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风物典故、民歌民谣、方言谚语，等等。从我们一出生它们就存在，它们产生的年代不详，也无确定作者，在民间自然流传。因为是乡野上的产物，不登大雅之堂，不被人看重，就像空气，人人呼吸，人人相忘。
然而，只要人们稍一留神，可就不得了。
有一天，果戈理突然对乌克兰的民间风俗产生了兴趣，便有了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构想。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您知道我们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的许多风俗习惯，许多迷信、可怕的故事、传说和各种各样的趣闻，等等，所有这些，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他把这些民间流传的文化资源作为素材进行创作，虽是第一次尝试写作，却下笔如有神助，竟一气写出了八篇小说。以《狄康卡近乡夜话》的书名结集问世之后，得到了而且一再得到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普希金把这部著作与冯维辛的《纨绔少年》相提并论，他说：“我们的读者当然不会忘记《狄康卡近乡夜话》的问世给他们的印象，我们这些自从冯维辛的时代以来还没有笑过的人为一本使我们发笑的俄国书感到多么惊奇！”别林斯基说：“如此可爱的托名为养蜂人的果戈理，是一位非凡的天才。谁不知道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这里面有多少机智、乐趣、诗意和人民性！”
时至今日，果戈理的这部著作仍然是一部不朽的经典，只要一翻开书页，就令人流连忘返，心旌摇荡！这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个问题，民间文学的文化传统对作家的创作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民间文学传统使创作具有民间立场和“人民性”
民间文学从本质上说，表达了民间的生存状态、生活意愿、情感态度、价值取向、思想智慧和伦理诉求，既是一种民间文化，也是一种民间精神。它是民众在共享本民族、种族生活和文化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别于上层社会的并在历史的延伸中不断积累的精神特质，它维系和支撑着千百年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民众的生存根基，也是深层次的文化动力。所以，民间文学传统自然而然地给作家的创作赋予了丰富的民间内涵、民间情感，呈现出宝贵的民间立场和“人民性”。对民间立场和“人民性”的鼓吹和宣扬，是别林斯基那代人的人文理想，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是他们对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发出盛赞的根本理由。果戈理是小俄罗斯的贵族，他的出身使他不会先天地就具有民间立场和“人民性”的精神品质。所以，他的成功并非因为他具有什么“非凡的天才”，而是他植根于乌克兰民间文学的沃土之中，本源性地结出了一束奇葩，体现的是民间文学自身的伟大。
民间文学传统是作家的创作源泉和立身之本
作家古华出生在湘北的五岭山下，那里是苗、壮、瑶少数民族的聚集区，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民间歌谣和民族风情，他直接从这种民间文学资源中选取素材，甚至汲取语言，创作了一系列作品。《爬满青藤的木屋》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像一篇传说故事，据作者介绍，这个故事最初就是听来的。至于他的《芙蓉镇》，从人物情感、礼俗场面到叙事氛围、情节设计，都融入了大量的民间文学成分。他出国之后，远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民间文学土壤，就变得江郎才尽，除了给台湾的报刊写些随笔时评，再也没有可圈可点的创作。
主张“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的刘绍棠，创作量之大可谓惊人，但回过头来看，能够立身的作品，除了《敬柳亭说书》《蒲柳人家》等描摹运河风情、风物的作品还摇曳生香、韵味流长之外，其他作品都显得枝枝蔓蔓、芜芜杂杂，了无生气。
就外国作家来说，没有俄罗斯的草原风情，哪里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至于易卜生的戏剧和诗歌创作，均与挪威民间文学传统密切相关。易卜生深受北欧民间文学传统的熏陶，从小养成了豪迈率真的莽汉性格，成年后致力于挖掘民间文学传统，讴歌民族传统中的英雄气概和进取精神。他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注意汇入时代潮流，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将民间艺术形式与现代精神品格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民间文学传统拓展了作家的想象空间
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根本上是想象的产物，没有不竭的想象力的支撑，就没有作家源源不断的创作。
几千年传统的农业文明，典型的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白日苦短，寒夜漫长，人们无眠而寂寞，聚在街头巷尾或旅店酒肆，谈古论今，讲些奇闻趣事。回到家中，也常攒聚在光亮如豆的油灯下，听老人说笑话、讲故事，成了生活中难得的享受。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人们驱动着自己的艺术灵感，任想象的翅膀自由翱翔——上至仙宫瑶池，中至地上的凡夫僧侣、草木山石，下至海底龙宫，甚至是地府中的阎王、小鬼，无不融入故事之中。三界无界，自由来去，人神共舞，草兽互语，时空变换，生死无拘，想象的神奇令人震惊！这种极限化的想象，正是民间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民间文学能世代相传的生命力所在。
如果没有拉丁美洲腹地千百年来的神话与传奇，也就不会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张飞舞在历史与现实、现世与幻境中的魔毯，来自伟大的民间想象。胡安•鲁尔福的《烈火平原》和《佩德罗•巴拉莫》常把鬼蜮的恩仇和活人的生态打通了书写，想象的神奇也是来自墨西哥民间文学中的通灵感应和魔幻意象。
至于中国的文学经典《聊斋志异》，如果没有志怪、神话、传奇、掌故的民间文学传统，以当了一辈子教书匠、71岁高龄才考取了贡生的阅历和资质，蒲松龄怎么可能达到“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郭沫若语）的超凡境界？
民间文学传统给创作赋予了丰富的人性含量和人间韵味
卡尔维诺是当下文学界极为推崇的作家，被视为新现实主义写作的开山鼻祖。但卡尔维诺在形式上是现代的，骨子里却是传统的。他在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的前言中说：“从我的故乡圣雷莫的风景中，我偏激地删去了所有海滨观光场所：棕榈树摇曳的海滨大道、赌场、大饭店、别墅等，我几乎为这些观光景致感到羞耻……一个简单的故事，从老城幽暗的拱门开始，一直延伸到山上的树林”。在他看来，现代景观呈现的是物化属性，原始的风景里才贮藏着原始人性和人间风情。他说，如果没有值得发展和糅进文学语言里的各种不同的方言和俚语，就没有“新现实主义”。地方风情的实际用意在于赋予作品真实的韵味。他说，他就是这样干的，而且一直这样干下去，决不改变自己的立场。
从卡尔维诺我想到了沈从文。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历来被认为是最富人性、最具韵味的文字。但是他只读了几年私塾，在筸军中也只是个小小的文书，他不具备现在所谓的书写能力，通俗地说，他还不会讲“字话”，只能用湘西方言写作，写落洞、放蛊、沉潭和边边场等湘西风情，然而却趣味横生、风格独具。正是丰厚的民间文学土壤，使他天工巧夺，兀自风流。
民间文学传统是当代创作的语言宝库
汪曾祺先生认为，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背后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积淀。中国文学的语言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另一个就是民间文学，如民谚、熟语、方言，特别是民歌。他说，他编了几年民间文学，读了上万首民歌，很是佩服，觉得中国的民间文学真的是一个宝库。就拿流传在甘肃、宁夏一带的“花儿”来说，它韵押得非常巧妙，直让人怀疑是不是诗人的创作流传到了民间。一对婆媳参加“花儿会”，一路的对话没有讲一句散文，全是押韵的。到了娘娘庙，媳妇还没有孩子，去求子，跪下来祷告。一般祷告无非是“送子娘娘给我一个孩子，生了之后我给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之类。这个媳妇则不然，她只说：“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地笑着哪！”这个祷告词真是太漂亮了，不仅押韵还押调，喜悦的心情也表达得活灵活现。
民间文学中的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有韵律、有节奏，还有情调、有氛围，活色生香，感染力强。
今年我组织文联下属的文艺家做了一年的民间文艺普查，收集到了3000多篇民间文学作品，编了一部150万字的《房山民间文学》，对这一点，体会是深的。比如其中有一首京西谣曲《淘米》：
小河边有只缸哩，
缸是木缸。
缸前蹲着个人儿哩，
人是他二大娘。
二大娘她来淘米哩，
糙米闹（淘）得黄。
它怎么就这么黄哩，
凄惶得心里忙。
忙上前咬句话哩，
一屁股摔破了缅裤裆。
当个哩个当，当个哩个当……
这哪里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本身就是谐谑的情致、内心的喜悦、生存的状态、人生的哲学！所以，我们的文学作品要写得好、有张力、有人间情味、能打动人心，不向民间文学学语言是不行的。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向精英文化、经典文化和西方的先锋文化学习的同时，我们的当代创作决不能忽视了向本土的、以民间文学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的学习。民间文学所蕴含的文化经验、精神内涵、美学价值、语言魅力是民族文学大繁荣大发展的立身之本、生机所在。
与其黄灯枯坐，搜肠刮肚，不如走向田野——路就在脚下，而且一片山花烂漫！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59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