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与同事及几位博士生到贵州、湖南和浙江调研社会发展情况。调研过程中，地方同志反映最多、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基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诸如卫生院医务人员匮乏及人才流失，中小学需要聘用代课教师才能运行，乡镇民政工作人员人手不足等等。

上述问题也与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的发言或提（议）案相符合，有代表说，“当下，基层对人才有强烈的需求，但真正下基层的大学生却很少，这不仅是学生和家长的就业观念有偏差，还因为基层待遇低，目前尚没有形成‘下去以后再上来’的机制等现实问题，因此必须建立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长效机制”。而在我看来，这个长效机制很复杂，涉及行政体制、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等诸多问题。一方面，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亟需大量的工作人员和专业人才，基层的社会管理需要加强，社会成员的组织形式需要创新；另一方面，数百万的大学生拥挤在城市里找工作，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蜗居”和“蚁族”。所以，不能简单地认定当下的社会缺乏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即便是缺乏也是一种结构性的缺乏，绝不是总量上的缺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曾经如此，年轻人离开村庄，到城市里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和生活方式。上世纪90年代，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访问期间就看到这种现象，同时也看到北美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年轻人留在地方，大力兴建工业园区和产业孵化器。

为什么我们的体制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按需配置？原因何在？从政策制定来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和体制才能吸引年轻人到基层工作？

从深层次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轨迹，即人才的分布与资源的分布成正相关，基层公共资源和资金缺乏，需要配置的人力资源自然也缺乏，因此，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从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来看，出现目前的状况是必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超越市场的力量介入。换而言之，扩大消费和就业，从根本上说是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问题。我国要真正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至少首先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学以致用，或者说是知识与现实的接轨，即大学课程设置、教师配置如何与社会市场的需求接轨；二是作为人力资源的大学生如何能够匹配到与其知识才能相适应的物质资源，包括工作条件、待遇、职业前景等，这既涉及到市场，也涉及政府的调控；三是多元价值，只有全社会确立了关于成功的多元价值体系——志愿服务和公益创业也是成功的标志，各个领域的成功，只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事业的，都应得到尊重，而不仅仅是挣钱或做官。这样，大学生们才会真正进行多元选择。

上述问题还要与正在进行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近日读到一篇讨论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文章，其中提到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是我赞同的。但也有质疑之处，作者主张应主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诸如现代金融和物流，商务、信息和技术研发服务等。对此，我个人认为，如果资本和人力集中到这些部门，它所能吸纳的就业是极其有限的。既然基层公共服务需求很大，我们则应避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人云亦云，而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思考，我国在当前这个发展阶段为什么仅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仅仅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服务业发展以及积极推进城市化吗？

首先，上述三个方面的转变都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的消费和投资既包含了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也包含了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确定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的比例不应当仅仅依据经济学理论，而应当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并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地分析。服务业既包含了生产性服务业，也包含了非生产性服务业，而在经济社会进入公共需求阶段时，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应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无视社会服务的就业容量是错误的，也会误导视听。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从来就是一个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需要在城市服务业就业，他们及其家人也需要教育、卫生和医疗等方面的服务，这是他们转移的基本动因，正因此，仅仅发展生产性的服务业是不以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的的。

其次，就社会需求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包含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内涵。过于狭窄和简单地理解发展方式很可能错置了我们的注意力，导致在政策上的新的扭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有明确的提法，而且此后的每个五年计划都做了重申，但我们始终没有扩大和转变对它的理解。

再次，不进行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扩大公共消费和与之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我们迈不过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门槛。而应当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分析现阶段居民的消费特征和消费需求。

归根结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问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以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为条件，至少需要通过两个领域的改革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经济学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富裕之门，也可以开启贫困之门，究竟开启哪扇大门，则有赖于经济学家的人文精神。

基层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著名学者于建嵘教授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越来越多的问题发生在基层”，为何如此？“地基不牢，地动山摇”！这句话应成为做好基层工作的座右铭。

而基层不断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又何在？我想起了人类学家常说的一句话，“如果不加强地方社区，鼓励他们在规划与维持其基础设施过程中积极参与并发挥更大作用，发展战略注定会失败。”联想到我国的一系列政策，诸如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政策、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等，如果没有完善的基层服务体系又将会有怎样的效果？

当前，我国正走向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加速调整结构并举的道路，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阶段性胜利以及扩大内需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后，我认为最需要认真研究和加以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怎样才能使基层民众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中，当务之急是有效增加总需求。只有这样，现有产能才会流动和循环起来，通过增量来稀释和淘汰存量，实现结构调整。

第二，怎样才能使集中在大都市的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参与基层服务？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吸引他们？

第三，如何在社会事业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积极出台实质性的改革措施，鼓励民间投资全面跟进政府投资？

要使中国经济在脱离外力推动的情况下，彻底恢复持续快速增长，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真正把政策着力点放在消除制约内需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上，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快速推进人口城市化，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换而言之，政策着力点应该放在调节国民收入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上，在转变发展方式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二次分配领域积极推进公共部门的改革和公共领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