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城市雕塑建设，如果从时间上记录，可以用两个30年来概括。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老一辈雕塑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艺术创作，出现了大批朴素的具有政治热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不乏具有很高艺术性、成为那个时代坐标的代表作品，如北京《农展馆群雕》、《广州解放纪念碑》、沈阳的《胜利向前》等；二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在这一时期，思想解放、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广大雕塑工作者以崭新的姿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讴歌时代，在尊重艺术科学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创作了大批风格多样的城市雕塑，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风貌，如深圳的《开荒牛》、青岛的《五月风》、唐山的《李大钊》等。

我们抚今追昔，不无感慨。可以说中国雕塑的历史几乎是一部宗教与皇权的雕塑史，中国雕塑家历来只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匠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雕塑成了他们宣扬殖民主义统治的手段，1890年立于上海的《巴夏礼铜像》就是佐证。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以刘开渠为代表的雕塑家们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终于建立起中国人民自己的纪念碑雕塑，《伍廷芳像》、《孙中山像》、《一二八淞沪战争纪念碑》等是这时期的代表作。解放后历经朴素的现实主义阶段，“文革”政治偶像阶段和改革开放多元发展阶段，今天的中国雕塑进入了反思与重建阶段。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雕塑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录，百姓审美情操的展现，更是先进文化的标记与载体，人民精神生活的指南。

在多元价值取向、西方意识形态涌进我国社会的情形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成为一个根本问题。我认为，在城市雕塑中，必须倡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时代风格。

所谓中国精神是指中国人勤劳、朴实的创造精神，自主自强的独立精神，崇德尚礼的文化精神，兼容并包的博大精神以及不断自主创新的开拓精神。

所谓中国气派指的是大国风范的泱泱气度。这一点从不同艺术发展历史阶段的作品中可以找到，秦俑恢宏的阵势、汉刻非凡的意向、唐塑雄浑的造型，这是我们民族的造型智慧，是民族大气象，它一旦与“有容乃大”的民族胸境相契合，则形成一种撼人心魂的气派。

时代风格的创造则是中国以新的面貌崭然于世界的重要标志，是时代风格的魂之所在。它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摆脱愚昧与封建、执著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体现，是改革开放以来创新精神的展现。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一个更为广阔、开放的文化心态将铸就一个悠久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时代精神。

真正的艺术创作必须把个人灵感和艺术家的责任感、使命感结合起来。艺术家应当紧密地将自己的艺术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当自觉地将个人的艺术才华融入到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洪流中。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艺于民，才能在贴近生活中实现创新，在创新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实现繁荣。一个有文化自觉性的艺术家，应该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寻找创新的动力，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寻找创作的题材和灵感，使城市雕塑真正成为人民的艺术。

推进城市雕塑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促进城市文化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必须建立科学创新的城市文化管理机制。形成城市管理者、艺术指导机构、艺术家三位一体的互动模式；必须加强雕塑人才队伍结构的调整，建立城市管理者、规划师、建筑师、雕塑家、设计家、理论家、工匠等多学科专家一体的城市雕塑队伍；必须建设符合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城市雕塑理论，以正在发展中的理论指导实践，在文化定位、空间规划、时间安排、科技创新、工程实施以及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等方面加强研究，使城市雕塑的建设适应与引领城市文化的建设。

当代中国城市雕塑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度，向国际社会宣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展示着继承和发展了的中国文化魅力。这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交相辉映。西方城市雕塑一统天下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以强大的自信心为历史立碑，为精神雕塑，为时代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