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费孝通先生80岁生日这一天，曾有人问他一生中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费老脱口而出，“志在富民”。作为蜚声中外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不仅在学术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他志在富民、皓首不移的志向更是让人钦佩。“行行重行行”，他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为乡村致富、小城镇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费老多次探访大山腹地的贵州，为当地民族工作和区域经济发展多方奔走、出谋划策，在贵州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为民族识别工作两次入黔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向全国各民族地区分西北、中南、西南三路派遣访问团。时年41岁的费孝通参加了访问团，并作为西南访问团第三分团的团长赴贵州进行民族访问。这是费孝通首次踏入黔中大地。

访问团第三分团共50余人，于1950年7月2日从北京出发，8月14日到达贵阳（期间先到重庆进行了工作交流），1951年3月2日离黔返京，访问工作持续了六个半月之久，先后访问了贵州五个专区21个县。整个工作团队在之后的几年时间内陆续完成了数十本贵州民族方面的著作，为促进当地民族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贵州的民族问题突出，各民族之间缺乏了解和理解，加之新中国成立前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导致民族间出现了信任危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急迫需要把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深入地宣传到兄弟民族的人民大众中去，这就是此次中央访问团的一项基本任务。

1950年8月中旬，费孝通率领的访问团抵达贵阳后，先于17日参加了贵州省政府举办的座谈会，后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开始访问工作。当年的贵州，交通不便、贫穷落后，访问团常常需要翻山越岭，一走便是一整天，随行的马匹驮着米面和布匹。每到一地，费孝通都首先召集当地干部和有声望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开座谈会，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阐释清楚，转达毛泽东同志对各少数民族的关心。这一举措，极大地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使大家备受鼓舞。

在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群众中传达感情和思想，少不了借助他们熟悉的文艺形式。访问团的文艺组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费孝通曾撰文回忆，在贵州镇远、龙里等地区表演时，工作队的队员和少数民族同胞共同在舞台上跳舞唱歌，总能赢得台下雷鸣般的掌声。苗家、仲家（布依族旧称）、水家……跟汉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完全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到贵州之前，访问团的团员对当地的情况可以说知之甚少。贵州有哪些民族？各自的风俗习惯是怎样的？都居住在哪些区域？……对这些基本问题，访问团亦不能准确作答。因此，访问团除了宣传民族平等的政策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拜访各地的少数民族，对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等进行调查研究。于费孝通个人而言，这是他自广西大瑶山调查后再一次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机会。

据访问团团员彭清一回忆，费孝通白天搞调查研究，做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工作，晚上则挑灯夜战，整理搜集的资料，撰写调研报告，经常忙到深夜。1951年2月，访问工作即将结束，费孝通在贵州省政府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其内容涵盖了贵州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民族关系的分析和民族发展问题等方面。之后在此基础上，费孝通又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调研报告《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调研报告全面阐述了贵州少数民族的显著特点、历史渊源、社会性质、经济基础等方面的情况，对贵州当时开展的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工作给予了肯定，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比如，针对社会改革的问题，费孝通认为，在贵州各个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少数民族实行相同的社会改革是不妥当的，在实行当中应该允许例外，等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贵州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均在摸索中前进。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民族工作的开展尤为困难。贵州省委省政府对访问团及费孝通的意见高度重视，在访问团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凯里区于1951年1月25日召开以苗族为主的各民族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贵州省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炉山县凯里区苗族自治政府，为贵州其他地区开展区域自治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范本，极大促进了贵州全省民族工作的进展。

除了直接指导贵州民族工作的开展之外，访问团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即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此，费孝通的建议是，培养干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开办训练班和民族学院，一种是在工作岗位上培养，尤其是在农协中提拔有成绩的干部参加政府工作。

1955年，为进一步开展对贵州穿青人的识别工作，3月下旬，费孝通参与的识别调查工作组抵达贵阳。费孝通也在阔别四年之后，又一次来到了贵州。为便于工作，避免疑虑，识别调查工作组对外称“贵州省山区生产改造研究工作队”，由费孝通任队长，先在毕节开展工作，而后根据情况，再开展安顺等地区的工作。

民族调查工作总共持续了五个月，工作组于3月25日在贵阳开会后陆续下到各个专区、乡、村，一直到8月4日才返回贵阳。其间，他们以毕节区织金、纳雍的穿青人为主要识别对象，走访了以那架、八步、桂果、牛场、猫场、马场乡等较为偏远的山村，以及清镇县沙鹅乡等地，主要内容为调查家谱、参研县志，以及对穿青老人开展访谈、研究穿青方言“老辈子话”等，以期总结穿青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演变过程。调查结束后，工作组于８月24日在贵阳开大会报告了《贵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调查报告》。同时还完成了《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的民族集团初步调查资料汇综》的报告。

费孝通在民族访问和民族识别过程中，和贵州的少数民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贵州各地工作的同志们也结下了亲密的感情。费老对贵州的发展一直十分惦念，后又因为威宁苗族的和谐和安顿问题专程给当时的贵州省副省长写信，提出建议，促进了毕节地区乃至贵州全省民族问题的大清查和民族关系的大发展。

身体力行推动智力支边

1978年12月底，刚参加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活动的费孝通，抽空来到贵州进行短暂的走访。费孝通此行是受民盟中央委托，到贵州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主要了解贵州盟员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如何贡献力量，以及盟员对民盟的意见和要求。

关于此行，笔者找到一份民盟贵州省委召开座谈会的会议通知和手写的会议记录。费孝通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我今天到贵州来，是来看望老朋友的，这个座谈会属于家访性质。我们现在出力出汗，是为了子孙后代。以我们自己来说，至多能再干十年吧。也许还能活得更久一些，但再过十年，还想工作，身体条件怕也不行了。所以这十年的光阴如何花，是要好好思虑，要好好利用的，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领导要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除了亲自到群众中去，还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把群众的意见经常反映上来。民主党派是一条渠道，大家要讲话。我国还有很多地方非常苦、非常穷，要急速改造和发展，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都要向前看……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贵州的盟员对未来仍感迷茫，工作畏手畏脚。费孝通来黔召开座谈会，不仅给大家吃了定心丸，鼓舞了士气，更为下一步贵州民盟组织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为适应国家扶贫开发的需要，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82年提出由民主党派开展“智力支边”实践活动。1983年春节，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召开了民主党派“智力支边”挂钩会议，请各民主党派成员帮助边区省份开发智力资源。会上，来自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同志提出，希望民盟的专家学者赴黔讲学，他还特别提到了邀请费孝通先生参加。费老欣然应允。

1983年7月6日，费孝通作为民盟组织“智力支边”第一批来黔讲学的同志，又一次踏上了贵州这片热土。在贵阳的六天中，费孝通就“民族识别”和“智力资源开发”问题作了两次学术报告；并于7月10日参加了民盟贵州省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就“民主党派智力支边”作发言；7月11日，就“开发智力资源”作了专题报告，共有1300多名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费孝通说，贵州有人才，有智力资源，问题是还没有很好地发掘出来，开发智力资源是当务之急。面对贵州人才“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情况，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不要计较过去的荣辱得失，要向前看，要心里有国家，心里有人民，心里有四化；不仅要不断积累知识，而且要更新知识，传授知识，代代相传，不断扩大文化知识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的贵州闭塞而落后，费孝通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作为蜚声中外、德高望重的学者，到贵州开展智力支边工作，对贵州而言深受鼓舞、意义重大。在之后数十年的发展中，各民主党派联手以“智力支边”为主，为当地诸多偏远地区的脱贫致富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

始终牵挂的毕节心事

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因为民族访问、识别工作两次赴毕，当年毕节应该算是赤贫之地。费孝通在文章中做了这样的记录：

穷到什么程度呢？没有吃的，我们带着米进村，分给村民吃；也没有穿的，访问团慰问演出、放电影，从山上下来看电影的人，不少妇女都没有衣服穿，我们访问团赶快用布给他们做衣服。耳闻目睹这种缺吃少穿的贫困情况，我心中很难过。从那时起，毕节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快点发展起来，一直是我的一桩心事。

1995年，费孝通终于实现了重访毕节的愿望。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的委托，应毕节地委行署的盛情邀请，已85岁高龄的费孝通不顾车马劳顿，千里迢迢赶赴毕节。

6月10日，费孝通特意到毕节市观音桥办事处塘坊村走访了农户，还到了苗族农户的家里了解吃穿用住和教育务工的情况；6月11日，费孝通听取毕节地委行署的工作汇报。调研期间，费老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他却仍然觉得“时间太短，不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毕节有所发展，他十分欣慰；而听到毕节依旧“三不通”（不通铁路、不通水路、不通航空）、仍有200万贫困人口时，他眉头紧锁，十分忧心。在毕节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费孝通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交通发展，二是农业发展，三是民族团结。

返回北京后，费孝通第一时间就促进毕节发展的相关事宜分别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和铁道部。在给江泽民同志的信中，费孝通建议：“修建隆黄铁路，势在必行，它是西南地区开发建设的重要一环，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干线工程，有利于沿线资源的开发。”在信的结尾处，他情深且焦灼地说：“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届时脱贫问题日益紧迫，这次访黔，加强了我的这一感觉。每想及此，寝食难安。”在给铁道部的信中，费孝通直言，毕节地区的交通状况和40年比，前差别并不显著，隆黄铁路沿线资源极其丰富，该条铁路的建设有利于加快这一地区资源开发的步伐，是振兴地方经济、确保当地广大少数民族同胞脱贫致富的关键。年内，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带修建隆黄铁路的建议》等，受到高度重视。

访毕结束后不久，费孝通写下了让毕节人、贵州人永远铭记的《毕节行》。文章的结尾，他情真意切地写道：

我曾经说过自己有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人民彻底告别贫困的话。希望犹在，这次毕节之行，却更增加了紧迫感。我一生志在富民，努力不懈，垂暮之年，更要奋力。然毕竟八十有五，腿脚渐趋乏力，真希望通达毕节的火车早日开通，也好免我汽车颠簸之累，能乘火车再访毕节，再为毕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当地同胞脱贫尽我一臂之力。

乘火车再访毕节的愿望，费老终究没能实现。但是，他对毕节的牵挂、希望毕节富起来的愿望、为毕节百姓脱贫致富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却被毕节人、贵州人永远地记在了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