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镛同志是群言杂志社的老领导，我们亲切地称呼他“陶公”。他在民盟中央副主席任内曾分管《群言》十余年，他对《群言》感情很深，对我们这些下属和晚辈感情很深。他走了，我们都很怀念他。

像陶公这样的好领导，实在难得。

他担任《群言》编委会主任委员，属兼职，对《群言》可以多管，也可以少管。但陶公责任心很强，他把办好《群言》看作是自己的崇高使命，再忙再累也要挤出时间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群言》的工作中去。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民盟中央、民盟北京市委会担任要职，可谓日理万机，工作够繁重的了。他没有“三头六臂”，却有“拼命三郎”的精神，硬是把《群言》的重担挑起来，和杂志社的同仁同心协力，把《群言》办得有声有色，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20年前，冰心老人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认为在我书桌上的几十种刊物杂志中，能使我不能释手地从头一篇一直看到末一篇的，只有《群言》！”《群言》以“知识分子的群言堂”的特色，在社会主义的百花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陶公是第一功臣。

陶公废寝忘食地为《群言》日夜操劳10多年，却没有从《群言》得到过一分一厘的报酬，他的廉洁是有名的，甚至忌讳在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群言》创刊以来，他实在推托不掉才应约在《群言》上发表过有数的几篇文稿）。陶公对《群言》的无私奉献，一直为大家所称道、敬佩。他为《群言》所付出的心血，限于篇幅，这里只举几个例子：从确定每期刊物的主旨到具体的选题，从稿件的初审到三校定稿，陶公都亲自参与，还常常亲自约稿；他特别重视“专题座谈”这个“拳头产品”，从讨论座谈题目到确定参加座谈的人选，他都亲自坐镇，只要他分得出身，都会争取出席座谈会，他还多次带着编辑跑到外地开座谈会……陶公脑子里装满了《群言》的事，连吃饭、睡觉时都想着《群言》。我就常常在午休时或深夜11点前后接到他的电话，或垂询《群言》的有关情况，或对《群言》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陶公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又是办刊物的行家里手，他有很深厚的学养，很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办刊经验。他是《群言》的主心骨，我在他手下协助他工作心里感到很踏实。《群言》自创刊起，顺应改革开放时代的要求，积极参与国是，反映群众心声，不跟风，不附势，不媚俗，在千万种刊物中树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和主政的陶公不唯书、不唯上、忧国忧民、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品格，是分不开的。正是在陶公的精心组织和策划下，《群言》独家开展了三峡工程论证的讨论，引起有关部门和国内外的关注。还是陶公的主意，《群言》多次组织了有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等专题讨论座谈，讨论关联到国家大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陶公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和办刊物精益求精的精神，都深深地感染着杂志社全体同仁。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作风，更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加上他讲民主，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在商量工作时，大家能畅所欲言，毫不拘束。总之，陶公可敬而不可畏，和他共事10多年，不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许多。

陶公忙得不可开交，仍时常把我们这些下属挂在心上。他见同志们整天为杂志社忙忙碌碌，就想到让大家出去放松一下。他多次抽身和大家一起出去春游、秋游，北海、宋庆龄故居、恭王府……留下了他和我们合影的珍贵镜头。陶公对下属的关怀，我有切身感受。1986年春，我从外地调到《群言》杂志社，本该是我先去向他这位领导报到，没想到他先来看我，并慰藉说：“安居才能乐业。”没过几天，我的安居问题便得到了解决。1996年春，我的老伴得了癌症，陶公又亲自登门慰问。以陶公的地位、名望，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编辑如此关心、爱护，令我和老伴都感动不已。

陶公接近耄耋之年时，仍在为《群言》尽职尽责。这时，他的精力已大不如前：步履蹒跚，不能久坐，仍强撑着勉力到杂志社召集座谈会和审阅稿件。80岁以后，他不再分管《群言》了，却仍然心系《群言》，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要问起杂志社的人和事。陶公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医院的病榻上度过的，他被疾病煎熬了整整6个春秋，他所经受的折磨和苦痛，是健康人所难以想象的。苍天怎么这样不长眼，让这么好的人遭受这种“生不如死”的苦难呢？陶公不怕死，但他不想死，他还有未竟之业。他告诉我，他还要继续研究《资本论》，他还要描绘时代风云，写他经历的大时代的一百个小故事。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盖“群言楼”，等他病好后还要办“群言堂”。2005年，在《群言》创刊20周年的时候，陶公已卧床不起，气管被切开，插上呼吸机，他只能用人工发声喉吃力地口授了给《群言》的题词：“《群言》是中国知识分子进入新世纪、走向新时代发出的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呐喊。”寄托了他对《群言》真挚的爱和热烈的期望。

陶公与病魔顽强地抗争到最后一息，离我们远行了，他脱离了苦海，升上了天堂，从此，我们只能仰望天空，寄托我们对这位可敬可爱的领导、师长、前辈无限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