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我国世界经济学科的主要开拓者陶大镛先生驾鹤西去，令人痛彻心扉。从此，经济学人少了一位诲人不倦、德高望重的导师，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治学严谨、造诣精深的泰斗。

初识陶先生，是在1984年。那年我还在西北工业大学任教，来北京师范大学听陶先生主讲的世界经济讲座。在讲演中，先生明确指出了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深刻分析了世界经济的研究内容，详细阐述了该如何发展世界经济学科，并对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学术规划。

陶先生讲演结束后，我向先生请教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商品垄断价格的相关问题，先生地位虽高，却平易近人，他耐心、深入、细致的回答，使我受益良多。那一次讲座，我不仅被陶先生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和儒雅的风度深深感动，先生的内外兼修，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再次见到陶先生，大概是1984年10月，在郑州举办的“全国《资本论》学术研讨会”上，这是当时我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陶先生时任副会长。我在大会中作了关于价值转型问题的发言，万万没想到的是，那时已是经济学界泰斗的陶先生，在大会总结时专门表扬了我的发言：“这个会议我很高兴，最主要的是听到年轻同志的发言，特别是白暴力同志。”陶先生的话使我深受鼓舞，然而，接下来先生的一句话，更是让当时还是一位年轻教师的我诚惶诚恐，“要不了多长时间，白暴力就会超过我。”当这句话从先生口中说出、传入我耳时，我心中所受的震动无以言表，是感动，更是佩服！陶先生这样一位地位如此高的前辈，居然在大会上毫不遮掩地表扬一位晚学后生，如此的胸襟气度，让我深深折服。

会议闭幕时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宴会。期间，陶先生端着酒杯，特意来到我身边说：“白暴力，你这个名字非常好！我要和你碰一杯！”此时我所感受到的，又何止是感动。除非亲临其境，否则真无法体会那时的心情。也许在陶先生看来，他只是在大会上表扬了一位年轻同志，但是于我，却意义深刻。这不仅为我今后在经济学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先生的这席话令我终生难忘，并时时鞭策我，在学术研究上不敢有半分懈怠，不敢辜负先生厚望。

此后，我便与陶先生常常通信，对学术问题进行了许多细致深入地讨论。信中，先生还常常不忘鼓励我，1988年2月，先生来信中写道：“近年来，你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颇多建树，向你祝贺”；1990年春节，先生来信道：“近年来，您好学深思，发表不少论著，颇具卓见，进入马年，祝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领域里一马当先，继续为四化建设作积极贡献”。我得益于先生的不仅是对学术的严谨态度，还有对学生的积极鼓励。先生永远都是指引我的榜样楷模。

1994年，陶先生住进天坛医院例行体检，我去看望，先生问我是否愿意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我答愿意。于是，先生便积极帮我着手办理调动手续，这一调动，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拖到1997年，当我再次看望陶先生时，先生问现在是否依然愿意调过来，我说仍然愿意，陶先生便力主并亲自过问各个环节。这一次，由于陶先生的尽心尽力，调动一事终于尘埃落定。

1998年，我来到北京，与陶先生见面次数就非常频繁了。早几年间，先生住在北师大小红楼，我时常去看望老人家，与先生讨论一些学术问题；后来先生入院，我也至少每周去看望一次，话题还是离不开学术。先生意志力非常强，在与疾病和痛苦作斗争的时候，仍然坚持学习，坚持思考。那一阶段，陶先生还谈了许多问题：谈到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谈到世界经济进入了太平洋时代，谈到想要办一个《太平洋经济导报》，谈到“9•11”事件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谈到教育不公问题，现在很多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能这样常常与先生面谈，我深感荣幸，更受益匪浅。

陶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不仅因为先生对年轻同志无私的鼓舞和支持，更因为先生的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治学严谨，造诣精深。先生的研究涉及经济学领域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深湛而精辟的理论思想和观点，著述丰富，硕果累累。

陶先生的学术研究一直走在理论界的前沿，不但对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一己之见，而且填补了我国学术界的多项空白。

中国远古时期有没有石器时代存在，曾经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解的“谜”。陶先生在1939年发表的论文中认为：中国和世界一样，都经历过石器时代，其中包括：始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三个阶段。

上世纪40年代，陶先生深入研究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先后出版了《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和《新民主国家论》，分别论述了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概况、农业和工业的改造、对外贸易、经济生活和经济计划等。这些理论，为新中国的经济改造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尤其是《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一书的出版，对于增强当时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信心，起到了很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人民经济论纲》这部著作中对《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人民经济各项重大政策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并对人民经济的商品价值，货币与资本，剩余价值与工资，利润、利息与地租等基本经济范畴进行了论述。

陶先生是我国研究世界经济的先行者，早年在伦敦期间，1946-1948年，他就著有《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讲话》两部著作，书中系统阐述了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世界经济的基本问题和历史趋势。这些著作是当时研究世界经济问题不可多得的读物。

陶先生的学术自成体系，研究深刻，对经济学知识有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一书中，对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地租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陶先生认为，关于纸币同黄金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纸币已经完全“独立化”了。黄金依然是国际支付的最后手段，起着世界货币的作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本否定黄金的货币作用，所以马克思所阐明的货币流通规律(当然也包括纸币流通规律)并没有“过时”，而是继续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陶先生认为，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既不能盲目地全盘否定，也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前人经济思想中一切进步的、推进社会前进的东西，并给以批判地综合和创新，“洋为中用”。

陶先生一直坚持对经济学热点问题的研究，并与时俱进，积极探索经济理论在当代经济现象中的应用。陶先生在《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一书中，对当代世界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问题、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转移、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在今后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可能地位等问题上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

陶先生认为，一方面，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进程，但全球化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整个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全球化可能是各国经济融进了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促进了具有竞争力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但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使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实现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才能真正出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

陶先生认为，世纪之交，两极格局宣告结束，各种力量重新调整和组合，世界经济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在新旧格局交替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世界经济活动的重心再次发生转移，这是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特点之一。从历史上看，经济活动从太平洋沿岸转移到地中海，又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现在又来到太平洋，这是历史性的大转移。

陶先生认为，如果中国能够获得相对宽松安全的国际空间，能够保持稳定有序的国内环境，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人口年增长率控制在1%以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保持在7%左右，那么，中国的综合国力将不断提升，有可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并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陶先生在《现代资本主义论》一书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及其腐朽性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陶先生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的增长趋势与停滞腐朽的趋势是同时并存的。看似矛盾，其实这恰好是当代帝国主义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停滞不是绝对的停滞，也并没有完全排除局部的、暂时的发展，尽管这仅仅是一种低速增长而已。

陶大镛先生思维敏锐、深邃，善于发现和洞察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其经济理论和成果具有前瞻性、时代性和科学性，许多真知灼见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陶先生虽已千古，但先生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的卓著贡献将永不磨灭，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也将永远是经济学宝库的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