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教给人们一个考察古史的全新方法。他说：“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举例来说，舜在孔子的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中就成了“齐家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孝子的模范了。

这种史实“愈放愈大”的情况，可谓史实的“层累地堆积”。这种“堆积”之史，只有原点即核心史实是真实的，“堆积”的部分则非历史原貌，而是历史原貌的放大版。不仅在古史的书写中存在，现代史的书写中也常见。

关于人物的历史特别容易被“层累地堆积”。因为人物是历史的中心，最受读史者关注，也最容易聚积人们的爱憎。放大人物美好的一面，此为溢美、拔高；放大人物丑陋的一面，此为溢恶、丑化。有名的人物最容易被“层累地堆积”，因而最容易成为“箭垛子人物”——什么好事或坏事都往他们身上堆，他们成了承受箭镞的垛子。

人们的爱憎情感是这种“层累地堆积”的一个极重要原因。对伟人、杰出人物，因爱戴而容易溢美；对反面人物、问题人物，因憎厌而容易溢恶。溢美，就是对美做“层累地堆积”，溢恶，就是对恶做“层累地堆积”。比如，鲁迅曾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这是事实；但后来渐渐地被“堆积”成鲁迅专门辟了一间小屋，躲开国民党的监视苦读马列著作，这“专辟小屋”云云就属于附加的堆积物了。宋美龄生活上很讲究，也有条件养生保健，她曾患皮肤过敏症，沐浴后需用半磅牛奶搓身治疗，这是事实；但渐渐地被“堆积”成国中饿殍遍地时，她居然用澡盆装满牛奶洗澡，这“满澡盆牛奶”云云就属于附加的堆积物了。

我曾读到一篇小文《邓颖超的“电话更正”》，是写邓颖超同志纠正不实史实的事，从中可见多条“层累地堆积”的情况。这是现代史书写中“层累地堆积”情况的一个佳例。

文章写道，1976年年底，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前夕，《人民日报》请邓颖超同志审阅三篇准备发表的悼念文章。邓让秘书打电话给报社，要求更正稿件中的六条不实之处。第一，文章说她和总理一起去过三次大寨，实际上她只是最后一次去了。第二，说“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在与周恩来、张学良谈判时“抱头大哭”，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第三，说重庆谈判时周恩来的秘书李少石是被国民党特务谋杀的，事实是意外致死。第四，说1938年长沙大火是国民党企图谋害周恩来而焚毁全城，事实是为对付日军进攻而采取的“焦土政策”。第五，说在红岩村时，周恩来、邓颖超经常和战士一起种菜，浇水、浇粪，这是渲染夸大，实际上只是偶一为之，不是“经常”。第六，说重庆谈判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寸步不离”，不客观，因为两人各有各的活动，不可能“寸步不离”。

这六条不实之处大体有两个倾向，一是对国民党溢恶，二是给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锦上添花。从史料的准确性上说，都有“层累地堆积”的情况。邓颖超同志的态度很明确：必须实事求是，不应放大，不论是对国民党、蒋介石，还是对共产党、周总理、自己。

1976年年底，举国怀念周总理正值高潮，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评价，当时主流意见还是视为一无是处。但邓颖超同志却不人云亦云、迎合风气，而是实事求是地对稿件中的放大不实之处，即史实的“堆积”提出了更正。“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邓颖超同志的电话更正堪称典范。

研究历史，阅读史料，特别应当注意“层累地堆积”，剔除“堆积物”，才能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此为科学地研读历史之一法，亦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史学方法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