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涉及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中国的教育存在什么问题而不利于万众创新呢？笔者以为，中国教育的问题根源于我们的一些教育理念，首先就是它特别喜欢、特别坚持,甚至强制每个人尤其是每一个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必须全面发展。我们的政府一直在不断强调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我们的教育法规，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所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在要求每一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恨不得每个人都文武双全。然而，这可能吗？人生如此短暂，怎么可能全面发展呢？但是，我们一直强调全面发展。为了实现这样的全面发展，我们有一个典型的普遍的做法，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直到博士阶段，学校的课程结构中必修课的比重很高，而选修课的比重很低。五年前我曾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真大学：选修课的比重须超60%》，提出“如果一所大学的选修课的比重达不到60%或至少一半，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真大学”。真正的大学一定不是用必修课来“管制”学生，而是主要依靠自由的选修课来引导学生。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我们对国内若干所重点大学、海外若干所知名大学财经类专业的课程结构做了统计调查，发现中国知名大学财经类专业的必修课的比重高达75%左右，选修课只有25%左右。而海外大学正好相反，选修课的比重高达75%—80%，而必修课只有20%左右，甚至在必修课里面学生还可以有选择权，同样一门必修课可以选择不同的老师。我们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为了追求全面发展，课程结构中必修课的比重很高，限制了学生的选择，学生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这些学生原本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兴趣、不同的爱好，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长背景，有不同的发展目标，但是经过学校这样一个标准化机器的加工之后，几乎变成完全相同的人，还可能有创新、创造和创业能力吗？从微观上看每一个人都全面发展的时候，从宏观上看就是每一个人非常单调和单一；但是如果微观上看每一个人都是不全面的，都是个性化发展的，则从宏观上来看整个社会恰恰是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所以，当追求每一个人都全面发展的时候，结果却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发展，只有平庸，只有相同，没有差异。
古今中外，凡是有成就的人，有几个人是全面发展的呢？毛泽东先生在读书期间数学成绩平均只有三十来分，有的时候还是零分，然而，这种不全面并不妨碍毛泽东成为军事家、政治家、革命家。江苏卫视有个很热的栏目《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先生三年前曾和崔永元先生一起获得了“中国最优秀主持人”称号。孟非1990年参加江苏省高考，他的数学、物理、化学三科总分不到100分。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他和中国的大学无缘。但是那次高考，孟非的语文成绩是江苏省这个考生大省的第二名。一个不全面的孟非成就了今天的孟非。如果孟非那一年高考的数学、物理、化学成绩稍微高了一点，如果真的上了中国某一所大学，我想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现在的孟非了。阿里巴巴的马云先生1982年到1984年连续三年参加高考，他成绩最差的是数学，第一次高考的数学成绩大概只有十几分。一直到第三年，他的数学成绩仍然很差，最后勉强考取专科。然而，一个不全面的马云成就了今天的马云。
作家麦家是当代著名小说家、编剧，其小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英文版被收进英国“企鹅经典文库”。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向着天分努力》。他在文章里特别指出，他不喜欢中国的一个成语“勤能补拙”，他更喜欢另外一个成语“扬长避短”，向着天分努力。
英国最大的私人企业维珍集团的总裁布兰森也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人。据说他中学毕业的时候，校长给他写了一个评语：“布兰森，你的未来不是罪犯就是亿万富翁。”布兰森的数学成绩很糟糕，其他自然科学成绩也很差劲。但他有胆量，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最大的优点。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教育理念的第一个偏差就是追求全面。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学生在大学、在中学，从上万门的课程里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课程呢？什么是真正的学校？什么是真正的大学？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志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选修课的比重能够达到一半，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有真正的学校；什么时候我们的选修课比重达到70%或80%，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可以建设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学校。
总之我相信，每一个学生在内心深处都渴望自由地选择课程，而不是80%以上都是规定的动作、规定的养分。没有自由难道不可怕吗？中国教育的改革如果没有对追求全面的彻底否定，就不可能培养学生在离开学校后勇于创业、敢于创新和创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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