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媒体报道，某地书店别出心裁，竟以“打闷包”的方式售书。新书用纸裹住，看不到封面、书脊，更无法了解内容提要，全凭读者的手气，假如碰巧买到好书，算是值了；买到劣质书或不需要的书，则自认倒霉。这让我想起前几年一些地方用卖青菜的方式卖书。图书摆在篮子里，用绳子捆扎论斤卖，每斤10块钱，居然也热闹了一阵。

我为这样的现象深感懊丧。懊丧之余，想起历史上的书业也时常遭遇市场危机。经营者一时束手无策，便祈求神灵护佑。

护佑书业的神祇，是诸多随社会分工而产生的行业神中的一位。按照一般规律，行业神大多与各行各业的首创者和有功者有关，如中国的鲁班是木业的祖师爷，古希腊的阿尔忒弥斯则是主司狩猎与生育的女神。书业经营者把“三皇”作为神祇来祭拜，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文字起源于“三皇”时代，唯有“三皇”护佑书业。

书业即从事图书出版、发行、销售的行业，由来已久。远的不说，100多年来，上海的福州路便是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前沿。曾拥有大小书肆300多家，书局鳞次栉比，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传统书业配套的，是周虎臣、曹素功、胡开文等笔庄、墨庄的纷纷迁入，报馆书局相继创立，戏园茶楼丝竹悠扬，中西菜馆竞相飘香。自然，在热闹的书业文化背后，商业竞争无处不在。书商们祈求神祇护佑，让自己获得顺利发展，便在情理之中。

出版是书业的前导。早在明代中叶，徽州便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明万历年间的胡应麟评价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明代中后期，徽州刻书业在与国内其他中心的竞雄中脱颖而出。徽刻包括官刻、私家刻书和坊刻三种。所谓官刻，是徽州官府刻印的书。其中地方志的数量可观，最具徽州地方特色。所谓私家刻书，是指以个人或其家塾名义所刊刻的图书。从内容看，以刊刻先贤、师友著述，传播文化为主，并不在乎赢利。所谓坊刻，就是坊间根据市场需要所刻印的书。他们瞄准的是大量应考科举的读书人，从事坊刻业的人，对市场十分熟悉，极具经济头脑。他们为了刻书业兴旺发达，让产品力拔头筹，更多地流入金陵、苏州、扬州等文化重镇，供奉“三皇”，祈求护佑，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

读顾炎武先生《日知录》，见卷十九有一则“著书之难”：“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

顾炎武高度评价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宋元之际历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同时批评“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究其原因，无非是“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这种“以一生精力成之”的精品意识告诫我们，治学切忌心浮气躁，写书务必为后世着想。

时至网络时代，传统书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写书、编书、出书，比早先便捷得多。一星期完成一本书的整个流程并非神话。然而，出书容易读书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书商们千方百计推行跨界模式，扩大书店外延，吸引读者驻足，乃至想出“打闷包”“论斤卖”等花样。这无非是将金钱奉为神祇，而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架上没有好书，销售手段再高明，再花哨，又有什么用呢？惜乎，十年磨一剑的作者太少，一年磨十剑的作者太多。不愿“采铜于山”，而是“摆到篮子里都是菜”。某些所谓名家的书被刻意包装，再版重印，塞街滥摊，却让人读出虚伪、读出卖弄、读出“炒冷饭”，这样的现象我们见得还少吗？如此，焉能护佑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