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天，我和费皖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然后骑着自行车，带了自己的衣物搬到交道口东大街一个大杂院的一间东南房住下。当天我的婆母买了些糖分送给院里的街坊，就算是为我们举行的“结婚仪式”，从此我成了费家的媳妇。

费皖的父亲叫费振东，是费孝通的大哥。虽然我和费皖是小学同学，认识了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和孝通叔叔碰面。婚假期间，公公带我去“认认费家人”，第一家就去了在民族学院宿舍的孝通叔叔家。费孝通的大名我早在1957年反右时就听说过，因为他是全国最大的右派集团“章罗联盟”的“军师”，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更是名噪一时的大毒草。那时我虽然只是个中学生，但是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右派，所以对有关右派的消息都比较“关心”，这样有名的大右派我怎会不知道。

当我们到达叔叔家的时候，已临近中午，来开门的是婶妈，她见到我就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你是小燕吧，欢迎欢迎。你们先坐一会儿，孝通马上回来。”说完回厨房接着准备午饭，看来婶妈知道我们要来，特意多做了菜。我是第一次来叔叔家，好奇地这儿看看，那儿瞧瞧，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这里的书真多，而且“窗明几净”，各处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有条有理，这一定是婶妈的功劳。

过了一会儿，估计叔叔该回来了，我和费皖就到门外迎候，不久见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向这边驶来，费皖迎上去叫声：“孝通叔叔。”孝通叔叔灵巧地下了车，然后伸出手笑着对我说：“新娘子来了。”我赶紧上前握住他的手向他问好——第一次见到孝通叔叔的情景就此定格在我的记忆里——身材不高，却骑一辆28男式自行车，穿着件旧衬衫，脚下的塑料凉鞋大出有半寸，他笑吟吟地望着我，眼里满是慈祥……

有趣的是，后来孝通叔叔见到我，一直叫我“新娘子”，叫了差不多有一年。“文革”前的那段时间，叔叔常进城开会，有时开完会和大哥一起回家下棋、聊天。一次我正好在家，叔叔来了，和大哥聊了一阵以后，见我正在旁边，就问我：“新娘子，我们来下棋。”“我不会下围棋。”我说，“五子棋呢？”，“也不会。”“来，我教你，很容易学的。”于是他给我讲解了五子棋的规则，一边摆棋子一边教我怎样拦截对方，怎样把自己的棋子连成五粒，不知不觉，我和孝通叔叔玩了一个多钟头。

我来到费家也就一年的光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满大街都是“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红卫兵、造反派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旗号，肆无忌惮地到处打、砸、抢，整个北京笼罩在紧张、不安之中。孝通叔叔有一两月没来我们家了。

有一天下班回到家里，觉得两位老人有些心神不定，原来早晨我去上班后，叔叔来了，说是民族学院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凡牛鬼蛇神家属，必须滚出北京。叔叔一早就进城搞火车票，正好费皖上中班，就帮他去火车站买票，还算运气，买到了一张当天晚上去苏州的退票，不知婶妈走了没有？令人担心。

在不安的气氛里，好容易捱到晚上10点左右，我刚刚躺下，就听见院里进来了很多人，接着有人大声喊：“老右派费振东滚出来！”我赶紧起来开屋门，一下子冲进来了六七个戴着红箍的造反派，我从婆婆手里接过3岁的小侄女，被推搡到院子的东北角，这时东屋一位阿姨出来把孩子抱了过去，对这帮凶神恶煞般的造反派说：“别吓着孩子！”

审问开始了，一个小头目似的人，手里提着皮带冲我喊道：“老实交代，最近有什么人来过？”“不知道，我白天上班不在家。”“你爸爸来过没有？”“他从来没来过。”“费孝通呢？”“听说今天上午进城买火车票，来过这里，我没见到。”“金银首饰藏在什么地方？”“听说婆婆有过结婚戒指，抗美援朝时捐献了。”……他见问不出什么东西，就喝令我低头跪下，骂道：“掉在右派窝里的狗崽子，还不老实！”我心里一紧，做好挨打的准备，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打（后来才知道来的是费皖工厂的造反派，抄家之前曾到街道派出所调查，派出所民警说抄家可以，但不许打人。没想到他们照办了，真得感谢这位民警）。小头目走了，留下两人看着我，这时我偷眼看了一下四周，只见两位老人分别站在院子一角，已经64岁的公公正在水龙头下用凉水冲头，我真怕他坚持不下来；又想小头目说我“掉在右派窝里”倒是有点道理：我爸是共产党里的右派；公公、叔叔是民主党派里的右派；费皖的大姐、姐夫也是右派，真是个“右派窝”，我走进费家门，真是应了“门当户对”的老话。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带着抄家的战利品走了——几只塞满旧衣服的破皮箱、小闹钟、照相机、一堆书，还有一把我心爱的吉他和巴扬（纽扣式手风琴）。

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连顶棚也被捅了一个大窟窿，说是要找金银首饰和“变天账”。全家人一夜无眠，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公公说，各自向单位领导汇报了再看事情的发展吧。这时天已蒙蒙亮，我走到日历前，把1966年8月28日这一页撕了下来。

自抄家以后，孝通叔叔再没有来过，我们也不敢去看他，虽然两家近在咫尺，却断了消息。后来造反派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夺权”上，对“黑五类”不那么感兴趣了。这天赶上我和费皖同一天休息，于是决定“冒险”去趟民族学院。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没敢走大门，而是从民院围墙外的玉米地里绕到后面的宿舍区。来到叔叔住的西四排后，只见大门关着，后面厨房门却开着，我们探身向里瞧，叔叔一个人正坐在一张四方桌边打毛线，见是我们，他惊喜地说：“你们怎么来了！”好久没见叔叔了，看到他虽憔悴了许多，但精神还好。这时我留意到房间里除了这张桌子和椅子之外，水泥地上还铺着褥子，就吃惊地问道：“你睡在地上？”他笑着说：“是啊。”接着他告诉我们这一段时间里的遭遇。

原来那天叔叔把婶妈送走以后，第二天红卫兵就来了（这天应该是8月29日。1987年他与美国巴博德教授谈话时把这天说成9月2日，他记错了），抄走了全部东西，并且只留下厨房给他用，其余房间虽然没有贴封条，但警告他不许进去，他只得把床垫搬到这里，他说：“虽然睡地上，一样睡得好。况且我的‘待遇’比潘先生好多了，红卫兵把他赶到厨房，其他房间都贴了封条，什么东西都没拿出来，只能从我这里拿点被褥过去。你们回去跟大哥说，我这里还能应付，放心好了。”后来天气冷了，叔叔才搬到厅里，睡到床上去。

“文革”结束后我才知道，其实叔叔在那段时间里可受了不少罪——弯腰挨斗、戴高帽游街、扫厕所、住牛棚，痛苦的遭遇逼得他甚至想到自杀；最后去了干校，盖房、种地、当小工……经历了种种磨难，但是他顶住了！

中国人民终于捱过了荒诞绝伦的10年，迎来了新生！孝通叔叔也重获工作机会，从此忙碌起来。1983年费皖调到民盟中央，因为工作关系经常陪叔叔出差，我也因此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叔叔的工作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已经70多岁的他精力还如此充沛，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到外地搞实地调查，并且把调查研究的结果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从而在重建中国社会学，以及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完善区域经济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年来，他写了很多文章，这些文章我差不多都读过，虽然我知识有限，水平不高，对他的话只能一知半解，但是我看懂了。我知道叔叔是个大学问家，他写的东西必定含有很深的意思，但是他的文章是从“人人可以看到的事”和“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家常见识”里，用大家都“看得懂的名词和句子”写出来的，所以读他文章的人，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博士、专家，都能从不同的层面上，理解和领悟他所表达的意思。依我看，这正是孝通叔叔高明之处。

后来叔叔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又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居高位，但是在我心里，他仍然是骑着自行车，喊我“新娘子”，教我下五子棋，和蔼可亲的孝通叔叔。和他在一起，仍然可以毫无顾忌地东拉西扯。

记得1983年他去哈尔滨讲学之前，我们到民院看望他和婶妈，在书房问候的时候，叔叔突然问我：“那年你为什么去北大荒？”“我爸爸当了右派，因此产生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条件好的同学的想法。”——1958年高考那天，我和另一个同学没进考场，直接乘火车到黑龙江省密山县851农场当农工的事，他是知道的呀，为什么又问起这个事？

“你们去了几个人？”

“开始两人，后来又来了两人，都是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是黄琪翔的侄女。”

“北大荒的农场是转业军人搞起来的，你们那里学生多吗？”

“全农场我不知道，我所在的分场大约有十几个。有四川、安徽、扬州的，还有一个南京来的归侨。”

“你跟他们还有联系吗？”

“跟原来的中学同学有联系，其他人就没有了。后来八一农垦大学来招生，农场领导让我们去考，大多数人都进了学校，我是中途病退回了北京，他们毕业后都重新分配了工作。”

叔叔不再问什么了，这时我却突然蹦出一句：“孝通叔叔你被人骗过、上过当吗？”

“上过当呀，57年掉到‘陷阱’里了。”

“有什么感觉？”

他向头顶上方指了指说：“昏了，不知道上边出了什么事。”

“你会不会把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写出来？”

“我不喜欢回忆不高兴的事。再说像‘文革’这样牵扯到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特别是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大事情，外面的人是弄不清楚的。我看毛主席一定是感到有什么‘危险’，用正常的办法已经不能解决了，所以发动了‘文革’。后来他控制不住了，以致给老百姓造成这么大的灾难。”停了一下他又说：“以后会有人写的。”

这事过了20多年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也知道了为什么问起北大荒的事，原来当时他正在研究黑龙江的人口状况，思考如何通过开发北大荒来解决“盲流”问题。

和叔叔聊天是很轻松愉快的，我常常会不知深浅地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不论我说什么，他总是微笑着注意听，还“有问必答”，耐心极了。记得有一次看望他，他正在楼上书房看报，屋里也没别的人，他要我坐下说说话。这时楼下传来一阵说笑声，我说这么吵，会影响你工作吧，他说我不怕吵，写东西的时候，这些声音就听不到了，再说现在耳朵也不太灵了……我知道叔叔的英语很好，就问他学外文有什么窍门？教材重要还是老师重要？他说：“语言环境最重要。”又问他发音准不准？他说：“不准，大概是‘吴江英语’吧。其实不必刻意去追求发音，重要的是对方听得懂、能交谈。你想，标准的普通话，中国人都不是人人讲得来嘛。”

“什么时候你的脑子最活跃，容易产生灵感？”我东一榔头西一棒锤地又提了个问题。

“应该是早晨睡醒以后。”他想了想说。

“有报道说西方有人专门研究心灵感应、灵魂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吗？”

“人类发展到现在，其实对自己，也就是‘人’自身的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我的老师史禄国认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和大自然非常亲近，所以那时候的人会有一种自然的、特别的内在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现在不行了，因为人类离开自然越来越远，这种能力越来越弱了，但是这里边还会有一些现在虽然不再表现出来，而实际上还在发生作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很多被归到宗教里去了。史禄国说过：‘心理学之外还应该有个东西’，那时候我不懂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年纪大了，慢慢领会到了其中的含义。”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还记得我讲过的‘灵魂出壳’的事吧。那年端午节我正在嘉兴，嘉兴的粽子是有名的，我又喜欢吃。这天吃饭的时候，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粽子，突然觉得夹筷子的右手抬不起来了，想要夹盘子里的粽子，可是手不听话，就想转身告诉坐在旁边的宗惠（叔叔的女儿），告诉她我大概出什么问题了，但是身子转不了，也张不开口。这个时候我脑筋是很清楚的，却指挥不动自己的四肢，好像‘我’跳出了自己的身体，站到了一边，站在一边的‘我’已经不能指挥我的身体了。正常情况下，大脑指挥人的一举一动，而现在大脑很清楚，但是指挥不动了，就好像它已经离开了这个‘人’。大概这就是所谓灵与肉分离的感觉吧。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猜古人‘灵魂出壳’这个词，就是这样造出来的。还有，所谓人类特有的‘心态’、‘精神世界’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摸不着、看不见，虚无缥缈，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仪器能够‘捉住’它。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史禄国把生物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里面去看，把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精神境界都放到自然现象里去研究……我到现在也还不能完全懂得他的意思。”

多年来，听他的讲话，看他的文章，使我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懂得和明白了他对人和做事的道理，便更加亲近和尊重他了。

今年是孝通叔叔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整整5年了，然而他那熟悉的身影、浓重的乡音、睿智的谈话，好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依然清清楚楚，抹也抹不掉！现在把这些话写下来，以表达我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