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闻一多，我们赞颂他“拍案而起，怒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枪”，我们背诵他在云大至公堂发表的《最后一次讲演》，我们崇敬他的圣徒精神，为民盟保存了血性，“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他血染的风采”……对于闻一多，我们常常从政治着眼，但其实闻一多首先是位学者，而且是位卓越的学者。正是因为闻一多是位卓越的学者，他的“反专制，争民主”的呼声才犹如醒狮之吼，响彻神州。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学者闻一多”。

闻一多也经历了一个从“学子”到“学者”的过程。20世纪初的中国，风云际会，出身湖北望族的闻一多考上了清华，毕业后即赴美游学，在科罗拉多大学研究外国文学，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研究美术。学成后，作为海归派的闻一多先后任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在北京以及后来的北平期间，他提倡新诗，为“新月派”一员，与徐志摩等过从甚密。闻一多从外文系转到中文系，缘于他的中国文学功底扎实，当时被誉为“转业模范”。抗战爆发后，闻一多随校南迁，先在长沙，后又步行到昆明，此后一直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闻一多的“诗人时代”很短暂，在发表《死水》《红烛》《奇迹》等作品后，一直从事中国古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涉及易经、诗经、楚辞、庄子、乐府、唐诗以及中国古神话传说、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等领域。我们倘翻翻《闻一多全集》，学术方面的文章比重极大，而政治方面的文章退而次之，“学者闻一多”并非妄言。

闻一多的“博”自不必说，闻一多还颇有“新见”。笔者读大学时，读闻一多的文章，有一种“山阴道中，应接不暇”的感觉，每每被闻一多的“新见”所吸引、震撼。尽管有时不一定赞成他的观点，但闻一多的论证过程，却令人“脑洞大开”，遐想联翩。如《伏羲考》《龙凤》《姜嫄履大人迹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说鱼》《七十二》《端午考》……这些文章都可一读再读，每每出人意料。闻一多说，“伏羲”是葫芦；“龙凤”两个图腾源于夏民族的“蛇”图腾与商民族的“鸟”图腾的衍变；姜嫄的处女生殖乃原始社会无婚姻状态的产物：高唐神女原型就是“望夫石”；“七十二”是九的倍数，而九者，尊也，“三十六”也是九的倍数，“七十二”加“三十六”就是一百零八；端午祭屈原，是后来附会的；等等。

郭沫若认为闻一多的治学有两大特点，说他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的考据方法，再益之以近代人科学的绵密。甚确。闻一多幼承庭训，此为贯“中”；年轻时负笈出洋，吃了洋面包，喝了洋墨水，此为通“外”。贯中通外，文明互鉴，再加上从长沙到昆明的徒步，搞田野作业，能不孕此“宁馨儿”乎？

举两个闻一多说《诗经》的例子。《诗经•周南》有《苤苢》诗：“采采苤苢，薄言采之”，前人指“苤苢”为车前子草，据说有“宜子”的功能，但未道其详，闻一多寻根刨底，以音韵学论证：“苤苢古当读胚胎”，所以“采采苤苢”就是“一种洁白的，闪着灵光母性的欲望”。

《诗经•邶风》有《新台》诗，讽刺了卫宣公霸占儿媳的乱伦行为。诗末章：“鱼网之设，鸿则罹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前人都把“鸿”释为“鸿鹄”，但不通，渔网怎么逮得到鸟呢？闻一多又从音韵学入手，说古人称蛤蟆或蟾蜍叫“苦蠪”，反切为“鸿”，于是“鸿”就指蛤蟆或蟾蜍。这样《新台》末章就读通了，“张网捕鱼逮了个空，逮了个蛤蟆在网中，原想嫁个俊俏汉，谁知来了个驼背的丑老公！”

有趣吗？

闻一多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给自己立了三项课题：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

一段时间，闻一多的确患上了“考据癖”，热衷于“从故纸堆中讨生活”。闻一多借居蒙自哥禄士洋行时，南湖近在咫尺，可他从不下楼窥园，以致同人戏称该楼为“何妨一下楼”。专注学问如此痴迷，令人叹为观止。闻一多的学问，戛戛独造，语不惊人死不休，与正统学者意趣迥异，遂被攻击为“可怪之论”，追随闻一多的学子也被指为“闻一多派”。

或问闻一多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不是“复古派”，会不会属有形的辫子剪掉了，无形的辫子还留在心里的“文化保守主义”？答案是：不！

抗战后期，闻一多目睹国内政治腐化，贪污遍地，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感慨系之。民国三十二年（1943）闻一多听一从军的侄儿讲述军队中的黑暗龌龊，深思七日后，告别故纸堆开始关心政治。闻一多的学术文章本身就有批判性，属“可怪之论”，而自此批判性更强。在1943年5月3日联大召开的历史座谈会上，闻一多接着张奚若发言，称“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而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我的下怀。你们现在好像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命的系——中文系，但是我要与你们里应外合”。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从小读中国书，但是我越读中国书越感到要不得，我读中国书，是要戳破它的疮疤，揭穿它的黑暗，而不是去捧它”。

闻一多还谈到五四运动：“青年人幼稚，重感情，但幼稚并不可耻，尤其在一个启蒙的时代，幼稚和感情就会变为力量。矫枉过正才凶猛。当时要打倒孔家店，现在更要打倒。为什么要打倒，你们可以请教我，我念过几十年的书，知道孔子的要不得！”闻一多的确是五四运动的衣钵传人。郭沫若说闻一多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完成“思想革命”，“虽然他在古代文献中游泳，但不是鱼而是鱼雷在游泳。他是为批判历史而去研究历史”。闻一多致臧克家信云，“我比任何人还恨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言为心声，这算不算闻一多的一次“夫子自道”？

闻一多晚年特别颂扬屈原，称屈原为“人民诗人”，十足彰显了他治学的价值观。《人民诗人——屈原》中写道：“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人民的。杜甫真心真意为人民，但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然没有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等于领导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复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我向来以为，对学者闻一多的研究，要花大力气。正因为闻一多是学者，而且是著名的学者，他的遇刺尤其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驻昆领事报告说：“闻被暗杀，局势完全改观，因为闻受到知识界的高度敬仰。”这无疑开辟了中国“反专制，争民主”的第二战场。甚至有评价称：“闻之死，对国民党的影响，不亚于金圆券的发行和崩溃。”

从“学者闻一多”到“民主斗士闻一多”，跨度似乎很大，怎么理解？我的看法，闻先生当为性情中人，他一生的跨度从来就很大：他曾经是国家社会党党员，后来加入民盟，还准备加入共产党；搞新诗，结社《新月》，也跟左翼文艺有隙，后来却欣赏田间、艾青；做学问，当在“故纸堆上讨生活”的“何妨一下楼”楼主，而一下楼就变成了慷慨热血的民主斗士，再也回不来了……大概这一切都源于他的性情，而性情又自觉地跟随时势，“与时俱进”。

再进一步，闻一多的性情实出于他的良知。我见过他的一帧书法：“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人之于禽兽，确实不能同日而语。闻一多是“斯人之徒”，守着人的良知；闻一多是士，更遵守了“士”的良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今日我们纪念闻一多，不能只纪念其皮相，更要纪念其灵魂，闻一多道德学问皆臻一流，学闻一多的道德（政治），学闻一多的学问（文章），如是，民盟的旗帜才更显光辉夺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