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闽山苍苍，蕴育先行活力；闽水泱泱，奔涌开放大潮。福建地处东海之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作为中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福建的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脉动。斗转星移，日新月异。如今敢为人先的福建国内生产总值已迈入“三万亿元俱乐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项目加快集聚，体制机制充满活力，开放合作水平日益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群言特与民盟福建省委联合组织专题笔谈，以总结过往，再启新程。现将部分来稿编发如下。

改革闯将项南的超前思想和发展战略

钟兆云（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编辑处处长）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之初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正是这样一位改革闯将。在1981—1986年主政福建期间，他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提出过许多超前性的设想，领导福建走在全国前列。

习近平同志在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期间，曾深情撰写纪念项南的文章《长者风范，公仆榜样》，称：“项南在福建任职的那些年正是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岁月。他提出一系列切合福建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为今日福建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大念‘山海经’的主张，关于‘以智取胜’发展战略，在今天的福建已经深入人心。许多构想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经济要起飞，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

福建是中央批准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省份。但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福建对外开放一度进展缓慢。项南一到福建，就在省党代会上发表《谈解放思想》的讲话，提出“福建经济要起飞，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这个讲话令人耳目一新，促进了全省的思想解放，为福建改革开放大造了舆论。198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项南这篇讲话转发至全国省、军级，并加按语，“（这）是一篇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准备、不由秘书代劳的讲话。这篇讲话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简明、生动、活泼，绝少套话、空论。”

项南思想解放，是与他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分不开的，也与他曾到世界各国考察、见多识广、善于学习分不开。通过对比，他加深了认识，能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提出各种创新的观点和办法。他平时注重调查研究，总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相信群众的智慧，对新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一发现好经验，便及时加以总结提高，作为示范推而广之。

经过调研，项南看到福建的条件不如广东，甚至也不如江苏、浙江，因此在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对待侨商、外商“三个更加、三个要干”的原则，即更加特殊、更加灵活、更加优惠；对双方有利的要干，我方利小的要干，即使暂时没利的，但对长远来说仍有利的也要干。这一政策出台后，深受广大侨商、外商的欢迎。

福建是全国第二大侨乡，项南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闽籍华侨视为福建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大力打好“侨”牌。他要求各地负责同志一定要落实华侨政策，不仅抓紧从政治上平反，而且要保护其私产等不受侵犯，退还当初侵占的华侨私房。在号召弘扬陈嘉庚精神的同时，项南大胆给另一位著名侨领胡文虎平反，此举震惊海内外，大大调动了华侨的积极性。

在引进人才、资金和先进技术等方面，项南有独到眼光。他提出，福建作为海防前线，基础设施太差，所以，基础设施不仅要迎头赶上，还要超前。1981年2月27日，他上任后首次下闽南回来，在省委常委“吹风会”上说：“改革开放，除了解放思想，就得老老实实搞基础设施，而不是一上来就招商引资。这点，福建同广东是很不相同的。广州、深圳毗邻港澳，条件比福建优越得多，它们的对外开放，一上来就可以招商引资，立竿见影。福建不能这么做，做也做不通。试想，一个能源、交通、电讯十分落后的省份，外商怎会有兴趣投资设厂？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节省每一分钱来搞基础设施。”

省委很快确定了改善福建基础设施、构建新投资环境的十大重点项目。其中，1982年11月27日零点，福州成为全国首个开通万门程控电话系统的城市，直拨国际电话时间仅需20—30秒，成为中国通信史上的里程碑。那时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之后，福建全省都陆续引进程控电话，福建邮电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

航空港缺乏是制约福建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一个严重瓶颈。项南认为，厦门不修机场，就缺少搞特区的条件，建设厦门机场势在必行。但有人说，在四个特区中，深圳、珠海、汕头都比厦门强，它们都没机场。军方起初也以厦门地处海防前线、建机场不安全为由不予支持。项南在一片反对声中迎难而上，千方百计争取国家的立项，在四个特区中率先安上了“翅膀”，实现了飞出去的愿望，继而又在全国创办了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厦门航空。

“松绑”放权与“包”字进城

在国人对高速公路概念还相当模糊之时，项南就把修建福（州）厦（门）高速公路作为战略架构提出。1981年4月22日，他在省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向福建科学家提几个问题》的讲话，意气风发地介绍了高速公路。在他的大力鼓动下，省委专门成立了一个可行性研究小组，做了很多前期工作，还请了香港合和集团董事长胡应湘到福建考察。习近平同志回忆，1985年受命奔赴厦门工作的他，在北京第一次见项南时，听他谈到了在福建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与设想，“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也没有哪个省敢提出这样的计划”。

谁料，修建高速公路作为口号一提出，就引来不少反对声，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国务院，说项南不实事求是，太过超前，搞天方夜谭。项南却一直没放弃，继续收集海内外的相关资料，直到离开福建前夕，日记上还记着高速公路这事。

厦门经济特区是福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项南早就提出，厦门特区不能局限于湖里2.5平方公里的狭小地方，而应扩大到整个岛，并建成自由港。邓小平同志1984年视察厦门后，同意项南的建议。中央决定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并实现自由港的部分政策。

改革开放之初，举步维艰，整个国家还没有完全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条条框框的束缚。项南很早就向中央各部门呼吁，一定要放权、放手，让地方去闯出一条路。改革开放事业没有先例可循，项南预见到其艰巨性：改革开放是新事物，需要探索和支持，福建在工作上恐怕难免犯点错误，出点纰漏，希望中央各部委给予指导，给予帮助，互相体谅。事实证明，项南的许多超前看法和做法都是对的。

项南对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发展新工业极为重视。但他考虑得相当长远，引进是必要的，但并非引进来后就万事大吉了，更重要的是吸收、消化、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会老是落在人家后面。他强调要引进人才，大学要开设相关专业，培养后备人才，把消化吸收工作搞好，这样才有竞争力。

项南关心农村的改革、百姓的温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间，福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推行不力，长时间不加区别地反对包产到户，更不允许包干到户，影响了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和生产的发展。项南上任后，首先下大力抓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提出“责任制一抓就灵”，不仅农业要搞责任制，农村其他各业都要搞，促使责任制迅速发展，继而提出大念“山海经”、建设八大基地等主张。大念“山海经”战略口号在全国特别是在周围省市产生了共鸣，大家纷纷仿效，也制定出开发山海的措施。

项南还从根本上废除了人民公社“左”的一套做法，同时关注工厂企业的改革。他深切感到，旧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厂长、经理们的手脚，企业没权力，也就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

1984年3月23日，福建55位厂长、经理写了呼吁“松绑”放权的信，请求省委把企业内部的干部任免权、奖励基金支配使用权等五项权力下放给企业。项南对此鼎力支持，不仅马上将此信批给《福建日报》，要求放在次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还提出55位厂长、经理的“松绑”要求是正确的、革命的，各部委、各厅局都要支持他们的要求。他进一步阐述说：要使企业有活力、动力和压力，根本问题就是要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放权；必须使我们的厂长、经理有人权、财权和管理权，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

3月30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转载了《福建日报》的呼吁信，以及省里有关部门支持呼吁的报道，还为此加了编者按，指出“这封呼吁书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旧体制“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还说，福建省有关部门对55位厂长、经理的信，很快作出反应，值得赞赏。稍后，全国主要新闻媒体都予以转载和播发。一场推动国企改革的“松绑”大戏，就这样在福建率先拉开了帷幕。

与此同时，鉴于企业吃“大锅饭”现象严重的问题，项南提出“包”字进城。他认为，工业、商业、建筑业、服务行业之所以普遍存在经济效益不高、质量不好的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把职工收入同企业经营的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紧密联系起来，就是没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当务之急是要改革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弊端，所以要让“包”字进城。一个“包”字抓住了体制改革的关键。

“松绑”放权和“包”字进城都触及了城市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在思想还较为保守、姓“资”姓“社”问题争论纷纷、“大锅饭”还非常盛行之时，项南敢于支持“松绑”放权，敢于把在农村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引进城市，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

福建经验影响全国

面对国家投资少、工业基础差的省情，如何实现经济腾飞？项南看到了农村中涌现出来的群众性集资办企业的强大生命力，并大力扶持，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认真总结晋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项南进一步提出“福建经济靠乡镇企业打头阵”的思想。福建乡镇企业走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项南的心血，所取得的成绩都有他超前意识的反映。项南推动了福建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后来“晋江经验”的推广打下了基础。

走以智取胜的发展路子，是项南又一个前瞻性的战略思考。福建既有优势，也存在很大弱项，要想起飞，就必须跳跃式发展，这就必须以智取胜。

项南对科技、教育非常重视，在省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挤出相当大一部分资金发展科教事业。省委还专门召开两次全委会，分别专门研究全省教育和科技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和各项措施。项南还要求各级领导部门要注意引进省外、国外的优秀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科技、教育界的问题，大力创办各类大中专学校，加强职业教育，改善教学条件，搞好基础教育等。这些远见卓识是20世纪90年代后提出的科教兴国、科教兴省战略的思想萌芽和最早表述，其重要性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让福建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福建”，是项南主政福建不久提出的口号，后来成为有名的“项南体”。

项南大抓对台工作，提出要把福建建成祖国统一的基地，他指出：“台湾问题是福建干部每天都应该想的事情，地市县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这项工作。”项南建议，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改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停止宣传弹和空漂、海漂，尽力营造两岸和谐气氛。台湾方面心照不宣，不久也有样学样。两岸一时出现了风平浪静的局面。

之后，福建又在全国率先开展对台贸易，为日后“三通”奠定了基础。在莆田妈祖祖庙面临被拆毁时，项南毅然保下了这座祖庙，使得此后的台湾信众源源而来。他对在福建定居、工作和旅游的台胞“一枝一叶总关情”，由此被称为“最得台湾民心的大陆省委书记”。主管对台工作的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曾称赞说：“福建省委很重视对台工作，尤其是项南。省委抓和不抓，大不一样。有的省抓得很紧，福建最突出。都像项南这样抓，（全国）对台工作的局面就大不一样了。”

项南还是把武夷山推向世界、把长汀水土保持抓出成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功臣。在他任上，各个领域的“福建模式”“福建经验”不胫而走，影响全国。福建经济发展速度在全国更是耀眼夺目：经济增长率从全国第21位上升到第3位，电子工业从全国第18位上升到第6位，工业产值以18.8%的增速名列全国第2位，乡镇企业产值增速50%，农业产值增速第一次达到两位数……

长者风范，公仆榜样

项南主政福建那些年，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担当全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坚韧不拔中曲折巧妙地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固围墙上革命性地打开一个个缺口，注入市场新活力，使得福建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即后来市场经济的重要发端地之一。在他的带领下，爱拼敢赢的福建人出山赴海，把经济唱戏、文化出彩的舞台搭向世界，“全国首创”叠出，开启一时风气。

1986年春项南卸职，菲律宾《世界日报》发表《别了，项南！》的文章，称：“新旧交替，虽然也是常事，但福建人对项南的离去，却总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情。人们想念他为官清廉，不谋私利；想念他为改造八闽山河勤勤恳恳，昼夜辛劳；想念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想念他思想解放，谈笑风生；想念他单枪匹马，来到福建，不搞宗派，提倡五湖四海……”

国内的《华声报》也以《福建百姓的好官，海外侨胞的知己》为题发表文章，少有地以“项公”敬称。那时，国内媒体对健在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公”相称的，除“廖公”（廖承志）外，鲜有他人。

在项南任上，福建与世界的距离以“非常速度”缩短。在项南离开这片土地后，他的思想和领导作风依然在福建深入人心，影响着福建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他成为福建改革开放的奠基者、彪炳史册的中国“改革八贤”之一。

“中国扶贫第一村”是怎样脱贫的？

王绍据（福建省扶贫“两会”特约研究员）

2015年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民族工作简报》上对福建省宁德市赤溪村的脱贫攻坚成效作了这样的批示：“30年来，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宁德赤溪畲族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把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建成了小康村。”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赤溪村干群代表对话时，抬手指着展示厅正前方墙上一行字说道：“‘中国扶贫第一村’，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也确实凝聚着我们宁德的人民群众、赤溪村的心血和汗水……”

“输血”救济，成效甚微

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的读者来信，披露了福建省福鼎县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群众食不果腹、衣难遮体、住难避雨、人口越来越少的艰苦状况。该报为之配发了一篇题为《关怀贫困地区》的评论员文章，点燃了扶贫的星星之火。当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拉开了全国性的脱贫攻坚序幕。

下山溪自然村既是革命老区基点村，又是畲族集居村，这里开了全国扶贫之先河。当地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干部多次派人进山开展“输血”式扶贫。粮食部门带着大米、面粉，民政部门带着衣服、棉被，老区部门带着抚恤金、补助款，到村里挨家挨户分发。第二次进山时，畜牧部门带着羊崽、兔崽，林业部门带着林苗、果苗，药材部门带着中药种子，下决心帮助这里发展生产。县委县政府还实施特殊政策：免除这个村上交公粮和征购粮，计划生育政策也网开一面，等等。

然而，这个挂在半山腰上的穷村，立地条件过于恶劣：背后是悬崖峭壁，面前是百丈深渊，没有一分稻田，仅有的几亩农地全是“斗笠丘”“眉毛丘”，种植的番薯不够当口粮，人们常以野菜充饥；由于土地贫瘠，种植的杉苗、果苗土层极浅，长不高，长不好；甚至连山羊、长毛兔也无适应的嫩草可吃。商品经济根本无法发展。

干部们送粮送衣的“输血”式扶贫，只能给村民们一时的兴奋与快乐，犹如干灼的沙漠在等待着一场雨水，虽可感受到一阵凉爽，但很快蒸发得无影无踪。许多人还是春天无事可做，冬天晒着太阳，眼睁睁企盼着救济。十年“输血”，涛声依旧。村民人均纯收入仅从1984年的120元增加到1994年的146元，贫困状况仍无改变。尤其是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绝大多数适龄儿童无法上学，没有文化，知识贫乏，形成了代际贫困链。

“换血”搬迁，挪窝拔根

习近平同志于1988年6月从厦门市常务副市长的岗位上调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他新官上任没有烧三把火，而是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深入全地区九个县调查研究，还到毗邻的浙江温州、苍南等地考察。然后他得出结论：“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

在习近平同志倡导“弱鸟先飞”的扶贫理念指引下，赤溪村党支部、村委会开展了群众性的扶贫先扶志活动，坚决摒弃那些“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的懒惰思想，树立了向贫困斗争务胜必赢的革命气概。大家靠肩扛手提，搬砖搬瓦，男女老少齐上阵，投工投劳，从下山溪第一个自然村整村搬迁到远离祖籍地16里崎岖山路的平原富庶之地后，他们真正离开了“穷窝”，拔掉了“穷根”，再也不要守在边远偏僻的山旮旯。有首民谣印证了过去的艰苦状况：“昔日特困下山溪，山高路险鸟迹稀；早出挑柴换油盐，晚归家门日落西；流尽汗水难饱腹，依靠救济富不起；男儿满腔空怀志，女儿出嫁忘故里；贫穷村史三百载，借问苍天何道理！”

1995年春天，下山溪自然村的整体搬迁轰动了整个赤溪行政村。随着党和政府的扶贫力度不断加大，村民们期盼“挪穷窝”“拔穷根”的愿望愈加强烈。半山、小溪、丘宅、东坪里四个纯畲族自然村和排头、溪东、旗杆里、赤溪平等畲汉混居的自然村陆陆续续搬迁出山、下山或移居到中心村，逐渐形成了一条长达800多米的“长安新街”。全村总共1800多人，中心村就聚居了1580人。滴水成河，积沙成塔，人气旺、商铺兴。自2009年国务院扶贫办认定这里为“中国扶贫第一村”之后，慕名前来学习、参观、考察的客人纷至沓来。沿街新建的两排混凝土楼房，开设了数十家客栈、商店，呈现了崭新的村容村貌。贫困村民易地搬迁到这里进行“换血”生存，各显神通。有的经商成了老板，有的加入合作社成了股民，有的开发当地土特产成了企业家。村里还设有银行卡服务点、火车票代售点、卫生院、警务室、法庭代办点等便民场所。一个小康村的雏形展现在人们面前。看到这里的繁华景象，毗邻的外行政村两个自然村村民们也“弱鸟”飞来了。

“造血”授渔，内生动力

赤溪村实行整村搬迁、实现人口聚集后，促进了民族融合，扶贫方式亦从“输血”转变为“换血”，最终落实到“造血”措施上。如何开展有效“造血”，由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呢？这里的主要经验有四个方面：

找准“造血”功能。习近平同志1988年在福鼎调研时说：“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了。”根据这一经典预言，当地确立了“生态立村，旅游富民”的目标，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管好这一方绿水青山，引进万博华旅游开发公司，充分利用清澈的溪流搞漂流。强壮村民撑竹筏，每撑一趟就可收入100元，辅助劳力则靠开办农家乐、出售土特产品等开展服务业。

摸准“造血”脉络。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明确指出：“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加快农村党建，就是“造血”“活血”的最重要脉络。赤溪村曾经一度出现党支部软弱、党员涣散的现象，造成村里歪风盛行，有求神拜佛、修宫建庙的，有聚众赌博、酗酒闹事的，甚至有挑起姓氏、宗族之间矛盾的……后来赤溪村及时整顿村党支部，并建立了党总支，下设三个分支部，省、市下派了第一书记，切实加强党对农村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闽南籍的村支部第一书记不仅带领群众拼搏在脱贫工作第一线，而且从自己老家引进了官溪蜜柚苗分发村民们栽种，教大家种植和管理方法，仅两年多时间，全村蜜柚飘香，成了一项产业。

选准“造血”苗子。如何斩断代际贫困链，彻底消除贫困现象？关键在于营造青年一代内生动力，即自我造血的功能。赤溪村十分重视有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创业精神，并通过金融扶贫等渠道帮助他们解决创业基金。全村依托政策支持回乡创业及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达40多人。他们带着泥土味去城市学知识、学本事，回来后则把知识的种子撒在希望的田野上，让村民们有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实惠。他们勇于同传统观念决裂，敢于打破旧的产业模式，探索新时代的电商扶贫，让村民们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肯定和赞许年轻人引领创业精神的同时，镇、村还委托赤溪小学兼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开设科技培训班、电子商务室，特邀有关方面专家或职能部门负责人到校，开展旅游礼仪、餐饮服务、茶叶种植、淡水养殖、果树栽培等项目授课和指导，不断提升村民整体的造血能力。

精准“造血”到人。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绣花工的精神践行“精准”二字。村党总支和村委会成员分工负责到户到人，以拉网式的工作方法摸底，根据每户每人的体力状况、知识状况、经验状况、资金状况等，对症下药，靶向治疗，下苦功夫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在狠抓精准脱贫的同时，赤溪村加强医疗设施保障，行政村原有卫生所在开展“海云”工程的基础上，扩建成为镇卫生分院，基本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能治疗，防止“辛辛苦苦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的返贫现象出现。

赤溪村成为“中国扶贫第一村”的脱贫成果显示，人均纯收入比30年前增长了80倍。这引起中央主流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农民日报》等纷纷聚焦这里。2015年12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同志专程到赤溪村考察，并于当天在宁德召开的东部地区扶贫工作座谈会上说道：“宁德是习近平总书记早期开展扶贫实践的地方。在这里，总书记系统提出了‘以改革创新引领扶贫方向、以开放意识推动扶贫工作’原则，以及‘弱鸟先飞’意识、‘滴水穿石’精神和‘四下基层’作风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宁德模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成功实践，也成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一个典范。”

“晋江经验”锻造“晋江奇迹”

陈伟荣（中共晋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陈文敬（中共晋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晋江，中国东南的一座滨海小城。这里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困，许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到海外另谋生路。1949年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晋江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地处海防前线，农业又搞“以粮为纲”的单一经营，在耕地逐年减少的同时，人口却不断增加。至1978年，晋江人均纯收入和粮食占有量均低于福建省的平均水平，农村有2/3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

华夏春风暖，神州日月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晋江注入了生机和活力。40年弹指一挥间。2017年，晋江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981.5亿元，增长8.2%，是1978年的1366倍；财政总收入212.23亿元，是1978年的1158倍；经济总量连续23年位居福建省县域首位，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16届位居全国第五至七位，同时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市”等称号。

绽放“乡镇企业一枝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晋江县委领导晋江人民解放思想，奋力开拓，调动晋江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晋江人商品意识强和侨乡资金多、劳力多、信息灵的优势，全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晋江信奉敢拼才会赢，但改革开放前，谁也不敢放手去拼；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人们才敢于冲破陈规，振奋自强。晋江人利用“三闲”（闲资金、闲房子、闲劳力）起步，小鞋厂等各类企业更是加速冒出。据《晋江市志》记载，至1978年，晋江社队企业已达1141家，总产值4212万元，占当年全县GDP的17.6%。

1980年8月，晋江县委在福建全省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宣布允许农民集资办企业，集资企业雇工、股金分红、供销人员按业务量提成和价格随行就市。

1983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在晋江县陈埭镇主持有200多名各级领导参加的全省社队企业现场会，明确指出陈埭群众集资办社队企业姓“社”不姓“资”，并赞赏陈埭社队企业是福建农村经济“一枝花”，要求“这枝花要开遍全省”。

1984年，晋江县委县政府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大力扶持乡镇企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变“管、卡、限”为“放、帮、促”。这一年全县乡镇企业从2271个增加到3968个，企业总收入从24592万元增加至55485万元，分别增长74.72%和125.62%。

晋江开创并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发展产业集群提升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带动城市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被誉为“晋江模式”，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四大模式之一。

诚信与质量树立“品牌之都”

1985年6月，中央媒体刊发了署名文章《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引发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一时间晋江面临巨大压力。晋江县委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企业进行整顿，对于确实买空卖空的予以取缔，全县共取缔200多个企业。“假药案”的查处极大教育了晋江人。1990年晋江县委吸取教训，提出“晋江精神”，将诚信排在谦恭、团结、拼搏之前。1992年晋江开始实施“质量立市”战略。

当时，晋江很多企业只能为国外企业搞贴牌生产，同样的一双鞋、同样的品质，贴上外国的牌子就身价百倍，而生产者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于是，晋江的企业家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民族品牌。晋江市委市政府也支持他们往这个方向努力，先后在1995年、1998年和2002年出台了“质量立市”、“品牌立市”和打造“品牌之都”战略，并坚持不懈地实施下来。在企业自创品牌意识觉醒与政府政策的引导下，众多晋江企业开始注重品牌开发，并通过品牌战略开拓市场，涌现出一批夺目的品牌，涵盖了纺织服装、鞋业、陶瓷、伞业、食品、五金机械及造纸印刷等行业。这使晋江成为较具经济实力的名牌强市之一，品牌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为了扩大晋江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及市场竞争力，晋江企业擅长以明星代言、媒体广告来打造品牌。这些企业凭借央视高端传播平台，建立起声音门槛，迅速崛起，以品牌知名度撬动市场，获取更大市场增长空间，实现销量和规模的极大提升。

面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局面，晋江市委市政府深刻认识到，晋江产业经济不能再搞粗放式经营，不能再单纯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取胜，而应该更加注重提高产品的技术和品牌附加值，把实施“质量兴市”战略提升到实现品牌发展战略上来，大力加强品牌建设，致力于从数量经济、质量经济向品牌经济转变，大力引导和奖励支持企业走“争创品牌”之路。

晋江制定品牌发展战略，大力打造“品牌之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晋江先后荣获“中国鞋都”“全国食品工业强县”“中国纺织工业基地县（市）”“中国拉链之都”“中国陶瓷重镇（磁灶）”等14项国字号产业区域品牌。至2016年，晋江市已获得马德里国际商标310件、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42件、福建省驰名商标220件、泉州知名商标251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7件，还有中国名牌产品24项、中国出口名牌产品2项、国家免检产品88项。

现在，晋江已成为福建省乃至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县级市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品牌之都”。这些庞大的品牌企业群体，已成为晋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晋江经验”插上腾飞翅膀

在福建省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高度关注晋江发展。从1996年到2002年，习近平同志六年七次深入晋江一线，进基层、下企业、访农村，密切关注晋江的改革发展事业。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再度专门到晋江深入调研，从改革开放事业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格局的角度，系统、完整地总结并首次提出“晋江经验”，理论成果发表于《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这也成为晋江多年来加快改革开放、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制胜法宝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同志将“晋江经验”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六个始终坚持”即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即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既重视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有形通道建设，又要重视产业合作、资金吸纳和扩展、人才流动和聚集、信息流动与沟通、技术引进和扩散、思想文化传播等无形通道建设；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提升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就必须培育更多的龙头企业，而做大做强企业最根本是要在企业体制、机制、技术和管理创新上下功夫；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高新技术产业代表着产业升级方向，传统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具有发展优势的传统产业不仅不能丢，还要大力扶持，要积极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提高；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推进器”，努力在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互促共进、协调发展方面探索、创造新的经验；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的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发展市场要减少审批，将属于市场的职能交给市场，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决不是要政府远离经济，党的基本路线决定了领导经济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基本职责，加强宏观调控也是市场经济赋予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正是在“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的指引下，晋江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晋江认真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之路，实现了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晋江确立了“先进制造业立市、高新产业强市、现代服务业兴市”的新实体经济发展思路，传统优势产业加快新动能改造，新兴产业加快龙头带动集聚，现代服务业加快消费升级和服务转型。

晋江坚持做强民营经济这一晋江县域经济的主体，目前全市民营企业达4.8万家，形成纺织服装、制鞋两个超千亿和食品饮料等五个超百亿产业集群，民营经济创造出的经济总量、税收和就业岗位占比都在全市的95%以上，形成“十分天下有其九”的发展格局。

民营经济是晋江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生力军，为晋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及晋江经济综合实力始终站在全省之冠和全国前列，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和持久的活力。一些专家学者到晋江调查研究后，认为晋江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高速、健康、持续发展有赖于“文化传统、农民企业家、地方党和政府三者相辅相成、创新互动形成的三者相加大于三的系统与功能，是晋江创造的弥足珍贵的县城发展经验，也是晋江发展的内在奥秘”。

晋江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安踏、恒安等大企业带动作用凸显，晋华集成电路等一批大项目快速推进，国际鞋纺城等一批大市场、大平台建成投用，传统优势产业加速向先进制造业跃升，集成电路、石墨烯等高新产业加速向全链条发展，现代服务业加速向专业化、个性化、高端化延伸。

晋江正确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加快补齐城市化短板，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成为全国试点，城乡品质在新型城镇化中实现脱胎换骨。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在秉承“为民建城、为民管城、为民创城”的基础上，把全市649平方公里作为一座城市来统筹规划建设，真正实现全市一座城、城乡一体化。在布局上，全面推进反哺农村、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基层延伸、向农村倾斜，推动城乡“6+1”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市政、水利、信息化、环保和社会事业）和教育、卫生、文体、市政配套、社会福利“五个系列”资源稳步整合，打造晋江任何地方15分钟内上高速、市区20分钟内到达任何一个镇、各镇之间30分钟内通达的“152030”快速交通圈和海陆空铁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晋江也逐步从一个“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的“特大镇”蜕变为一座生态宜居、功能完善、初具规模，“本地人留恋、外地人向往、可托付终身”的现代化品质城市。

晋江强化共建共享，突出“待遇均等化、保障全覆盖”，“城里人乡下人一个样、本地人外地人一个样”，每年将65%以上本级财力投入民生领域，构建完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环境和社会保障等七个民生体系，许多领域都走在全国、全省前列：在全国，率先探索新农合跨省异地结报，率先实现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即征即保”，率先实现治安巡逻村社全覆盖；在全省，率先推行“居住证”制度，110万外来创业务工人员享受30项市民待遇，真正让外来人口“引得来、留得住、融得入”；率先实行公办高中和中职学校免学费，每年都有超过4万名学生受益；率先实行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制度和城乡环卫保洁一体化。同时，晋江还在全省率先完成国定、省定、市定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任务，将今后新增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由政府进行兜底。这些举措有力推动本地农民市民化、外来人口本地化、民生保障一体化，真正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今天的晋江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城市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既为再创“晋江奇迹”奠定雄厚的基础，也是再创“晋江奇迹”的新起点。

跨岛发展奏响厦门城市发展最强音

王东良（民盟厦门市委会秘书长）

厦门是我国东南沿海的海滨城市，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2017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厦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在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开场就向与会的世界各国政要嘉宾称赞厦门，“1985年我来到福建工作，在福建省工作了17年半，厦门是第一站。……30多载春风化雨，今天的厦门也是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也是一座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9月4日，习近平同志迎接金砖国家和对话会受邀国领导人，并举行欢迎宴会，在致辞中他又一次盛赞厦门，“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的当地人民，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用自己的双手把厦门变成了一座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外交流密切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习近平同志的两段满怀深情的告白不吝言辞、声情并茂，这在国内众多城市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4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大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决策的高瞻远瞩，同时也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这片他曾经工作过并始终挂记的改革热土的深情厚意，对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果的高度肯定。

跨岛发展，习近平同志把脉定向

厦门不大，其地域主要由厦门本岛和岛外两大部分构成，特区创办之初，城市总面积近1600平方公里，其中厦门本岛131平方公里，而岛外则占据了90%以上的面积。世纪交替之际，厦门特区经历了20年的建设发展，本岛已经基本饱和，而岛外发展却明显滞后，岛内岛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极大，“富岛内，穷岛外”可看作是当时城市面貌的真实写照。

2018年6月新华社发表《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长篇通讯，详实记录了习近平同志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领导者、拓荒者、建设者，开启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生动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所留下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优良作风，特别是他对厦门始终如一的牵挂，成为厦门人民弥足珍贵的巨大财富，时刻指引着这座城市破浪前行的航程。

时针指向2000年的重要节点，正是习近平同志履新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之时。作为省政府主要领导，心系厦门、熟悉厦门的他与谋求大发展、向往美好生活的厦门人民不谋而合，开始从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给予深谋远虑的关注和思考。2002年6月14日，习近平同志来厦视察调研，提出了“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构想，明确提出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四个结合”的指导原则和重大举措。习近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构想，像一盏明灯为厦门新世纪新阶段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点亮了前程，成为厦门城市建设发展的“金钥匙”“总抓手”。自此，厦门城市建设迈入了气势如虹的加速跨岛发展进程。

厦门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同志跨岛发展战略构想的贯彻实施。为进一步将这一构想转化为全市人民的统一意志，并真正落到工作实处，2009年8月18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于伟国同志在中共厦门市委十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岛内外一体化”建设新概念，“岛外要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层次、高水平的原则，加快新城区规划建设……形成一流的岛外新城区，承接岛内城市功能的分流和人口分流，形成岛内外一体化、岛外各组团各具特色又相互协调的城市新格局”。这一全新施政理念旋即成为厦门市加快提升本岛、跨岛发展、一体发展建设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决策。

民盟建言，助力决策参考

在世纪交替厦门发展的关键时刻，作为参政党地方组织的厦门民盟建言献策、助推发展。2000年年初，厦门民盟的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关注岛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问题。为此，民盟厦门市委专门成立课题组，多次深入当时的岛外同安、集美、杏林等三个区开展现场调研，听取民声民意，收集意见建议，最终完成了《缩小我市岛内外差别，把发展战略向岛外转移的五大对策》报告。

该报告针对厦门特区创办20年来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重岛内、轻岛外，未能形成“大厦门一盘棋”的框架谋划，造成岛内岛外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经济总量偏小、发展后劲不足等现实问题，提出把发展战略向岛外转移的五大对策思路：一是实现思想观念的转移，二是实行宏观规划与发展目标的转移，三是实行政策导向的转移，四是实行财政投入的转移，五是实行“减负”措施的转移。对应上述五大对策，每一条思路均提出了若干可行性操作建议。报告由民盟厦门市委以专报件呈送市委市政府，时任市长朱亚衍高度重视，第二天就作出批示，要求市计委（今发改委）在制订“十五”计划时吸收民盟的建议。

2001年2月下旬，厦门市政协召开九届五次全会，本课题报告以《缩小我市岛内外差别的五大对策》为题提交大会作口头发言。时任市长朱亚衍、市委两位副书记、政府常务副市长等九位市领导及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听取发言。

笔者查阅当时的厦门市主流纸媒发现，它们均对民盟的大会发言主要内容及各界人士评论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民盟的建言在各级领导、与会代表委员、社会各界中引起巨大反响。时任中共集美区委书记的詹沧洲在当年的市人大会议上表示，“市政府应该在资金、土地、人才、环保、税收、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公益建设项目等方面实行政策导向的大转移”。《厦门商报》（今《海西晨报》）在头版头条刊出《让浦东式现代城市崛起岛外——代表委员聚焦缩小岛内外差距》，《厦门晚报》则在头版刊出《确保增投，切实减负——民盟市委提出缩小岛内外差别的对策》。另据《厦门晚报》2月26日头版头条“网罗真知灼见”报道，是年厦门“两会”期间人大和政协网上直播的“市民观点”专栏，共计收集255篇意见和建议，其中“摒弃岛民意识，岛内和岛外要并重发展”赫然出现在关注度最高的位置，足见网民对跨岛发展、构建大厦门的关注热度。

回望来路，厦门民盟想人民之所想,急发展之所急，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所提出的“缩小岛内外差别”对策及建议，既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和人民的呼声，又体现了议政建言的针对性、可行性和前瞻性，务实地为厦门市后来的跨岛发展、岛内外一体化发展战略提供了决策参考。我们为此深感欣慰和自豪。

谋定而动，厦门城市发展蜕变

2010年是厦门特区建立30周年。“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的消息像一场及时雨，给厦门送来一个“大礼包”，尤其为跨岛发展战略打了一注强心剂，岛内外一体化建设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

跨岛发展战略构想实施以来，至今历时16年，这是厦门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主基调、主旋律。厦门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按照“规划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发展思路，一任接着一任干，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跨岛发展的推进实施中得到生动诠释。

岛外新城建设成效明显。2002年以来，厦门城市建成区由94平方公里拓展到300多平方公里，其中岛外由30平方公里增长到200多平方公里，占全市增量的80%以上。岛外的集美新城、海沧新城均已雏形初现，环东海域东部新城、翔安南部新城、马銮湾新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实现了空间格局由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的转变。

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形成。特区设立以来，厦门从一个只有一条海堤出入的岛屿发展成拥有“两环八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城市。四桥一隧一海堤六大进出岛通道，使市区六个区均可在半小时内互通。快速公交成为全国典范，地铁1号线已于2017年年底开通试运营，其他四条地铁线建设全面铺开，翔安国际机场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产业联动发展基本实现。突出变化表现在，工业产业向岛外布局，重大重点产业项目相继落户岛外，产城融合顺利推进，形成了岛内外产业联动发展相互配套和促进的一体化格局。岛内外工业产值比例从2003年的50.5：49.5,转变为2016年的32.3：67.7，初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跨岛升级。

公共服务一体化实现全覆盖。厦门始终把民生优先置于推进跨岛发展战略的背景下通盘考虑，在全省率先实现市域范围的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标准全市统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城乡全覆盖，完整建立了“就业、就学、医、食、住、行”等六件民生大事的城乡一体化，越来越多的岛内居民在岛外工作创业、置业安家。

生态文明建设亮丽耀眼。厦门坚定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注重城市生态环保规划顶层设计，划定981平方公里城市生态控制区，全面开展岛外九条小流域综合治理，立法推进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全覆盖，全面提升城市品位。岛外四个区先后被授予国家生态区称号。厦门相继获得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全国宜居城市、绿化模范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最具国际竞争力旅游城市等数十顶荣誉桂冠。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我国一场伟大的变革。厦门的发展进步、深刻巨变只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是国家砥砺前行、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如果说设立经济特区以及初创时期习近平同志所做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是厦门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习近平同志2002年对厦门提出“跨岛发展”的战略构想，则是第二个里程碑。跨岛发展开启了厦门经济腾飞的新篇章,奏响了厦门城市发展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