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张平既是一位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作家,又是一位有着丰厚生活积淀和多幅创作笔墨的作家。长篇小说《生死守护》以直面当代中国现实的积极姿态和深刻力度,进一步拓展了张平思想和美学创造的高度,为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崭新的艺术经验。

人民性:新时代的文学重塑

在《生死守护》中,张平对文学与人民、文学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进行了视野宽广、情感深挚的思考,并出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审美创造。首先,关于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他认为,“‘人民’这两个字,是全世界约定俗成的概念。在文学创作中,不应任意矮化和污名化”,同时,“为人民写作,不应该是,也绝不能是一个不被提倡不被期许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更进一步说,“文学创作,如果缺少人民的概念,那文学本身也是缺失的”。其次,关于人民与国家、执政党的联系,他强调,对于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这关乎执政党的初心和使命,“让人民当家作主”,“时时刻刻要对人民保持敬畏之心”,“善待每一位国民,才能真正实现对公众的承诺,才是政府公信力最有力的体现”。再次,关于人民的话语形态和内涵,他说,“人民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此,“现实题材中的人民性写作,必须是接地气的,必须是人民乐于接受和认可的”。

从这样的思考出发,张平在《生死守护》中对人民性的表现首先就落实在不同的人身上。小说主人公辛一飞、市委书记田震、市长李任华、市公安局副局长沈慧、县委通讯组组长刘小江等坚决捍卫、生死守护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党员干部,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着先进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从根本上体现着“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辛一飞是倾注着作家政治理想和美学理想的人物。小说以龙飞大道的修建、打通为核心事件和叙事线索,在事件引发的腐败势力、黑恶势力和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政机关部门、党员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这个铁骨铮铮、两袖清风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张平抓住时代脉搏,深刻切入现实的肌理和血肉中,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以政治智慧和胆识剖析复杂的当代生活,提炼和创造出了这一带有时代气息和作家气质的新人形象。辛一飞既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又具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既雷厉风行又心思细密,既讲原则、有立场、有担当、有责任心,又有个体的良知、正义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当他被提名为主抓龙飞大道建设的常务副市长,却在人大常委会投票中未获通过时,当面临黑恶势力的利诱、污蔑、栽赃和威胁时,他始终没有退缩,反而愈益坚韧而执着、顽强而决绝。他服从组织和领导的安排,却又不唯领导之命之意是从。这一形象深含作家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和人民性的价值判断,是时代精神的审美化和人格化体现。

与之相对应的是,打通龙飞大道所必须面对的大路两边棚户区的改造。棚户区的居民人数众多、成分复杂,他们“从小到大,依靠的是政府,盼望的是政府,因此,他们打心底里听政府的话,服从政府的领导”。在棚户区改造工程中,他们把摆脱贫困的期望“寄托在能给他们派来一个好官、清官身上”。辛一飞这个“老百姓人人叫好的大清官”的到来让他们兴奋不已。小说中的底层民众,不仅是人民的形象载体,传达着人民的现实诉求,也作为腐败的他者,传达人民的意愿,同时,通过民众与政府、官员关系的设置,寄寓了作者对全民反腐的可能性、方式方法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棚户区人民的表现上,《生死守护》主要通过市长李任华和市委常委、工程总指挥辛一飞暗访考察的方式,来展现和描述人民大众的生活。这是人民性表达所关涉的两个层次、两个主体——官员和民众的一种特殊对话,这一方面突出了官员作为人民代言人的实质,另一方面也触及和凸显了人民对自己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当家作主地位及其利益诉求的自觉。小说通过对朴素本真的道义感、默默奉献的劳动者精神、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寻求公平正义的领导干部等多层面的描写,实现了对官员和民众从矛盾到统一的二位一体的升华,生成了《生死守护》的人民性精神和美学品质。

崇高感:人民性写作的美学面向

在张平的反腐小说中,无论是那些坚韧执着、以一己之力与腐败现象做斗争的英雄,还是身处困境却抱有生活的信心并介入反腐事件中的普通人,都蕴含着强大的信念力量和人性光辉。《生死守护》可以说是张平崇高美学的集大成者。

首先,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崇高信念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的英雄形象,有力地传达了以阳刚之美为内核的崇高美、悲壮美。辛一飞、刘小江和沈慧等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以自己的方式与腐败势力、黑恶势力作生死搏斗,是崇高精神和英雄精神的化身。不止于此,《生死守护》中的普通人特别是辛一飞的母亲,同样是小说确立崇高情感的形象。母亲感恩于难产之际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母子生命的挽救,而将儿子称为“百姓娃”,直到上学以后才改名为“辛一飞”,“盼着他一飞冲天,长大以后能做大事,报答天下的百姓给了他这条命”。儿子有了出息以后,她每次在电话中都嘱咐“一定别忘了你和妈的命都是国家给的,都是老百姓给的。咱就是再苦再累,也不能做那些对不起国家和百姓的事”。直到80岁,辛一飞的母亲仍留在农村耕种庄稼。

其次,小说浓墨重彩地塑造了那些面临拆迁的棚户区居民既平凡又伟大的崇高形象。这些棚户区居民是城市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生活贫困,为国家、为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血汗和牺牲,但内心仍然对党和政府充满信任和希望。他们既有对贪官奸商的愤怒,又保留着对政府的信赖和对清官的渴盼。通过对棚户区居民的塑造,《生死守护》在建立人民利益守护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脉联系的同时,也赋予二者共同的崇高感,而对人民崇高感的重塑,也是对人民利益守护者崇高感的必要补充,赋予了后者以现实生活的依据,使原本抽象的信仰获得了生活的支持。

小说中容易引起争议的形象是辛一飞。辛一飞是小说的“内容”,也是小说的“形式”,并且是“内容”和“社会效应”大于“形式”和“文学效应”。辛一飞形象的普遍性多于个性,理性化成分重于感性化因素,他更接近卢卡契对艺术的典型化理解:“典型化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创造出来的,它来自生活中的个别的整体。因此,这一被选作典型的个体所表现的整体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化了。”《生死守护》的主人公恰好是这种“更深化了”的“整体”“典型”。小说通过纪委书记王盟亦之口评价辛一飞:“这么多年来,很少有像你一样经得起如此严峻考验的领导干部。”辛一飞形象的实质是当代国人对自身力量的一种期盼,也是一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包括祖先、先辈和当代人奋斗历程所形成的精神境界和心灵情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辛一飞与政治激进时代“高大全”式英雄有所不同。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后者几乎是清一色的道德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他们的叙事职能就是工具,英雄人物作为人民的代表是空洞理念的化身。而辛一飞作为一个非神化的英雄,一则要接受党纪国法的约束、纪委监委的调查核实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则他并非抽象人民性的传声筒,他恪守做人底线,关心贫困群众疾苦。正因为坚决站在百姓立场上,辛一飞才得罪了贪官奸商,多年得不到升迁,他的常务副市长提名才未能在人大常委会上通过,才会被靳如海等腐败和黑恶势力视为最大的障碍和对手。因此,辛一飞形象的圣化和自身事业的成功,是以百姓的、人民的、族群的乃至人类的合理化发展为前提的。辛一飞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正义和历史正义,对于社会和人类来说,为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获取个人的成功而舍弃、背叛公平和正义,无论如何是不被接受的。

现实主义:重塑人民性的美学路径

《生死守护》投射出现实主义激浊扬清的锐利锋芒和理想光辉。强调文学的现实介入和批判功能,是中国文学文以载道、感时忧国传统的当代继承和发展。在当下,这种文学观念一度被认为是脱离“纯文学”本身的功利性写作,是一种与当下时尚性、个人性、碎片化现实不协调的另类文学样式。的确,我们在为数不少的作品中经常看到理念对生活现实的粗暴剪裁和观念意识对文学的过度操纵。我们应该对文学的效用做更宽泛、更广阔的理解,这种理解可以使我们进入更丰富、复杂的现实层面,同时保持对生活的尊重、热爱而非抽象简化,与现实保持平等对话而非盛气凌人,如菲尔斯基所说:“艺术价值与‘用’密不可分,而我们对文本的处理也总是丰富多样、复杂且难以预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的实用性不会破坏诗性,也不会将诗性排除在外。”从现实主义文学特质和功能上说,《生死守护》与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重新生活》等反腐小说是一脉相承的,在张平看来,这些现实题材的文学是更大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它与非文学事物本身就有不容回避的根本联系:文学是政治启蒙和社会变革的潜在而有效的途径。

同时,《生死守护》具有独特的诗性、文学性。哈利泽夫谈到人民性时,有两点富有启示性:一是不宜将文学中的人民性看作绝对标准和作家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一些不具有人民性因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文化价值的精英性作品,同样是必要且有益的;二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和精英性作品同样属于文学的“上层”,“这就从根本上使它与大众文学(文学的‘下层’)区别开来”。但他也认为:“文学作品的通俗性与人民性,乃是两个不同的现象,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彼此兼容,甚至重合。”《生死守护》充分挖掘反腐反黑斗争中的戏剧性因素,借鉴通俗小说的叙述方法,尽可能把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表现。

小说把悬疑、侦探、犯罪、伦理、爱情、亲情等多种情节要素融合在一起,充满了紧张的故事氛围。起承转合、起伏跌宕的故事架构,曲折离奇、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危机四伏、变幻多端的现实情境,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性格独特鲜明的人物形象等畅销小说的基本构成元素,使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如退休工程师无意中挖出了千年古墓,自己也为此丧命,并引来了文物大盗,这个情节的发展极其牵动人心,让人既痛恨罪犯的丧心病狂,又为公安卫士的牺牲扼腕。再如,反腐斗争并非总是呈现为壁垒分明的对立阵营,小说写到各种力量博弈的暗流涌动。如市文物局局长与靳如海、崔铭化崔晓剑父子究竟有何关系?市委书记田震与省委副书记郭健雄之间是否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从开始对辛一飞的支持和提拔任用,到后来的暗中阻挠,田震为何如此?等等。这些未在小说中得到充分揭示的内容,以悬念的形式显示了腐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现实中无所不在的渗透。

此外,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时常是当下小说的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生死守护》也讲述了靳如海与霍怡帆之间的感情故事。霍怡帆作为靳如海的情人,是云翔大酒店的总经理,是靳如海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她最后为维护靳如海的利益自杀未遂,靳如海被判刑入狱之前表示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让已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她活下来,等自己出狱后厮守余生。这个令人唏嘘的孽恋故事,是放在紧张残酷的反腐反黑的斗争中进行的,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大故事提供一段舒缓的插曲,也展示了一种以独特形式体现出的具有普遍意味的人性与情感状态,进一步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情感冲击力。

《生死守护》通过对底层生活的挖掘,赋予人民以生动丰满、具体可感的形象,而大众化、通俗化、传奇化的手法,又使人民性、崇高美获得了在地性。张平的创作历程,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作家永葆初心的韧性,也可看到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特有品质和多元形态,充分证明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广阔前景和旺盛生命力。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