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40多年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每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大都涉及“三农”问题。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连续发布两个一号文件,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这一战略作出了具体部署。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显然,无论新农村建设还是乡村振兴战略,要行之有效、有的放矢,必须首先弄清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

从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我国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难以缩小,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第二、第三产业。1952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49%,其从业人员占比为83.54%,二者之比为0.60;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5.04%,二者之比为0.29。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日益扩大。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是农地经营规模异常狭小。我国农村现有耕地20亿亩,有2.3亿农户,户均8.6亩,属于世界上超小土地经营规模的国家。要使农民务农的收入达到进城务工收入的水平,农民户均土地规模至少要达到50亩以上。

造成我国农村户均土地超小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达到60.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4.38%,也就是说大约2.3亿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方面,并不能享受与城镇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由此造成数以千万计的流动和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不仅如此,在8.48亿城镇常住人口中,有近3亿人口是居住在2万个建制镇中的镇民。因此,仅按城市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要远远低于城镇化率。这种半城市化和低水平城镇化状态使进城务工农民不能完全隔断与土地的联系,而要使全国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100亩的适度规模,除了现有的3亿农民工,必须使上亿的农户在完成非农就业转变的同时,完成由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

正因为如此,离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离开农民工的市民化,离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离开城乡融合发展,就农业论基础、就农村谈振兴、就农民讲致富,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

只有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允许农村大量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与国有城市建设用地同等入市,才能一方面通过增加大城市住宅用地的有效供给而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住房门槛,另一方面在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同时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从而最终走出“三农”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