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落实规划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编者按：民盟十届四中全会期间，群言杂志社以“全面落实规划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为题，邀请出席全会的部分中央委员举行了专题座谈。委员们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就“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交流。座谈会由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同志主持。出席座谈会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万志：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杨云彦：湖北省计生委主任

李成贵：北京市农委副主任

郑永飞：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

施 平：中科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所长

徐一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钱克明：农业部市场司司长

董恒宇：民盟内蒙古自治区委主委

徐 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公布之后，我们对国家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及重大举措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建议》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建议》针对如何扩大内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发展文化产业、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国强民富、提高政府公信力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表述和新的部署，让我们对“十二五”规划有了许多新的期待。蒋树声主席在民盟十届四次全会报告中指出，“明年参政议政工作要在保持传统领域和优势的同时，重点围绕‘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实施，正确把握参政党的功能定位，找准参政议政的着力点，打造体现民盟特色的新亮点。”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目的就是进一步学习领会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并就国家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

我就教育方面谈点想法。首先，我认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应该与今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年）》很好地衔接起来。《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了到2015年的教育事业发展主要目标和人力资源开发主要目标，比如九年义务教育在校生要达到1.61亿人，巩固率要达到93%，高等教育在校生要达到3080万人，毛入学率要达到36%，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达到10.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达到13.3年等等，这些目标应当在“十二五”规划中得以体现。其次，更重要的是，“十二五”规划应该很好地体现《纲要》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原则。比如如何切实体现教育优先发展的思想。温家宝总理说，“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必须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这一重大战略性思想应当在“十二五”规划中得到明确的体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不能久拖不决。再如促进教育公平问题，目前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如农村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民族教育等，在“十二五”期间应有显著的发展，取得较大的进步，否则，教育发展不科学、不均衡的问题将更加突出。最后，“十二五”规划还应该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更加突出改革的迫切性。温家宝总理说，“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这是十分正确的。“十二五”规划对人才培养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的创新，对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质量评价、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应予以更多的重视和支持。规划不能替代改革，但规划可以引导改革，并且体现改革的精神。

重视新形势下的“三农”问题

钱克明：我谈一下“三农”问题。在下一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速度会加快，但是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中的第一个是农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粮食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分析认为，未来10到20年，世界粮食价格会普遍上涨。过去二三十年粮食价格很低、很充裕，这样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会一去不复返了。这有几个原因，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消耗粮食来生产能源，导致汽车和人争粮，推高粮价；二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快速发展，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升级，粮食消耗增多；三是流动性过剩，农产品价格不仅仅取决于供求关系，还与投机因素相关。上述这些原因导致国际粮食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从国内来说，我们已经是连续7年粮食丰收，下一年还能不能丰收？今后能不能保证粮食生产赶上消费的增加？这就很难说了。“三农”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分两部分：一个是农民工问题，核心是新一代农民工问题，关键是怎样能够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包括其社会保障、住房问题；另一个就是留在农村的农民，关键是怎么让他们增收，就农业生产来说，主要是靠补贴和价格，换句话说，就是靠政府转移支付和消费者转移支付。2004年以来主要是靠政府转移支付即补贴。从2009年开始，农产品价格一直在上涨，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农业政策到了一个拐点，仅仅靠政府转移支付、靠补贴已经不够了，还需要消费者转移支付，也就是要涨价。从国际经验来看，只有美国这样的资源丰富的国家能够在维持食品低价格的情况下进行工业化，欧盟的食品价格就要高一点，瑞士等资源稀缺的国家更高，东亚国家像日本、韩国等一直是小农经济，农产品价格一直非常高。过去30多年，我们一直压低农产品价格，在保持低食品价格的情况下进行工业化。现在到了一个拐点，低食品价格的工业化道路维持不下去了，这意味着不仅仅政府要转移支付、要加大补贴力度，同时还要涨价，走上一个像韩国、日本这样的高食品价格、高政府补贴的发展道路。这是“十二五”期间制定强农惠农政策时必须要认真考虑的。“三农”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村发展问题，其中最核心的还是土地问题，目前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要快速发展，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土地的紧约束必须要放宽一些，尤其像长三角、珠三角，城镇化速度非常快，最大的瓶颈制约就是土地，所以把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的冲动非常强烈。我们的土地是两块，即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实际上是政府的一个储钱罐，没钱了就卖地，城市的地卖完了，接着开始卖农村用地。农村用地属于集体所有，现在政府先把它转化国有，再转化为商业用地。通过这种转化，土地增值很大，但农民没有得到，农村没有得到，而是弥补了地方财政。这块利益如何留在农村、留给农业、留给农民，这是问题的关键。概括起来，农业方面主要是粮食问题，怎样保持粮食继续增产，在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前提下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农民问题主要是增收问题，怎样把强农惠农政策进一步完善，不仅要加大补贴，农产品价格也要合理上升。这预示着整个福利体制都要改变，因为价格上涨后，城市低保户、大学生等的福利会下降，政府怎么弥补？传统观念认为补贴不给流通领域和消费者，主要给农民，现在看来要有一定的改进，政策视野要放宽；农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一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基本的农村土地制度要坚持，另一方面要解决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用地问题和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问题。“十二五”期间这三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来解决。

以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陈万志：“十二五”规划提出以科学发展作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主线的发展思路。世界银行对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情况做了一个评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我赞同这个评价。我们一向不缺先进的理念甚至口号，但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体制或机制的保障，落实不到位，最后就沦为纸面上的一个口号。“十二五”应该避免这样一种情况，因此要拿出决心和勇气，对社会经济中一系列导致发展失衡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制度和体制的问题进行改革。实际上，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政府改革、政府转型。这里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能否放弃增长至上主义或者叫GDP至上主义。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已成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正是由于过快的经济增长，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真正要调整结构，首先要把过高的增长速度降下来。我认为，“十二五”期间，因为出口减速，城市化进程趋于减缓，房地产需求下降，工资成本上升，其他要素成本上升，劳动要素增长的速度在下降，人口红利期很快将过去，生产力下降，利率水平上升，所以，与“十一五”期间相比，经济增长将会是下行的趋势。可以肯定，“十二五”期间再想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可能还达不到9%，甚至可能降到8%以下。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增长速度吗？退一步说，即使中央政府能够接受，地方政府能够接受吗？从现在来看，在制定各个领域的专项计划的时候，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冲动非常强烈。以高铁为例，据说，已有的加上“十二五”要建成的高铁里程超过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总和；另外还有汽车，仅前12家汽车企业规划“十二五”末的年产量就超过3500万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的一篇文章，说他10年前预测我们的轿车销售量将突破500万辆时，很多人觉得是天方夜谭，可是今年预计可能超过1300万辆。他还预计，如果不加节制的话，10年后可能达到5000万辆，而且主要是国内销售。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和产业部门“大干快上”的冲动。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要转变发展方式，要科学发展，理念越来越明确，调门越来越高，但是地方政府沿袭传统发展模式的热情依然不减，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我想，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方政府不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根本上是制度原因。中央强调要转变发展方式，要科学发展，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方式的机制没有形成，对地方政府来讲，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因为我们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如果说有什么“中国模式”的话，就是中国政府是一个超级的大公司，对于增长速度的追求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所带来的发展失衡等深层次问题肯定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这样一种前提下，谁先退，谁先减速，谁就吃亏。地方政府对此非常清楚。而且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必然助长权力干预经济。如果不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调整或者说伤筋动骨的改革，仍然是这样一个体制框架，我们就既没有决心也没有办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找不到一种约束机制。现在中央约束地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乌纱帽”，那必然是奖慢罚快，谁发展的慢就奖励谁，谁发展的快就惩罚谁。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看来，要着力解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政府对整个经济的主导和控制权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公权力要进行一场放弃诸多自我利益的革命。如果政府不真正自我革命，建立真正的约束机制，到“十二五”末，我们可能还会再提转变发展方式。

关于如何着力构建富民优先的体制机制，“十二五”规划提的很多。实现富民，我们说得很多，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等等，但根本上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创造机制是否畅通。一个国家，只有其国民能够自由地创造财富，财富的源泉才不会枯竭，而不是政府仅仅凭自己超速增长的财政来保障。我认为，这种保障现在已经被货币的超发，人民币的严重贬值和通胀收回去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已经表明，个人的发展、开放和保护是创造社会财富以至实现国强民富的最好方式。但是现在，国进民退的做法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类民营企业的挤压愈来愈严重，搞实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越来越困难。如果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得不到快速发展，我们可能很难真正实现民富。所以，关键是要给民众更多的创业的自由，发展的自由。因此，需要政府把发展的权利向全社会开放，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基本的价值趋向。

我想提出几条具体建议：第一，需要构建一些新的制度，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包括大幅度减税；第二，要让工会真正代表工人利益，工资集体谈判机制必须落到实处；第三，提高个税的征收标准，特别是以家庭作为征收单位来征收；第四，强制国企分红进一步落实，用来充实社保。国企是国家投资的，光缴税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第四，不得强制拆迁，期盼新的拆迁条例尽快出台。这些才是真正的富民的基础性的东西。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公权力加以约束。现在在制约公权力膨胀方面是不进反退。目前对私权力最大的侵害来自公权力。

总之，不管是发展方式转变还是富民，都涉及深层次的改革，如果下定决心，障碍还是能够突破的，“十二五”期间关键就是要破解这些问题。

加快农民工转型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任务

徐一帆 ：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加快农民工转型，加速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有了大幅度提高，由2005年的42.99%提高到2009年的46.59%，以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镇人口从5.62亿增加到6.21亿。而从人口的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和人口的非农化率（非农业户籍人口比重）的比较看，前者要低于后者，且两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换句话说，城镇人口包括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其增量主要是转移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工仍然是农业户籍人口，使得城镇化进程快于非农化进程。

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为城市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 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近些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解决农民工劳动条件差、工资拖欠、社保缺失、居住条件差、子女教育和就医困难等问题。但是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农民工问题也日益凸显，要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平等享受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就要从总体上解决农民工转型问题，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从现阶段看，农民工转型已具有较好的现实基础

现有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显著提高，留城不会造成很大的就业冲击。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533万人（包括年内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不包括在本乡镇以内从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比上年增加492万人，增长3.5%。年内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作为城镇常住人口，基本上都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他们从事的大多是一般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或大学毕业生不愿为之的技术含量低的体力活。因此，将这部分农民工留在城镇不会给现有的城镇居民造成很大的就业压力，也不会推高城镇失业率。

多数农民工已经积累了在城镇生存的经验，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在14533万外出农民工中，90%以上外出从业累计时间在1年以上，80%外出累计时间在3年以上，外出从业5年以上的超过60%。他们经过多年的洗礼和大浪淘沙，积累了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无需担心这部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已融入城市。被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他们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中多数人离开学校后即进城务工，基本没有做过农活，其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经城市化了，把终身在城市就业当作他们的追求。新生代农民工年纪轻、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在外出农民工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88.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30岁以下各年龄组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均在26%以上。新生代农民工代表着农民工的主流，正发生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

要实施以促进农民工转型为主要目标的城乡统筹政策

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民工转型。在坚持积极推进农民工转型的大前提下，要稳妥有序，分步实施，循序渐进。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的承载能力，制定相应的准入条件和采取不同的政策，逐步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和农民工的落户条件，把具有相对稳定收入的城市农民工分期分批地转型为城市市民。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使外来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拆除城乡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市场竞争的障碍，缩小城乡劳动力在就业选择和劳动保护方面的差距。加快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培育和建设，创新用工制度，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按照劳动者自主就业、企业自主用工的目标, 逐步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准入限制, 将城乡劳动力纳人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体系，促进形成城乡统一、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健全覆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主导作用，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低缴费、低水平、广覆盖、可接转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供应体系，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增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民工的功能。“十二五”规划建议在谈到“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时提出：“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应当在这样的城市化布局中，增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民工的特定功能。

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大中小城市仍是我国吸纳农民工的主要载体。小城镇是城乡经济发展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随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小城镇应加快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增加农民在县域内的非农就业机会,引导部分农民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并定居, 发挥其在大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制度事关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事关农村稳定大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政策方向。“十二五”规划建议在阐述“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时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应当看到，农民工转型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创造条件，促进农民工转型，又要允许农民继续享有对承包地的权益，以此作为应对不确定性及各种风险的生存保障，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现阶段顺利完成农民工转型的需要。

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迄今，全国90%以上的行政村都实现了通路、通电、通邮和通广播电视，农村基础条件较以前已大为改观。“十二五”期间建设的重点是实现自然村的“村村通”工程，保证每一户农民都能用上电和看到电视。将资金重点用在通电和通广播电视工程上，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口观念的转变和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

制定“十二五规划”要重视方法论问题

董恒宇：“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重大变化的5年。现实世界的特征是：“全球化”、“多种文化交融”、“后金融危机时代”、“突发灾难和事件增多”等等，世界进入了一个复杂性的时代。我国的发展模式迎来了改革开放30年后第二次转型。“复杂性”和“转型”成为时代的主题词。

复杂性认知。当代科学和哲学研究表明，“复杂性”最接近世界的本质特征，对未来世界的把握依赖于我们对复杂性的认知程度。解决复杂性问题要靠复杂性思维，治国理念及对国家未来5年或更长时间的战略规划更加强调对科学与哲学内涵新的理解，即强调事物的整体性、系统性、复杂性、非线性、相对性、全息性、多元性、动态性、不确定性、定量分析等。认为事物的动力学来自整体而不是部分，故不片面强调某一部分是重点。建构更接近事物本质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由简单性到复杂性、由存在到演化、由对立到互动、由构成到生成、由寻求确定性到挑战确定性、由理解到应对。

复杂性研究开创了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新对话，复杂性认知有利于我们克服传统思维定势，因为在实际操作中，“简单性”往往大行其道。比如我们在规划方法上的“一刀切”、“分灶吃饭”、“全面开花”、“每省一盘棋”甚至“每市县一盘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短期行为”等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要考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本性”，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性”，统筹协调各要素相互关系的“非线性”，突发灾变和事件的“不确定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地区“差别性”等等复杂性认识。

文化转型认知。上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内蒙古考察的时候，从鄂伦春民族狩猎文明的转型预言人类文明在后工业时代必然有一个大的“文化转型”——现在看来就是转向生态文明的时代。对这一转型有清晰明确的认识，费老称之为“文化自觉”。既然是文化的转型，转变的当然不仅仅是经济方式，不仅仅是发展方式，而是全面的转型。粗略的描述大致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经济方式转为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型：追求低碳生活；思维方式的转型：由线性思维方式转变为复杂性思维方式；资源形态的转型：即主要资源能源由实物转变为可再生、碳汇、文化、景观、信誉、人力资源、非物质资源、价值观、软实力等等无形资源。其中法律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是前提和基础。超越和克服传统发展观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主张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等。

前不久，《南方周末》刊登“三峡是一个哲学问题”一文。与此相比，国家“十二五”规划更是一个动态复杂性的操作，应该提升到哲学的层面思考、对待、解决——应该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科学精神来认知——只有文化自觉才能有行动自觉，只有科学精神，才能有科学规划。

在复杂性科学研究领域，以钱学森为核心的中国学者以东方文化特有的智慧和视角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论”等策略，对我们制定战略规划颇有启示。其核心是同一过程不同范畴的“综合集成”，体现为：在方法论逻辑范畴上，遵循还原论方法与整体论方法的互补思想，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从整体到部分的分析和由下而上的从部分到整体的综合相互结合的方法路线，把宏观和微观、系统与子系统的考察统一起来，着眼于整体研究却不放弃对部分的关注；在技术路线上，以思维科学为基础，采取了人——机结合、人——网结合、以人为主的方法论策略，充分发挥主体经验在定性判断、系统分析在定量分析中的不同优势;实现了信息、知识、智慧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是人、机、经验、知识与智慧的结合策略，实现了跨学科攻关，跨层次结构，综合集成中内外嵌套的几个反馈环和它们开放地与环境相互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系统中的复杂性问题。

要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技术

施 平：我是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十二五”规划非常重视海洋经济和海洋技术。首先，发展海洋经济要多业统筹和海陆统筹，因为不同产业是相互影响的。而我们现在是分割的，搞运输的就搞运输，搞养殖的就搞养殖。另外，发展海洋经济需要在岸上有桥头堡，这会造成海洋带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压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要从管理体制上推动，现在是海洋部门管海洋，陆地部门管陆地，航运部门管航运，农业部门管农业，这种体制很难从高层次上做好海洋经济的统筹发展。第二是填海造地的问题。因为发展经济需要土地，农田、森林、草地都不能动，又有多少荒地可用呢？而且大部分荒地都在西部。对中国来说，东部经济的发展起着引擎作用，所以填海造地是不可避免的，日本、韩国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企业先申请，政府批准，然后再由企业实施，实际上是一点一点、一块一块的，有点像小农经济的格局，结果搞得整个海岸带变成人工化的海岸带。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填海造地应该由政府主导，长期规划，统一实施，应该鼓励生态型的大面积规划，离岛型的填海，填出几个大的岛屿，政府规划好，然后用来招商，不能让企业自己去搞。填海的部分收益也应由政府强制用于生态环境规划和保护方面的工作。第三，我们现在把发展空天技术和海洋技术放在一起，我个人觉得，空天技术的发展已经有相当完备的技术基地，但海洋方面的技术基地是非常缺乏的，尤其是深海技术基地。希望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强这方面的发展。

均衡结构，完善调控，稳定农产品价格

李成贵：我谈谈农产品价格问题。2010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比较快，特别是9月以来涨的非常快，一天一个价。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推高了CPI。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农产品价格这样上涨，不完全是供求关系的真实反映，最重要的是一个货币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说，通胀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他的说法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现象。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我们共发放贷款9.8亿，2010年是7.5亿，流动性确实过剩了，同时我们又调控房地产，所以多余的钱就进入农产品领域，主要是在期货市场上。这次价格上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期货带动现货，特别是棉花和糖。棉花价格从9月到11月就翻了一番，从每吨17000多元涨到35000多元。农产品价格受心理预期影响很大，棉花和糖的价格一涨，整个市场氛围就带动起来了。所以，价格上涨主要还是因为货币发行多了，与资本市场上的炒作高度相关。当然，也与基本面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农产品供给总体上没有失衡，粮食连年增产，蔬菜也没有减产，关键我们有结构性失衡，比如棉花今年又减产4%，缺口大约近400万吨，糖也有一定的减产。我们太重视粮食了。所以，对农产品供给，我们应该有一个全局的观念，比如说棉花，最多的时候有1.4亿亩，现在才8000万亩左右，缺口就依赖进口；还有大豆，我们基本上放弃了这个产业。有人说，农产品价格上涨与成本有关，比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地租上升等，这些因素确实在起作用，但不可能造成价格突然上涨。价格的突然上涨还是与资本市场有关，农产品具有了金融的属性。再一个原因就是调控不完善，调控的时点、方式、节奏、力度掌握的不好。这次价格波动充分表明，我们对市场经济调控的能力还很弱，还不够成熟，主要是滞后。1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农产品价格问题，开始调控，实际上当时价格已经开始下降了。在资本市场上，搞价格调控的人都有一个常识，就是调控应该在价格上涨形成头部之前的左肩开始，而不是到价格已经到了高点，开始下降的时候才开始调控。这次调控的力度很大，但我认为从时间来说至少滞后了一到两个月。因为价格调控最关键的就是选择时点。而且，我们一调控就是采用行政手段。所以，我提两点建议，第一就是要注意农业内部的结构均衡；第二就是要建立宏观调控的预案，当某种产品价格涨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启动预案，从事后的被动调控转向事先的主动调控；价格调控部门要高度敏感，高度负责，提高对农产品金融属性的认识，而不能按部就班，教条地奉行程序主义。

发挥科技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支撑作用

郑永飞：我从科技规划角度谈谈。现在中央讲要转变生产方式，要从农业大国转变成工业大国，要发展第三产业。在这个过程中，科技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家都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引进资金和科技进步上，两者都涉及经费投入和有效使用的问题。目前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外来投资，科技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点缀，因为很多时候还不能真正把科技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许多国外先进的技术还难以应用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来。所以在科技规划中，要考虑怎样发挥科技的基础支撑作用，怎样把经济发展中的每个环节都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规划谈创新比较多，没有创新，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会受到限制。但我觉得，有时候谈创新有点盲目，对国外先进的东西还没有消化吸收就谈创新，这样的创新在很多时候是低层次、低质量的。我觉得在制定规划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我们与发达国家在各个科技领域的差距有多大，在5年内能把差距缩小多少，下一个5年我们如何进一步缩小这个差距？这些问题不吃透的话，我们就会面临规划赶不上变化的落后态势。从科技发展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基础、科技人才的基本数量和质量是基础和支撑，要利用好我们现有的人才资源、科技资源，同时又要把发达国家的科技信息、科技资源利用好，这样就会少走弯路，制定出的科技规划才有可行性和前瞻性，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更有效一些。

统筹把握人口发展的大局

杨云彦：人口在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处于核心位置，特别是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对产业转移、教育、就业、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发展和民生问题提出的新要求，以及人口发展对土地、能源、节能减排等重大资源、环境问题，都要求我们以更加长远和均衡的眼光来统筹把握人口发展的战略问题。“十二五”时期，也是人口发展转型的主要节点，我国城市化水平将突破50%，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明显转变，老龄化加速，这些问题都是制定规划的主要背景。在这其中，有两个基本判断要进一步厘清，第一就是如何认识当前人口形势，这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力度太大，导致人口老龄化，影响人口红利，甚至说如果人口太少，会影响国家的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二是认为，中国现在到处都是超生人口，人口控制的形势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好，还应该进一步加大人口控制力度，尽快实现人口的负增长。我觉得，还是要科学地认识形势，要看到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从数量与结构、近期与远期等多方面统筹把握人口发展的大局，一方面要肯定计划生育的成果，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避免大起大落的情况。同时还要看到，“十二五”期间，人口总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人口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还是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更突出，比如性别比、老龄化、人口分布的问题，还有贫困人口和生态移民等，这些问题都要统筹考虑，逐步完善我们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是一个长期基本国策，但这并不是说控制人口就一定要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也是计划生育政策。另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完善我们的人口政策，这其中尤其需要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因为人口政策太重要了。其他的政策可以调整，比如经济政策可以根据运行情况灵活应变，但在人口政策上的任何失误，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消除、甚至根本无法消除，所以在这个方面需要谨慎从事，作为一项涉及面广和极其敏感的公共政策，切忌左右摇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非常重要。面对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和结构上的发展需要，目前要对人口发展的长期路线图、时间表有一个规划。我认为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事实上在“十一五”期间已经迈出去了，这就是让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第二步，在“十二五”期间可以考虑在各地逐步实行让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第三步，到“十三五”的时候过渡到城乡每对夫妻都可以生两个孩子。这样可能比较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和实际情况。但还是应该清醒地看到，计划生育可能是中国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上的基本国策，这不仅要看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要看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和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现在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深层次的原因都是人口超出了承载能力引起的，比如舟曲的泥石流、西南地区的旱灾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我们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但不少的自然灾害，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总之，走向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应该是“十二五”期间的一个关键问题。

徐 辉：我十分赞同大家提出的许多看法。“十二五”时期仍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面取得切实的、显著的成效，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制定和完成国家“十二五”规划任重道远，民盟是参政党，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服务社会、咨政建言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国家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做出更多的贡献。

（杨安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