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冬时节，窗外阳光明媚温暖，远处西山清晰可见。刚刚在北京大学光华新年论坛上作完主题演讲的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办公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阐述了他关于“新红利”的观点，并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期望厉先生的灼见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领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拓展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

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30多年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红利，比如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失，中国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您怎么看待“红利”的问题？

厉：所谓“红利”的消失，是指发展优势的消失，具体来讲就是资源红利、制度红利等的消失。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它并不是某一国家的特殊问题。因此，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必须寻求转型，如果转型不成功，就会陷入停滞或倒退，如果转型成功，经济则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到了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如果能够成功转型，原有的红利将发生变化，新的红利也会产生。未来的红利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新资源红利、新发展方式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这三个层次的红利有高低之分，新资源红利或者叫资源存量红利是最低层次的，中间层次的是新发展方式红利，最高层次的是社会和谐红利。这三个层次的红利应当是并存的、平行的，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同时存在，只是不同时期每种红利有多有少，而不是红利的三个阶段。三个层次的红利将长期存在，而且会不断更新内容。

杨：新资源红利包括哪些？

厉：新资源红利包括劳动力红利、土地红利和其他资源红利。这些实际上是资源禀赋的作用，是自然界赐给人们的礼物。劳动力红利是指人口、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有人力资源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依赖低成本优势而开拓市场，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是成本低的主要原因。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是会消失的，但只是旧优势的结束，换句话说旧优势只不过是旧人口红利的存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旧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要形成新的人口优势。这就是劳动力红利的新旧更替，旧的消失，新的产生。劳动力红利要实现新旧更替，一方面要靠个人努力学习，另一方面要靠环境和竞争的压力。如果制度不及时调整，廉价劳动力资源也不会很好地发挥作用，更不会自动发生新旧更替。

土地红利和其他资源红利也是这样。原来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价格便宜。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其他资源也越来越紧张，旧的资源红利也就没有了。增加各种资源红利，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要提高土地利用率，改造不适用的土地使之质量提高。矿产资源、淡水资源等其他资源红利也一样。关键在于调动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的积极性，这同样需要制度的调整和保证，也就是改革。

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涉及众多领域和环节。如何看待新发展方式红利？

厉：发展方式转变会创造新的红利，称之为新发展方式红利。旧发展方式是一种粗放型、资源过度消耗型、环境破坏型和结构失调型的发展。如果不改变旧的发展方式，最终什么红利都不存在了。新发展方式不仅要使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还要靠X效率提高。而X效率提高的关键在于企业和谐，个人积极性得以发挥，社会走向和谐。新发展方式必须与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相配合才能实现。没有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新发展方式是无法形成的。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既是形势所迫，也是教育体制、人才选拔机制改革的成果。新发展方式有三个特点，即结构优化、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这既要靠技术突破、产业升级，又要靠制度调整和改革。

杨：社会和谐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什么您特别提出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红利，也是制度红利的最大体现？

厉：改革开放以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社会和谐既不可能被当作社会的目标，也不可能成为政策措施。社会和谐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成为社会要争取达到的目标。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大，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体制的力量。计划体制下有社会不和谐现象，市场发展后又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不和谐。消除社会存在的不和谐现象，只能通过深化改革。今天，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只有通过改革逐步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也体现于种种不协调和矛盾的化解，无论是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还是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社会和谐红利亦体现于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挥创造精神。社会和谐红利还体现于人们道德水平的提升，要形成新人、新业、新路，中国才能成为现代化强国。

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引发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讨论。您是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

厉：“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一些国家在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经济容易陷入“瓶颈”状态，国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国民收入徘徊不前、国民信心丧失。“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借鉴意义，但不是普遍的规律，从经济学角度看，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陷阱，不仅有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但更多的是低收入陷阱。

杨：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拉美一些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什么？

厉：这些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发展中遇到制度障碍。这些国家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保留了很多传统特征，比如家族势力根深蒂固的影响，土地分配和农村社会组织保留了工业化以前的状况，社会的水平和垂直流动受到传统限制，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人口收入和购买力低等等。其次是发展中遭遇社会危机。社会收入差距增大，社会动荡，进而造成政局动荡，使得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无从下手，推出一些改革措施也往往半途而废。第三是发展中难以突破技术障碍，又缺少有效的资本市场。有技术或制造业基础的国家希望通过技术或制造业突破绕开陷阱，但技术创新必须与资本市场相结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往往发育不全，国内的富人仅仅满足于垄断领域的暴利和不动产的积累，使得资本市场不完善。

根据上述三种红利的观点，还可以再作进一步分析。新旧资源交替的缓慢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难题，它们受困于传统经济体制的障碍，主要是大地产制、种植园制的束缚，新资源红利迟迟未能产生。社会上普遍重视地产投资，制造业难以创新，新型企业家成长缓慢，不重视开发新资源。掌握经济命脉的大地主、大种植园主认为自己的重要收入来源于控制的资源存量，只要旧资源仍能带来巨大利益，就不会把新资源交替放在心上，他们不关心这一问题。

新旧发展方式交替的停滞，是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又一个难题。新旧发展方式的交替需要巨大的投资，然而大地主、大种植园主不愿意在这方面投资；新旧发展方式的交替需要政府在制度上有所创新，但这些国家政局动荡，难以实现制度创新；新旧发展方式的交替要靠一大批私人企业家走在前列，但这些国家缺少真正的企业家。

这些国家大多社会危机严重，社会和谐红利更不可能产生；贫富悬殊，土地关系的变革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无法实现；政治上动荡不已，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不能控制全局。于是，社会出现了平民极端派，转入地下斗争，国内政局混乱，人才外流，经济陷入停滞。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谁都无法带领社会走出困境。

杨：您刚才谈到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些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为新旧资源的交替、新旧发展方式的交替和社会和谐创造了制度前提；同时，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而迸发出来。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有利于增强党的领导力量，推进一系列制度创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稳定。这些都是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我曾经把发展经济学归纳为四句话：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花掉，别人也就就业了；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一批人先富裕了，会帮助自己的亲戚、朋友、熟人、同乡，然后还能起到示范作用；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有了经济的繁荣就有了投资的潜力、投资的机会，收入增加了，购买力也就增加了；和谐是靠和谐积累的，和谐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社区做起、从家庭做起，如此，我相信社会和谐红利将成为我们最大的制度红利。

杨：新红利的产生关键靠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些突破性观点，比如讲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于市场的作用，由过去的“基础性作用”变为“决定性作用”，用语的改变反映了什么样的认识变化？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厉：《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认识上的突破。过去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常用“小政府、大市场”来形容，现在感到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政府的管辖范围不能用大小来衡量。现在我用“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来表述，政府和市场都要有效率，政府的效率表现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市场的效率表现在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由政府来做。只有这样才能使效率提高，达到最优化和最大化。长期以来我们考察的效率主要是指生产效率，它是投入产出的关系。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另外一个效率概念，叫做资源配置效率，就是在投入既定的前提下，用A方式配置资源产生M效应，用B方式配置资源产生M+1效应。投入既定，如果生产要素的配置调整了，就会发生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由市场根据市场规律来实现，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今后一切要按规章办事，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凡属政府职能范围的事情政府就应该把它做好。第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比如国防、司法、治安、义务教育，还有公众最基本的生活福利待遇，包括廉价、低价的住房，因为政府的首要职能是服务。第二是宏观调控，未来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多应该是以微调、预调为主。第三是做缩小收入差距的工作，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多年形成的，靠市场来解决需要很长的时间，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更好地发挥作用。

杨：很多年前您就提出过“混合所有制”问题。《决定》将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也是一个大突破。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好处在哪里？

厉：过去我们讲所有制，就是公有和私有，或者说国有和民有。还有没有两者之间的其他形式？有，就是混合所有制。它既不是全公，也不是全私，而是公私混合的。各种所有制都有它的优缺点，国有经济的优势在于技术力量强、人才济济，但做决策往往要经过层层审批，而民营经济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敢于创新，它是自负盈亏的。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不是更好吗？今后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要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很多国企已经改为股份制企业，不少国企成了上市公司，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国有企业持有股份，企业有法人治理结构，政府不能随意行政干预。可以说，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有助于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对民营企业来说，引入其他经济成分，打破家族制，走向混合经济道路，也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

厉以宁先生曾以一首《七绝》流露他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大潮的真情——“隋唐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作为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从“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到“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厉以宁先生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次厉以宁先生荣获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如今，耄耋之年的厉以宁先生仍坚持外出调研，发表演讲，撰写著作，继续以其深邃、睿智的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