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无产阶级文学家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逝世。时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立即打电话告知宋庆龄，宋得消息后极为悲痛，立即驱车前往鲁迅寓所吊唁。当天前往吊唁的还有胡风、内山完造、胡愈之等。下午3时半，鲁迅遗体移入胶州路207号万国殡仪馆。6时，遗体经馆方施行防腐工作后暂厝于该馆2楼2号房间，神采如生，两颊则瘦削异常，身着深咖啡色绸夹袍，覆以锦被，安置屋之中央，受其亲友之吊唁。四周摆满了生前友好致敬的花圈，吊者7时始散。当晚由黄源先生等十余人陪守。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干事胡子婴后来回忆说：“鲁迅逝世那一天，我正在史良的家里参加妇女救国会的理事会会议。大概是上午9时左右，我接到孙夫人宋庆龄的电话。她告诉我：鲁迅已经逝世了，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来办；而且要通过他的丧事来发动民众，搞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我即把孙夫人的意见告诉了在座的几位同志，随后就去召集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会，商量这件事情。经干事会研究，拟订出鲁迅葬礼的初步方案：一、组织群众为鲁迅安葬。鲁迅的遗体安放万国殡仪馆，让各界民众瞻仰遗容三天，这是在过去办丧事从来没有过的。二、发动各界救国会和民众送挽联，这些挽联在出葬时作为仪仗。三、鲁迅的棺木上覆盖一面旗用白缎子作底，上用黑丝绒缀以‘民族魂’三个大字，字由沈钧儒书写。四、送葬时唱悼歌，决定采用当时群众比较熟悉的《打回老家去》的曲为悼歌曲，填上悼词。五、安葬时，起灵和下葬，由各界人士包括国外友人来抬棺木。”随后，沈钧儒召集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会议，说明宋庆龄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干事会拟订的方案。

由于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中共地下党难以公开出面，所以决定由宋庆龄主持治丧委员会，治丧的一切大事都由宋出面承担。1936年10月21日天津《大公报》报道，20日下午经鲁迅生前友好数度商酌，决定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内山完造、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等八人组织治丧委员会办理一切，并发出讣告：“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人士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治丧处则由黄源、胡愈之负责。

后来各界瞻仰鲁迅遗容的时间调整为从20日晨9时起至21日午后2时止。21日午后3时大殓，22日晨10时运万国公墓安葬。为了便于广大群众瞻仰遗容，宋庆龄特意请沈钧儒帮助在虹桥万国公墓购买墓地一块，并亲自陪许广平到万国殡仪馆出重金买了一具上面镶有玻璃的棺木。

20日，上海公共租界万国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前来吊唁的有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及在沪文艺界知名人士共计102个团体、5200人。时任上海培明女中教师的胡乔木得知噩耗后立即动员该校师生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培明女中暨附小师生列队从新闸路南园缓缓走到万国殡仪馆，在四周围着鲜花和观叶盆草的鲁迅遗体旁默默地绕行一圈。吊唁活动持续了三天，培明女中许多学生接连参加了三次。

当天宋庆龄为鲁迅逝世答《立报》记者问。她说：“鲁迅先生底死，是中国一种重大的损失。至于‘身后’问题，鲁迅先生生前既然为中国民族求解放而奋斗不懈，死后我们便得拿他这种精神去宣扬给全国的民众。纪念他的办法，则是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迹和伟业。”许广平则在殡仪馆内告诉记者，鲁迅“生前并无积蓄，每年只有一些版税可抽，也不过是一千多块钱。遗有一子，名海婴，只有七岁多，在施高塔路大陆小学读书。其胞弟周作人，现在北大教书，周建人在本市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作人处本日已打电通知。关系身后事宜，多承各方友好协助，今后我将致力整理其遗作，尤其是最近而未完的遗作，打算最近期间暂不离沪”。

21日上午，鲁迅遗体移至该馆楼下礼堂陈列。宋庆龄赴上海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的大殓仪式。举行鲁迅遗体大殓当天，吊唁者仍接连不断。

22日鲁迅的安葬活动如期举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本来是不允许在租界内组织群众游行集会的。但这次是送葬，租界当局也不好阻止。然而在出葬那一天，他们派出马队在殡仪馆四周巡逻，意欲冲散送葬的群众队伍。救国会未雨绸缪，事先预作安排，将送葬的群众在四周隐藏好，开始出葬时，大家迅速按预定计划排好队伍，青年男女学生、工人、作家都四人一排地列成钢铁一般的队伍，马队也就难于冲散了。

中午，黄源、巴金、黎烈文、胡风等14位作家将鲁迅的灵柩抬出殡舍的门，抬上了灵柩车。下午2时，送葬的行列终于启程。送葬队伍共有五六千人，沿途唱挽歌、呼口号，十分悲壮。

队伍最前面的是一幅“鲁迅先生殡仪”的横额，跟着便是挽联队、花圈队、军乐队、挽歌队、巨幅遗像、灵车、家属、绋者、徒步送殡者，培明女中送葬队伍前导大旗上“鲁迅先生葬仪”六个大字系胡乔木手书。

送葬队伍以“民族魂”大旗作为引导，接着是各界民众的挽联组成的仪仗队。这些挽联做成的旗帜，是上海竹木业的救国会会员亲手做的。乐队由救国会理事马相伯老先生主办的一个孤儿院的孤儿组成。还有一位作曲家谱了一首曲子，在送葬队伍中用六弦琴自弹自唱，感人肺腑。

下午2时半灵车启动。以宋庆龄为首的治丧委员会事先选了一条经过公共租界和中国地界的出殡路线。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破坏葬礼，以“防止扰乱社会秩序”为由，不准按原路线行进。这时宋庆龄挺身而出，与沈钧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时、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沈兹九等紧随灵车，低垂头很肃穆地走在群众队伍的前头，从万国殡仪馆一直步行到万国公墓。参加送葬的还有蔡元培、郑振铎、王统照、夏丏尊、郑君里、郁达夫、蔡楚生、欧阳予倩、袁牧之、陈波儿、赵丹等著名人士以及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池田幸子等。

作家田军任这一足足长达两里多队伍的总指挥，巴金等分任纠察，路线是经胶州路、爱文义路、静安寺路、大西路、中山路，折入虹桥路。一路上，秩序井然，大家循着军乐队的乐声，唱起悲壮的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呵，导师！呵，同志！活在我们的心里！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安息吧！呵，同志！我们会踏着你的路向前。那一天就要到来，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在土地里；愿你安息，愿你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在土地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也在队伍中此起彼伏，广为传唱。

送丧队伍还一阵阵紧迫地喊出“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纪念鲁迅先生，要努力民族解放斗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一路上，还沿途分发鲁迅先生的传略。国民党政府派出了大批军警、宪兵，租界当局也派出了大批巡捕上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但是慑于鲁迅的崇高威望，他们对送葬的队伍还是不敢阻拦。

大队人马到达万国公墓时已经下午5时。丧仪在礼厅进行，主席蔡元培先生以沉痛的语调首先致辞表示：“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群众齐声回答：“是的！”接着是雷霆般的一阵口号声：“鲁迅先生精神不死！……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存！”

沈钧儒接着报告鲁迅生前事略，称赞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受人民的尊敬。沈钧儒说：“像鲁迅先生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不但我们人民都对他表示尊敬，就是我们政府也应当敬重他的！他现在虽然没有得到国葬，但今天可说是一个民族的葬仪。鲁迅先生一定在地下高兴的！他只活了五十六岁，假使他多活几年，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领导我们，完成民族解放运动的！”

在群众的热烈要求下宋庆龄发表激昂的讲话：“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章乃器先生在演说中指出：“鲁迅先生所以伟大，是在于他的笔肯为全世界被压迫大众讲话，肯为特别被压迫最厉害的中国民众讲话。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必须发起一种鲁迅运动：第一，没有参加联合战线的人，都觉悟了来参加；第二，应使每个人每天都能做一小时有利于民族解放的工作；第三，每个人应该学鲁迅先生的样，为全世界被压迫者讲话，而且至死不屈！”

之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演说：“鲁迅先生是个大文豪，他给我们日本人的印象，是永远不能磨灭的。”邹韬奋发言说：“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田军等人演说之后，由胡愈之读哀词。

最后，沈钧儒与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将他自己亲手书写了“民族魂”三字的黄色绸旗覆盖在灵柩上。在哀乐声中，由14位作家抬棺，落入墓穴。这时已经是晚上6时多。邹韬奋后来回忆说，盖在鲁迅棺材上的“‘民族魂’的大旗实含有很深的意义。中国的不亡，就是要靠我们积极提倡扩大这‘民族魂’，严厉制裁那些不知人世间有羞耻事的‘亡国大夫’型的国贼和准国贼！”

鲁迅先生的葬礼声势浩大，参与者甚众。送葬队伍浩浩荡荡，既反映了群众对鲁迅的爱戴，也表示了人民的觉醒和意向，它向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当局和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显示了人们团结抗日、一致救亡的决心。

10月25日，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悼鲁迅先生》的专刊，卷首刊登了邹韬奋写的笔谈，指出鲁迅“是一位最早反封建的努力革命的老将。无论怎样的穷困，都屈伏不了他；无论怎样的压迫，都屈伏不了他。我以为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承袭鲁迅先生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前进”。

11月1日下午3时，鲁迅家属及治丧委员会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招待会，招待此次参加送殡的各界代表及参与治丧事务的人员，宋庆龄等50余人出席招待会。会上蔡元培致辞，许广平向各界致谢，胡愈之报告治丧经过，胡风报告经费支出情况。会议决定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并推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内山完造、茅盾、许广平、周建人等组成鲁迅纪念委员会筹委会。

11月18日，宋庆龄与茅盾、蔡元培为纪念鲁迅及筹措鲁迅纪念活动的资金在上海联名致函罗曼•罗兰、瓦扬•古久里等国际著名进步作家。信中称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中国的伏尔泰”，指出鲁迅勇敢、永不止息、毫不妥协地同仍以中世纪的恐怖手段统治中国的封建势力斗争，“已成为争取自由的民族革命斗争中人民大众的一面旗帜”，“我们相信你们会尽力帮助我们，使纪念鲁迅的活动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开展起来”。

当然，对后世更有影响的对鲁迅的评价当属193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以及向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致唁电。唁电说，鲁迅的逝世使“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强调：“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不过，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这种权威的政治评价不可能及时广泛地为人所知。

1937年7月18日，鲁迅纪念委员会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华安大厦正式成立，公推宋庆龄为主席。委员会成员有宋庆龄、蔡元培、许寿裳、马相伯、胡愈之、胡风、茅盾、许广平、陈仪、郭沫若、史沫特莱、斯诺、内山完造、秋田雨雀等70余人。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忌，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悼念文章、鲁迅自传、许寿裳编的年谱、许广平整理的译著书目等。

同日，由郭沫若、巴金发起邀集上海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决定组织文艺界救亡协会。会上提议，由出席者签名请商务印书馆从速出版《鲁迅全集》。次年6月15日鲁迅纪念委员会编纂的《鲁迅全集》历经艰辛，由复社正式出版发行，精装本于8月1日发行。全集共20巨册、600多万字，这是“孤岛”文化界人士全力协作的灿烂成果，也是鲁迅先生留给人民的永久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