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文化领导权”理论。他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的上层建筑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构成。与之对应,国家权力包括“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两方面,前者以暴力、强制性为特征;后者以柔性、非强制为特征。一般情况下,统治阶级或集团不仅依靠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实现直接统治,更多地还是依赖文化领导权的行使,即在“市民社会”中传播特定文化、灌输意识形态、进行心理渗透和说服教育,使被统治者从内心认同并接受这些固有观念或思想,进而心甘情愿地认可甚至维护现有统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若想获取并维护政治领导权就必须首先占有文化领导权,必须重视精神和道德的改革问题。
立足文化领导权理论,回顾中国革命和建设之路,鉴往知来,当前必须进一步重视文化领导权,自觉引领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加强精神和道德领域的建设,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而这些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或者说,文化领导权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相互统一和对应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确保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曾指出:“一个社会集团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必须行使‘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以后当它行使权力时,它成了统治者。但即使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它仍然必须继续‘领导’”。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革时期,改革进入关键阶段,执政党更应关注文化领导权的掌握和运用,其实质即是对精神、价值、道德等领域,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事实上,执政党要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和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就必须把握“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两种权力,而要有效把握“文化领导权”,则必须加强对精神文化领域的掌控,确保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在精神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支配地位。它集诸多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之大成,把其基本理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系统凝练地整合在一起,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和根本,不仅是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和重要战略任务,更在现实性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阶段中,执政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引领全国人民开拓前行、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
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契合了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能够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和性质;能够推进精神和道德领域的不断进步;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内在思想根基;能够确保对文化、价值和思想领域的领导权。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民众接受主导价值,提升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理论指出,占统治地位的集团行使“文化领导权”主要是采取“同意”的方式,即通过对市民社会各阶层进行说服、教育,使广大民众自觉自愿地认可并接受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同意”他们的领导地位。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和行使有赖于广大民众自觉自愿的赞同与认可,执政党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握和运用亦是如此。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能够在现实性上促使广大人民群众心悦诚服、自觉自愿地接受执政党的基本价值取向、主导意识形态,进而能够在民众广泛认可的基础上,提升并实现文化领导权。
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丰富、意蕴深厚,其理论性、民族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开放性使其具备了获得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逻辑前提和可能。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集中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髓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不断开创未来的精神动力;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集中概括了当代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行为原则和价值取向,确立了人们行为的价值尺度,引领了社会风尚发展的方向。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基本特征有利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接受,有利于民众自觉主动地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过程。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能够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他们理解、认可、赞同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一意义上,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动参与、充分接受、自觉践行正是执政党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和现实过程。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应对西方文化挑战,强化文化领导权。
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当代社会越来越呈现出“时空浓缩”(大卫•哈维)、“时空分延”(安东尼•吉登斯)、时空交错的特性。遍览寰宇,世界性的人际交往不断密集化、频繁化,文化全球化的程度也随之不断加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借助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比较优势,在全世界强力推行文化传播、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正如后殖民批判理论的代表者赛义德所指出的:在全球化的时代,部分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变换了影响和控制的主要方式,即用推行文化霸权的方式代替了以往在经济、政治或军事领域进行直接干预或控制的方式。如此,我国就必然面对如何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侵袭、增强自我文化软实力、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及巩固文化领导权的重大挑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就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亦是抵御西方文化侵袭、维护本国文化安全,确保执政党在国际层面行使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具体而言,在全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提高广大民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和归属感;能够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力,增强中华民族在激烈国际对抗中的竞争力;能够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全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自有特色、独特风格和特有气派。
进而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助于我们准确透析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新情况,把握西方国家挟全球化之势,以“文化帝国主义”抢夺国际文化制高点的实质和危害,切实提高本国文化的竞争水平,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使我们在有效应对西方文化渗透和价值挑战,确保我国文化及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自身对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不断提升在国际、国内两个维度的文化领导权。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造就一支过硬的领导队伍,巩固文化领导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离不开一支过硬的文化建设和领导队伍。这支队伍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得到锤炼,成为巩固和运用文化领导权的关键主体。就此,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有关“有机知识分子”的论述值得我们关注:葛兰西从其实践哲学出发,破除了以是否从事脑力劳动为标准来认定知识分子的做法,主张在总体性的社会关系中认识和确定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属性,分析和把握其社会作用和职能。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知识分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者或知识的创造者、输出者,而是代表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拥有特定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所谓“有机知识分子”。他们是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代理人”,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他们不仅直接行使着带有强制性特征的文化统治职能;同时还行使着文化领导权的职能,即在普通民众自愿接受的基础上,通过维护本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进一步巩固其对国家的全方位统治。如此可以说,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要是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无产阶级若没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将无法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巩固和运用领导权,无法建立稳固的社会主义政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契合了这一要求,能够在文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造就一批“有机知识分子”。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能够使知识分子认识到超越具体社会和阶级而独立存在的虚妄性,使他们明白自身与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相联系的“有机性”,从而造就一大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联,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知识分子队伍及文化建设队伍。另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能够使广大知识分子认识到自身不仅要拥有科学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还应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促使他们在实践中对社会发展发挥决定性影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这些都将在文化实践中造就一支意识形态及精神文明领域的建设与领导队伍,从而进一步巩固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
总括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保了执政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有效掌控;优化了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主导价值精神的路径;增强了我国抵御外来文化渗透和侵袭的能力;造就了一支过硬的文化建设和领导队伍,进而确保了执政党在国际、国内两个维度充分地获取和行使文化领导权,切实有效地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推动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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