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的“收藏热”有四个重要时期:北宋中后期、明代中后期、清末民国、当代。有宋一代,文化昌盛,源自官方的艺术收藏与文化传播显示了不同于历代的特色:格外关注著录与学术研究,且不遗余力,自上而下,影响民间,进而上下呼应,这是中华大地掀起第一次“收藏热”的重要基础,意义深远,波及当下。

为加强对绘画图像等的收藏与传播,宋代皇家建立内府,搜藏名贵书画以便于整理研究与教化传播。宋代皇室内府的收藏与整理,是在西蜀、南唐收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赵匡胤统一全国后,便注重搜集书画,曾派文人苏易简(后任参知政事)搜访南唐旧藏的名人书画,得千余卷。南唐御府所藏书画多盖“建业文房之印”“内殿图书”“内司文印”“内合同印”“集贤院御书印”“集贤院御画印”等。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近事》记载:“太祖平江表,所得图画赐学士院,初有五十余轴。”可见这些书画作品有一部分被赏赐给大臣,其余成为宋代内府的收藏。

对于北宋朝廷的绘画收藏,大鉴藏家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论》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早在端拱二年(989),宋朝皇室就已设立秘阁,并组织专家对所藏多达数千轴的艺术图像进行整理、装裱与鉴识。其他典籍则分贮于天章阁、龙图阁、宝文阁和后苑图书库内。宋太宗赵光义不仅自己观赏,还经常召集近臣一同赏玩。在归纳管理内府库藏时,曾命人编撰《名画断》。

此后的几代皇帝也多喜好搜集、鉴藏法书名画,于是北宋内府所藏日渐充盈。皇室的搜求活动还时常得到臣子的献奉。例如,司空王溥之子王贻正就曾精选家藏书画十五卷献给宋太宗,据郭若虚记载:“王(溥)文献家书画繁富,其子贻正,继为好之,尝往来京洛间访求名迹,充轫中衍。太宗朝尝表进所藏书画十五卷。寻降御札云:卿所进墨迹并古画,复遍览看,俱是妙笔,除留墨迹五卷、古画三卷领得外,其余却还卿家,付王贻正。”

北宋中后期,特别是徽宗时期,皇家所藏名画甚重,于是赵佶召使文臣编撰《宣和睿览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等一系列著录。据南宋邓椿《画继》卷一《圣艺徽宗皇帝》载,当时“秘府之藏,充轫填溢,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画,上自曹弗兴,下至黄居寀,集为一百帙,列十四门,总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览集》”。可惜的是,该书今已不存。

宣和年间(1119—1125),朝廷完成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这三部书的编撰。

《宣和画谱》成于宣和三年(1121),是在《宣和睿览集》的基础上扩编而成,并积极吸取前人相关著述所长,对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李嗣真《画后品》、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等均有所引用。《宣和画谱》二十卷,分门、叙、传、目,其中,门为“十门”,即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宣和画谱》是一部言之有据的传记体绘画通史,以前有论者认为是酷爱书画的宋徽宗赵佶亲自编撰,因为书里有“宣和殿御制”之称谓。但从全书行文看,许多地方并非帝王口气。也有论者认为是蔡京、米芾所撰,实际上,由于此书工程浩大,应该是在皇家主持下集多方之力编撰而成,所以其中的文字水准并不一致,这也是颇为自然的。例如,据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徽宗)及即大位,于是酷意访求天下法书图画。自崇宁始,命宋乔年侍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继以米芾辈,迨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至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说明赵佶先后任用过宋乔年、米芾进行整理和著录御前书画藏品。米芾精通鉴定古书画,并在其晚年被召为书画学博士。其他曾被任命参与鉴定、整理、著录的还有蔡京、梁师成、蔡卞等人。为了实施对一些名作的保护性传播,徽宗还派画家对唐代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杰作进行了高水准的临摹与复制。

《宣和画谱》的编写是以重要绘画的收藏作为出发点的,忠实记录了当时内府所藏画作的情况。书中共收录自魏晋以来231位画家的6396件作品,这些是宋朝开国以来直到徽宗朝积累而来的,此书由元明刻本而保留至今。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爆发,汴京陷落,北宋灭亡,徽钦二帝为囚,其御府所藏成为金人掠夺的对象。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金人大肆夺走北宋宫中的珍宝奇物,徽宗平时的所玩之物,官员不知的,内侍王仍等人奉迎金帅,指其所在,因此金人带走的真珠、水晶、绣帘、珠翠、步障、红牙、火柜、龙麝、沉香、乐器、犀玉、雕镂、屏榻、古书、珍画等,一路络绎不绝。书中还描述了金兵离开汴京时内府的收藏品被掠夺、毁弃的情景,“营中遗物甚众,秘阁图书狼藉泥土中”。经此浩劫,北宋宫廷内府所藏书画几乎荡然无存,另有一部分书画流落到金国与民间。

南宋建国,偏安一隅,但由于宋高宗赵构与其父赵佶一样,酷爱书画艺术,因此南宋立国稳定后不久即在临安集中了一些从北方流亡来的画家,组建了新的画院,并营造中兴馆阁,开始了书画的搜求工作,并组织专家进行著录,撰有《秘阁画目》。

北宋徽宗、南宋高宗朝和金明昌朝“内府”所藏古书画,全无古跋。其原因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记载,是因为所请的曹勋等鉴定者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接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

正是由于宋高宗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所以“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然而,在艺术的嗜好与选择上,赵构颇有自己的判断。他命人收集整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画,自己也身体力行地提倡研习书法。赵构精于书法,善作真书、行书、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节奏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赵构曾说:“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取舍,至若禊帖,测之益深,拟之益严,以至成诵。”他认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他善写《兰亭序》,曾赠予皇子和朝臣,并让宋孝宗学书。一时之间,以高宗为中心,文坛几乎掀起了一个学书高潮。高宗初学黄字,天下文人皆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文人又皆学米字;再作孙过庭字,而孙字又盛。赵构以自己的好恶而人为左右书体的盛衰,影响了南宋书法的发展,今天当做辩证的评价。

赵构即位初年,起用韩世忠、岳飞等抗战派将领。他对于岳飞,是又爱又恨、又敬又防。他亲笔写给岳飞的信,数量惊人。《赐岳飞批札》是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赵构写给岳飞的亲笔信,字体为行楷,出自王羲之一派,气韵清和、自然流畅,显示出较为深厚的书法功力。后署有“付岳飞”三个字,上钤印“御前之宝”,下有高宗御押二印。再如,赵构楷书《徽宗文集序》,以楷书为主,略具行书笔意,因此显得收放自如、雍容雅致。

宋高宗以及他委任的手下,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平协、刘炎、黄冕、魏茂实、任原辈等人,对搜求到的古画在装裱、题跋方面按新的定式办理,并做过一些并不高明的整理,如将以前的题识全部拆去,对于古画破碎者,依原样对本临摹,还依原本做旧,甚至对于古画上有赵佶题名的,也并行拆下不用。在笔者看来,其实并非负责这一工作的鉴定者“人品”与“目力”有问题,而是有所忌讳(主要应该是高宗的禁忌)。拆下后这些题跋就被抛弃了,这在后人看来,当然是既可惜又可恨。

另外,负责誊画的是当时的女画师刘位(前述南宋周密《齐东野语》中称其为刘娘子)和马兴祖。对于马兴祖,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记载:“马兴祖,河中人,贲之后,绍兴间待诏。工花鸟杂画,高宗每获名踪卷轴,多令辨验。”这些记载使我们对宋代收藏品的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视角。米芾长子米友仁在南宋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人称“小米”,晚年备受高宗赏识,也奉命鉴定过内府藏品,其眼力虽高,但“往往有一时附会迎合上意者”而不免有失公允。高宗时期重新装裱的书画作品,所钤印有“内府书印”“希世藏”“睿思东阁”“机瑕清赏”“绍兴”等。

南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在秘书监杨王休的主持下,当时的秘书省编有《宋中兴馆阁储藏》。由此我们可知,到了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中兴馆阁收藏的名画多至1100余件,为北宋盛期内府收藏的1/6强,可见周密所谓“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乃文人艺术夸张之辞。此书参照《宣和画谱》的方式,分门编画,分为:道佛象、古贤、鬼神、人物、杂画、山水、窠石、花竹、翎毛、畜兽和虫鱼。但此书只记录画作的名称、作者和件数,这作为绘画著录当然是不完善的。

《思陵书画记》是南宋高宗时期的重要画史著作,高宗的庙号为思陵,故名。此书原有详细的书画著录部分,但遗憾的是今天仅遗存其中关于装褫格式的内容。幸亏宋人周密对它做了考订,方得以流传。

经过宫廷收藏的宋代及以前的艺术图像作品数量众多,因此,《宣和画谱》《宋中兴馆阁储藏》《思陵书画记》的出现,可谓以文促艺,以文促藏,这对于了解宋代官方收藏的特征与流变, 以及对于鉴别与研究宋代绘画类图像的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