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千年古都，历经辽金元明清和民国前期六朝的营建，成为中国古代都城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后期最为重要的一座古城。如今的北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留存的古代都城遗迹已与现代城市建筑和谐共存，呈现出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面貌。在这些灿若星辰的历史遗存中有一处尤其令人感到别有风韵，这就是北京城东南角楼。

其实东南角楼只是简称，它完整的称呼应该是东南城垣转角楼或城角箭楼。顾名思义，角楼的名称是由于建在城墙拐角处而产生的。正因其建于城墙四角，所以为了适应拐角位置的转折，角楼往往都建成曲尺形的平面外观。如从空中向下俯视，角楼刚好像一把曲尺连接着两个垂直方向的城墙。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说：“城之四角为屏以障城，高于城二丈，盖城角隐僻。”简而言之，角楼就是城墙角上作为屏障的垛墙。早在周朝时，宫墙和城墙就已有角楼的设置。《三国志》中也记载：“谓审配于邺城东南角楼上望见太祖兵。”晋、魏、齐、隋时期的敦煌壁画中，在庭院围墙的四角和城墙的四角也均能见到角楼的踪影。

角楼本是中国古代城市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提起北京的角楼，人们或许最先会想到故宫角楼。的确，故宫四座角楼堪称古代建筑和艺术的杰作，历来为人称道，更成为无数摄影爱好者钟情的取景地点和故宫建筑之美的典型代表，其建筑艺术远胜军事防御功能。而真正能体现城市防御的角楼，当属北京明清古城角楼，原本共有四座，而今东南角楼成了京城唯一幸存的内城防御性建筑，它重檐歇山式顶辅以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加之方正坚固的砖楼，高大威严，远远望去，宛若一座巨大的山峰和堡垒，在岁月烽烟中恪尽职守，护卫古城的安全。

东南角楼始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两年后完工。《明英宗实录》载：“四年四月丙午，修造京师门楼、城壕、桥闸完。……城四隅立角楼。”角楼建于北京内城东城墙和南城墙的接合处，并突出于城墙外垣的方形城台之上。角楼的造型很别致，相当于把两座城门箭楼垂直连接在一起，或者也可以理解成将一座大号的城门箭楼从中折角而立变为两座相交的箭楼。这也是它称作城角箭楼的重要原因。在古代战争尤其是攻城战中，除了城门城墙之外，城角最容易受到敌方的火力攻击，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注重角楼的营建。它是在原本的城角处向外延伸加固，筑成一个曲尺形的城台与砖楼，集中对抗城外相邻两面敌军的进攻。我记得小时候常听人说某人“脸皮真比城墙拐弯还厚”。其时尚不解其意，等到长大以后，特别是登上角楼时才恍然发现其中的玄机。城角拐弯处果真比一般城墙要厚，它担负了更为艰巨的城防功能。民间俚语所言不虚！当人站在角楼之下抬眼望去，高高在上的角楼会令所有人都显得愈加渺小，也难怪晚清瑞典学者喜仁龙惊呼其为“巨堡”。

角楼之美正在于其庞大雄浑，特别是楼体外侧四层共计144个箭窗齐整排列，气势非凡。角楼上端的重檐将四排箭窗一分为二，两檐之间独占一排，下檐之下三排横列，极富匠心，整体视之似有千军万马百万雄兵隐于窗内，既能拒敌于数里之外，亦能令来犯之敌畏葸不前。角楼在建筑上最具艺术性的体现当属屋顶相交处的设计。东南两座楼体的正脊相交处突起一宝顶，在宝顶东南两侧各有一小歇山，它是两个歇山顶山花板的十字相交，如此便打破了屋顶的单调，如点睛之笔增添了视觉效果，无论从正东还是正南观看，角楼都似一座规整的城门箭楼；而站在折角处观看，又当真形如一座方正厚重的巨堡。

然而，如此壮阔宏伟的角楼，却有许多人对其名称存在误区，呼之曰东便门，实为大谬。昔日北京旧城的城墙及城门几乎消亡殆尽，代之而起的是如今的二环路及各立交桥。角楼东侧的东便门立交桥和西侧不远处的东便门公交站都容易对人们造成误导，以为旁边这座高峻劲挺的古建筑即为历史上的东便门。古代城门处应为咽喉要道和交通枢纽，因而城门不存后会以立交桥体现其重要的通达作用。可是角楼本是一座没有门的楼，如何能称之为“门”呢？这一张冠李戴的误解延续至今还没能完全澄清。历史上真正的东便门本居于东南角楼东北方，是北京外城北垣东段上的城门，规模体量较小，故称便门。明代中叶为抵御瓦剌南侵，北京城增建外城，原本计划与内城里外嵌套形成“回字形”格局，但终因财力不济，最后先行开工的南城垣在修建未成的情况下即草草北折与内城合拢，在内城东、西向包筑于东南角楼和西南角楼北侧，最终成为“凸字形”格局。外城共辟永定门等五门，在东、西两小段北垣上辟两座更小的便门。所以东便门和西便门是明清北京古城墙上形制最小的两座城门，与高大的角楼不能混为一谈。

东便门虽小，但在北京古城的水系发展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便门城门外有一座横跨通惠河的三孔石桥，名为大通桥。此桥是明代漕粮运输的起止点，桥北通惠河北岸即为当年的漕运码头，是一处水运交通枢纽。同时，大通桥还是一座桥闸，桥墩侧壁有垂立的石槽可调控水流以利行舟，名大通闸，俗称“头闸”。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大通河，在府城东南。《元史》：‘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言水利，欲导昌平白浮村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引一亩泉、玉泉诸水，经八泊，至西水门入都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共一百六十四里有奇。每十里置一闸，以时蓄。从之。二十九年，开大通河。明年成，亦曰通惠河。自是都民免陆之劳，公私称便。’”通惠河在历史上曾一度称大通河，桥河同名、桥闸一体。元代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为确保漕船可逆流而上进入大都城，自通州东南至西山瓮山泊修建24座桥闸，大都繁盛皆赖此河。明代通惠河部分河道湮塞，加之扩建北京外城，漕船不再驶入城内，于是漕运终点由元时积水潭改为东便门外新建的大通闸。遥想当年驻守在角楼内的兵士，透过密密麻麻的箭窗向外瞭望，除了城墙脚下潺潺的护城河水便是不远处大通桥畔舟楫林立、舳舻蔽水的繁华景象。守关人的孤寂或许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远眺商旅如云的繁忙码头得以纾解。至今东南角楼内的展厅里还陈列着附近出土的若干铁锚，明白无误地证明昔日的水运盛景。漕粮运输在此由水路改为陆路，先运抵崇文门税关办税，再分运至禄米仓、北新仓、南新仓、海运仓等粮仓贮藏，京城东富西贵的格局便和大通桥畔的漕运码头一脉相连，这一切似乎都被东南角楼这一庞然大物尽收眼底。

角楼之外水网密布，角楼内烟波万顷。在东南角楼城墙内侧曾有一大片水面，称泡子河，它本是元代通惠河的一段故道，明代扩建城墙后被圈入城内，由于这里是内城较低洼的地方，沿河有多个水洼，北方人称之为“泡子”，泡子河之名由是而来。《燕都游览志》记载泡子河“前有长溪，后有广淀，高堞环其东，天台峙其北，两岸多高槐垂柳，空水澄清，林木明秀”。《帝京景物略》也描写泡子河“水曲通，林交加，夏秋之际，尘亦罕至”。这里确是一处蒲苇环岸、垂柳浮波的胜景。明人陆启宏更是留下“双阙晴分影，千楼夕起烟。因河名泡子，悟得海无边”的动人诗句。泡子河因景致静美，吸引了诸多文人学士和达官显贵在此修建宅邸林园，更不乏吕公堂、慈云寺一类庙宇道观散布其间，令泡子河畔增加了不少人间烟火气。由此看来，城墙之外货声扰攘，城墙之内河清寥廓，巍巍角楼仿似兀立于一片水网中的孤岛，又如远近行船的灯塔。角楼的沧桑好像总与水有说不尽的因果。

当历史的尘烟渐次消散，角楼及其周边环境也经历着不停变迁。近代开始，城墙下铺设了铁轨，蒸汽火车伴着青乌的浓烟从角楼下呼啸而过；护城河河道被填平，变成了崇文门东大街；泡子河最终被填埋，改建成北京火车站；东便门和大通桥先后被拆除，昔日的漕运码头已消逝无踪。然而有些名字又被历史留存铸刻下来——崇文门东后河沿、泡子河东巷、大通滨河公园依然在今天诉说着角楼与涓涓水流涂抹不掉的丝丝情缘。现代都市摩天楼群的掩映之下，东南角楼似乎已不再是深沟高垒的巨厦，反而多了几分岁月点缀的浪漫逸韵和柔美。不知现今多少人在目睹近600年历史的角楼时会想起塞林格小说《献给爱斯美的故事》里那句温情无比的谜语：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在拐角处相见。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