落落，简洁平淡，像是文人居所。第二天一上班，先打电话预约，然后顺利地到达萧先生家，恭恭敬敬地将稿纸递上。远距离见过萧乾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儒雅，以至想象不出先生当年如何当战地记者！当先生出现在面前时，那慈祥的面容立刻消除了我的局促感。先生亲切地问我老家在哪里？什么时候来的北京？当得知我是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时，先生笑着说：那我们还是校友呢！其实，先生1946年在《大公报》工作，同时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即使倒退30年，我们也只能是师生关系，岂敢称“校友”。先生给我冲了一杯热茶，我不敢造次，规规矩矩地欠身坐在简朴的沙发上，一手端着茶杯，另一手托着杯底，只敢或只愿浅酌，享受着和老前辈在一起的幸福时光。1999年2月11日萧乾先生以89岁高龄辞世，我和他“一杯茶水”的交往，就定格在《人民文学》稿纸的怀念中了。

我对于稿纸甚或是对纸张的耿耿情怀，常常在工作中自然地流露出来。那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任务很繁重，不像现在有电脑、有网络，办公便捷，所以就疏于对这些纸张之类的细节管理。出身贫寒的我每看到浪费现象，就很心痛。我担任总编室主任后对办公用品的使用加强了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每人每年只发一本稿纸一本信纸，使用完了要到办公室领取，纸张使用要登记并说明用途。有的同事觉得领取比节省还麻烦，就开始注意节省。从此杜绝了纸张的浪费现象。2005年我被调到《诗刊》社任副社长，一个老同事戏谑地说：“你这抠老西子赶紧走吧，你走了我们随便使稿纸，我们使一本扔一本”。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临走我向接任我的总编室主任索要了几本《人民文学》500字的稿纸，作为我的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