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本写作“”，省为“法”。《说文》说：“，刑也。平直如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法的本义是刑罚之意，而公正是其基本特征，所以以水之平为其基本价值。即獬豸，是能分辨善恶的神兽。《尚书•舜典》有典刑、五刑、官刑、教刑、赎刑等，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吕刑。《尚书•吕刑》说：“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刑即法。《尔雅•释诂》说法、刑、律皆常也，又说刑、宪、律皆法也。商鞅变法，称法为律，嗣后，有秦律、汉律、魏律、晋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宋称刑统，元称典章。《管子•七臣七主》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庄子•徐无鬼》有“法律之士”一词，《管子•七法》说：“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法律一词，最晚出现在战国时期。
桓宽《盐铁论•诏圣》曰：“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刑罚就是惩处犯罪，这说明中国早期的“法”其内容相当于今日之刑法。在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即今日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礼是调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制度、田里的有关权力和义务的法度。在现存早期传世文献中，《周礼》是组织法，《仪礼》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礼记》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之外还有关于立法原则的论述，包含有现在宪法等根本法的气象。《大戴礼记•本命》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又云：“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这是典型的实体法的例子，既规定了夫妻仳离的七个要件，又规定了三种不可以仳离的要件。又《礼记•曲礼上》有“侍食于长者”的规定，具体而微，甚至有“毋咤食”的规定，即食不出声。
由于礼与法的密切联系，“礼”与“法”经常连接在一起。《周礼•春官宗伯》有“礼法”一词，《庄子•天道》有“礼法数度”，《列子•周穆王》说“礼法相持”，《荀子•修身》说：“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王霸》说：“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礼法”联系在一起，所要表达的意思正与今日所言法律接近。
战国时期的法家是最强调法的重要性的流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子等。李悝强调君主集权和重刑而轻罪。商鞅主张明法、胜法、严刑。明法就是让群众知晓法律，胜法即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严刑即轻罪重刑。申不害强调用术推行司法，慎到强调以势强化法的执行，韩非子则倡导法、术、势相结合的方针。《韩非子•有度》说：“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内储说上》说：“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法家虽然重视法，也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法律严肃性，但是其出发点在维护君主专制，因此，从根本上说，法家关于严刑峻法的观点是社会逆流，是反法治的。《慎子•威德》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这明显是为恶法辩护。《汉书•五行志》说“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汉书•刑法志》说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参夷”就是夷三族。商鞅还增加了肉刑、大辟、凿颠、抽肋、镬烹之刑。《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强制告奸，“不告奸者腰斩”，这样一来，百姓人人自危，互为仇寇。韩非子认为君主可以不用顾忌程序正义，使用如人质、禁锢、特务、间谍、监视、暗杀等活动来实现独尊的目的。《韩非子•六反》说：“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怜也。”“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儒家坚守仁政底线，不因穷达而改变。而如商鞅、李斯之流，为了功名富贵而突破价值底线，窥伺君主的需要，投其所好，其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汉书•艺文志》说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法家严而少恩”，《隋书•经籍志》说法家“杜哀矜，绝仁爱，欲以威劫为化，残忍为治，乃至伤恩害亲”，这些对法家的批评无疑都是正确的。
孔子及原始儒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观念是高度一致的。在立法原则上强调为民宗旨，强调制定善法。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是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原则。《管子•七臣七主》说：“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法律是君臣共立，《易传》坤卦象辞说：“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舜典》说：“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尚书•大禹谟》载皋陶说：“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尚书•皋陶谟》载皋陶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论语•八佾》载孔子说：“尽善矣。”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礼记•大学》说：“止于至善。”《孟子•公孙丑上》说，“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制定善法就是要体现仁心，执法时体现宽容，面临疑惑时不作有罪推定。桓宽《盐铁论》说：“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春秋决狱，原情定罪，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刑罚的善意。《史记•孝文帝本纪》载孝文帝下诏废除连坐之律，就体现了建立善法的宗旨。
有了善法，就要依法治国。《尚书•舜典》虞舜对皋陶说：“汝作士……惟明克允！”士即法官，明允即公正。《史记•五帝本纪》载“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正名”是为了纠正礼崩乐坏的体制下法律严肃性所面临的挑战。正名关系礼乐之兴、刑罚之中，而最终落实到使民可“措手足”，即让人民有规矩可依。《论语•颜渊》载，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领导人应该克制自己专制的冲动，一切言行都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史记•张释之列传》载廷尉张释之坚持只判惊汉文帝所乘舆马的路人罚金，判盗汉高祖庙坐前玉环的人“盗宗庙服御物者”罪，而不听汉文帝要求重判的指示，就体现了坚持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盐铁论•刑德》说：“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故辔衔不饬，虽王良不能以致远；维楫不设，虽良工不能以绝水。”善法需要善良的执法者去实施才能释放出善意来。
《尚书•大禹谟》说：“刑期于无刑。”孔子反对季康子“杀无道”之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又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不教而诛，不戒视成，慢令致期，都是残害人民的行为。
孔子说：“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礼记•缁衣》）“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只有以德执政，以礼教化，人民才会知道荣辱。反之，人民虽然畏惧于刑罚，却不知是非。《道德经•德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管子•立政九败》说：“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文子•下德》说：“礼义廉耻不设，万民莫不相侵暴虐。”这些论述说的都是不知礼义教化的危害性。
在迫不得已用刑罚的时候，孔子强调省刑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赞扬西周成康之世“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批评当世的“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孔子家语•始诛》）。《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礼不贬平民，刑不尊大夫，汤武革命，即是明证。《汉书•司马迁传》说“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孔子认为大夫理应带头遵守法律，如果犯罪，自裁是唯一选择。而庶人未受教化，不应该被强求以礼（《孔子家语•五刑》）。
孔子也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立于礼”。即一切行为应该按照制度来做。《论语•子罕》载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与立即立于礼，就是要保证追求道的过程的正义性。
现代法律体现了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即法律体现全体国民的意志，适用于全体国民。而孔子及原始儒家的法治思想包容了以上内容。今天如果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和严刑峻法，必然撕裂社会共识，违背法律普遍性原则，与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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