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情况
《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为毛笔手稿，16开，封面1页，正文12页，附图2页。用纸为方格稿纸，右边上部印有“中国营造学社稿纸”，左边下部印有“每面十五×三十字”字样。手稿封面用毛笔竖写“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字稍大，其下有“梁思成敬拟 卅年圣诞日”，字稍小。手稿正文为毛笔竖写，小楷略带行书笔意，字迹工整，无错讹涂改处，当为誊清稿。
梁思成致许大纯信札一通，16开，2页，行书，系用毛笔竖写在中国营造学社的空白信笺上，落款为“梁思成拜覆 八.廿三”。档案中，该信前另附有许大纯致院长请示函一页。
背景及主要内容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驻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并于同年11月设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隶属行政院，专司陪都建设的规划事宜。
许大纯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女婿，时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对于计划修葺重庆文庙的起因，梁思成在致许大纯的信中写道：“今春在渝，承孔院长面谕，为陪都建设委员会驱驰，并以孔庙修葺计划相嘱。弟因经常工作地点（南溪县李庄）距陪都甚远，且在渝未能久留，故得庸公面允，委托基泰工程司先代测绘孔庙现状图，以为设计根据。”则重庆文庙修葺之事，为时任行政院长（兼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孔祥熙（字庸之）所托。梁思成当时虽然年轻，但已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孔祥熙找梁思成帮忙，可谓人尽其才。
至于为什么在抗战的紧要关头还要费钱费力重修重庆文庙呢？原来位于临江门的重庆文庙，据说始建于宋绍兴年间，明洪武四年重建，明清两代多次扩修，既是祭孔的所在，又是重庆府学。重庆成为陪都以后，重庆文庙因为地处繁华市区，成为社会各界举行集会的重要场所。但年久失修，加上日机轰炸，庙堂有所损毁。所以孔祥熙要修孔庙，在当时还是很有必要的，并非是他自称圣人后裔的缘故。
对于文庙的修葺计划，梁思成在信中已有初步设想：“鄙意拟将修葺计划分为永久计划及暂行计划两种，其永久计划以恢复孔庙原状为原则，拟俟战后付诸实施；其暂行计划，以保持现状，防止其继续毁坏为原则；即使敌机轰炸，亦可免新修部分之损失，如西庑、北首两间，皆不修复，是其一例，谅邀赞同，一俟脱稿，当即呈请卓裁。”落款时间为“八.廿三”，无年份。但因信中提到工作地点在李庄，而梁思成一家随中央研究院搬到李庄是在1940年年底，且《重庆文庙修葺计划》的完稿时间明确署为“卅年圣诞日”，则此信当写于1941年（民国三十年）8月23日。
许大纯接信后，即呈签院长孔祥熙：“接梁思成来函，说明计划修理孔庙经过，除函复请其将永久及暂时两种修理计划拟就，即行寄来外，谨先将原函呈请院座钧阅。”表明许大纯同意梁思成的设想，并复函催其尽快完成修葺计划。
梁思成当时暂居李庄，不仅生活困难，而且和林徽因一直为疾病所困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1941年的圣诞日，梁思成完成了《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并誊清寄往重庆。《计划》分为“总则”和“修葺计划”两部分。“总则”仅占一页半的篇幅，其一为“范围”，“以大成殿东西庑、戟门、棂星门及各附属零星余屋为限”；其二为“修葺原则”，其中“甲”为“永久计划”，乙为“暂时计划”，皆简要阐明修葺原则。“修葺计划”部分篇幅较大，分为“临时计划”和“永久计划”两部分，按建筑、工序分门别类，详细论列了修葺的具体方法及要求，两部分篇幅基本相等。
《重庆文庙修葺计划》的文献价值
梁思成先生著述闳富，《梁思成文集》和《梁思成全集》集中展现了梁先生对中国建筑学的卓越贡献。那么，这篇新发现的《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又有什么学术价值呢？笔者不学，认为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填补了梁思成学术年表的一个空白。李庄时期是梁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之一。“七七事变”以后，梁思成一家颠沛流离，1940年年底全家随中研院转移到重庆南溪县李庄，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回到久别的北平。尽管国难当头，贫病交加，但梁思成在李庄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1943年成稿的《中国建筑史》以其严谨精审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同时，梁先生结合多年古建筑调查的积累，深入研究注释《营造法式》，还编印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但遗憾的是，目前所见的有关梁思成的年表、著述中，包括《梁思成全集》第九卷中林洙女士所撰的《梁思成年谱》，都没有提到他撰写《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之事。新发现的这份佚文足以填补这个学术空白。它让世人知道，梁先生在李庄的艰难岁月里，工作更加努力，学术更加成熟，他不仅取得了《中国建筑史》等学术成果，而且还完成了《重庆文庙修葺计划》这篇有关古建筑修复的重要文章。
其二，集成了梁思成壮年以前的古建筑修复思想。诚如吴良镛先生所言：“梁思成先生是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文物保护的开创者。”论及梁先生的古建筑修复思想，论者大多以他作于1932年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4年的《修理万春亭计划》、1935年的《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曲阜孔庙修葺计划》和1965年的《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等论文为依据。从时间跨度上可以看出，在1935年至1965年的30年间，是一段长长的空白。这30年间，梁先生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发展变化，而作于1941年的《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则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且全文达5000余字，较之过往的几篇论文，论述更为详实，实为梁先生壮年之前古建筑修复思想的集大成者，从中亦可发现梁先生古建筑修复保护思想的发展脉络。
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等论文中，针对古建筑往往被后人改建的现状，梁先生认为“保护现状为最良之法，非有绝对原则，不轻易复原”，重修只是延长古建筑的寿命，是保存式恢复，而不是建新建筑。他认为过去最可怕的就是人们用明清的方法去修葺辽金的建筑，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把艺术品做成了不伦不类的东西。要修复古建筑，如果做不出原来的样子，不如不做。但他并不反对修葺时用新材料，只是外表上必须维护建筑物的时代特征，并提出“必须有专门知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方可胜任”古建筑的修葺保护。
在《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一文中，梁先生的古建筑保护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基于过去认识的延伸，再加上战时条件的限制，梁先生明确提出了古建筑修复要分“永久计划”和“暂时计划”两种，永久计划“以恢复原状为原则”，“近岁以来，无论自然的或人为的更改损坏者，按原状补造，增加者拆除之，以期一律恢复原有形状。在设计时，须尽量应用近代结构学之新方法与材料，以补救旧结构之缺点，但此项新方法新材料之施用，以不更改原有外表形状为原则”。也就是说，梁先生的永久计划也并非泥古不化，完完全全恢复原状，他主张在不改变原有外形的前提下，谨慎地使用新方法新材料，以弥补旧结构的不足，尽可能延长古建筑的寿命。对临（暂）时计划，梁先生认为“以保持现状为原则，在修葺范围之内，各殿宇本已年久朽坏，每多浸漏；更加以暴敌轰炸，破坏殊多。修葺目标以足蔽风雨为度。即使再度被炸，其损失务使在最低限度之内”。这与他过去的见解是一脉相承的，且更加系统化了。另外，梁先生还针对文庙的各个建筑制定了详细具体的修葺方法，并对油漆、彩画、防湿、铁工等工艺做了专门论述，这点比过去有所超越。
而写于1965年的《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与佚文已有20余年的跨度，梁思成的古建筑修复思想臻于成熟。他明确提出重修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建筑时，应以“整旧如旧”为原则，并批评赵州桥修复工程“返老还童，整旧如新”，使古建筑“失去了应有的风格与风雅”。同时他还阐述了“一切经过试验”、“古为今用与文物保护”、“涂脂抹粉与输血打针”、“红花还要绿叶托”、“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等几个古建筑修复的重要命题。其中观点，今天读来仍倍觉精彩。
其三，详细记录了抗战时期重庆文庙的实际状况。重庆文庙今已不存，要了解抗战时期文庙的详细情况，梁先生的佚文无疑是一份重要的文献。在文中，他以建筑学家的眼光准确而简洁地写出了文庙各部分的现状。比如“戟门七楹其东北及西南两角曾经被炸。其阶基及前面石踏步及石陛均尚完整。其柱均用长大之整石为之，至为壮观，但西梢间之南面两柱，已被炸为数段，次梢间之柱已倾斜，其上梁架亦坏。……琉璃瓦除南面东端较完整外，现存部分均极破碎，凌乱不堪。东西山墙上段亦均有被炸处”，等等，记载都非常详尽。文后所附两张平面图，虽然扫描版看起来不甚清楚，但有利于更直观地了解文庙布局。所以，这份佚文的发现，无论是对于重庆文庙的研究还是重庆地方史的研究都大有助益。
其四，为当下的古建筑保护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参考文献。梁先生在文中对重庆文庙的修复细节相当重视，从文中油漆、铁工等详细说明可以看出。今天，虽然政府的财力增强了，古建筑修复的理论、技术也有了极大的进步，但古建筑保护的问题仍然严重。一方面，文物保护让位于经济开发，古建筑被人为毁坏的消息屡见报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久远，古建筑自身的老化损毁也不可避免。对哪些古建筑要尽快永久修复，哪些要临时修复，文物保护部门也必须作出判断。梁先生提出的修复原则和修复技术，对今天的古建筑修复保护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稿佚失原因推测
从1938年起，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残酷空袭，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在《重庆文庙修葺计划》文中可以看出，此前文庙已经因轰炸造成了部分损毁。修葺计划成稿之后，未及实施，文庙在其后的轰炸中便被炸成废墟了。在当时情况下，哪怕进行“临时计划”修复也已无可能。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的重要性随之下降。其后就是国共内战，对于修复重庆文庙之事，国民政府既无心也无力，也就不了了之。梁先生的修复计划从此沉睡于浩瀚的档案之中，无人问津。而在梁先生这边，因为战时条件艰苦，辗转流离，底稿没能保存下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再加上修复计划又是应孔祥熙之约而写，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氛围中，梁先生恐怕是既不愿也不敢再提旧事吧。底稿不存，誊清稿在档案库睡大觉，当事人又不愿提起，致使梁思成撰写《重庆文庙修葺计划》一事如石沉大海，再无踪迹，则后来所有研究梁思成的论著中都不提此文此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庆百废待兴，重庆文庙因为损毁严重被彻底清除了，成了“老重庆人”脑海中永远的历史回忆。梁先生当年的修葺计划虽然重见天日，却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但比起因“梁陈方案”被弃而消失的老北京的城墙牌坊，重庆文庙又算得了什么呢！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梁先生辞世已经40余年，人们还会永远地纪念他。《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在沉睡了70多年之后，又被重新发现并引发关注，梁先生如九泉有知，亦当颔首一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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