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开车去一个修复中的水乡古镇。记得很多年前是要乘坐轮船进镇的，如今，镇郊的轮船码头已经荒废，河床也狭窄了许多，岸边布满暗绿色的水草。一条老街修复了大半，由政府推动，投资不菲。仔细看去，仿古民居建筑群中不和谐地混杂着宫廷式的画亭、园林式的屏门、寺院式的翘檐，即使是普通民宅，体量也显得过大。明显呈现民国风格的两层小楼，则画了一个“拆”字。

我想起几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古镇。改造早已完成，一律的明清风貌，缀以花木奇石，连石桥也增设了古色古香的桥楼。沿街用民居改建成好几家展览馆，摆放着寂然无声的藏品。在这一场不计工本、不求经济回报的古镇改造（绝非修复）中，不知道投入了多少政绩成本。古镇原来的居民大多搬迁了，却不见预想中如潮的游客。从早到晚没有杂沓的脚步、喧嚷的叫卖、纷呈的世相乃至鸡鸣狗吠，不像活态的生活场。紧挨着邮电局的小旅馆，供销社的日用百货店，飘香的馄饨店，以及端着饭碗、安逸地坐在门口的老人，也都不见了踪影。

要不要修复古镇，要不要保护遗产？经过多年的争论与实践，这似乎不再成为问题。然而，如何避免错误修复、偏颇保护、过度使用，如何尊重古镇文化生态的话题，又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江南水乡古镇，星罗棋布于太湖流域。我们暂且放下正在联合申遗的古镇，来看看几个二线古镇。星溪，是古镇正仪的雅号。相传，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后期，有陨星溅落在娄江畔，呈青白色，人们视为吉兆，于是称此地为星溪。苏州西南郊的越溪，显然与越国美女西施有关。位于漕港河畔的古镇朱家角，原名珠街阁，人称珠溪，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水路交通闻名，数百年间商贾云集，且以标布业著称江南。不难看出，这些雅号的得来各有各的缘由，或出自地理文化，或源于历史名人，或依据自身特征。古镇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址，是居民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的所在。人们世世代代创造了这个空间形态，也经营着这个活动空间。古镇的文化元素体现在建筑、交通、习俗、方言、服饰、饮食等诸多方面，既是长久积淀而成，又是一种鲜活的形态，堪称“活的文化”。

所以从本质上说，要保护古镇，首先要保护古镇居民的这种“活的文化”，让他们按照原有的方式生活。那是一种恒定、安逸的生活，不奢华却舒适，不匆忙却惬意，人们在狭小又熟悉的老街完成商品买卖、亲邻交往、休闲娱乐，直至终老一生。所以，真实性成为古镇文化的基本特征，成为鉴别文化遗产价值的本质因素。

但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方面是古镇建筑的大拆大建、标新立异，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急功近利迅速改变其原有功能。宁静安谧、朴实舒适的古镇，无法找到一条返回母腹之路。

“古镇的格局是宜人的，但生活设施相对落后。它是否只是一种逝去的生活方式缠绵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20多年前，阮仪三教授在他主编的《江南古镇》中提出过这样的设问。他把防止商业化洪流的侵蚀、保护古城镇，称作是“与人性贪婪的较量”。他说，历史建筑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具体、最能诠释历史文化的载体。建筑作为一种物化的感情，不仅记录过去的痕迹，更能让我们找到今天的自我与生活。在传统断裂、文化失落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守护古城镇和古建筑，更要守护民族的记忆与情感。

必须看到，并非每个古镇都能被妥善保护。君不见，受不合理的政绩观所驱使，许多古镇被大卸八块，又植入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它们寿期已尽。事实告诉我们，古镇的蜕变是一种必然，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的改变更甚于此。正因如此，在城市化浪潮的背景下，如何让古镇朝着更符合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蜕变，让人们记得住乡愁，这样的话题就愈加具有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