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如果说科技创新是建设科技强国的排头兵，科学普及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科学普及可以夯实全民的科学基础，而科学素质作为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软实力，也是决定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就如何做好新时代科学普及工作这一话题，从科研人员如何参与科普工作、媒体科普能力提升、科技场馆建设、科普人才培养等角度展开探讨。现将来稿刊载如下。


探索科研人员参与科学普及之路

张志博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科技三会”上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强调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在新时代国家建设发展全局中，科学普及被摆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而科研人员在科普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也更为突出。

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的意义

科研人员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际操作者，是最接近科学的群体，亦是最具备科学精神与责任的群体。他们提供的极具价值的科研成果，是科学普及的重要内容。由科研人员参与传播工作，对提高科学普及的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哺科学研究。科研人员研究的科学领域若不能获得社会关注、为公众所知，无论是对于科研项目的推进，还是在增加科学与公众的互动性、构建社会共识方面都毫无益处。因此，要让那些尚未获得显著可见性但仍有重要意义的科研成果被公众看见、理解，科研人员无疑是最好的传播者。

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普工作伴随着同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发展历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科学技术普及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21—2035年）》《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等相继出台，我国科普事业迈入快速发展期，科普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群众的科普理念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此期间，科学家致力于科普教育事业发展，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科普作品，如华罗庚的《统筹方法》、吴文俊的《力学在几何中的一些应用》、关定华与张仁和的《奇妙的声音世界》等。被评为中国好书之一的《十万个为什么》，更是凝结着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辛勤汗水和对科普事业的挚爱。

然而，我国科研评价机制还不完善，对于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尚没有广泛认可的量化评价标准，因而难以调动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逐渐形成了“科研人员的科学”与“公众理解的科学”之间的鸿沟，导致科学研究成果和在科学研究中形成的科学价值观、思维方式，较少进入“公众理解的科学”中。目前国内的主力科普人员大多数是科研机构或高校的行政干部，且身兼多职，专业的科研人员相对偏少。媒体报道呈现出来的科学形象与科学本质上的形象存在着错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众对科学的误解。

此外，尽管国家对科研经费投入很大，但科普经费的投入还远远不够。目前虽有大量的科研工作者积极投身科普活动，将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帮助公众提高科学素质视为己任，但由于申请科普经费非常困难，因此他们的科普活动仍属于尽义务、做志愿性质。

国际上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由来已久。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曾经说过，只有科研人员才是科普工作的绝佳人选。发达国家在政策层面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为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如在国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设立科普资助机制；利用科技社团、科研机构建立提升科研人员科普技能的培训机制，帮助科研人员参与科普活动等。这些做法我们也可适当借鉴。

科研人员如何更好地参与科普工作

提高对科普工作的认识

首先，要认清科普工作对于推动科学进步的意义。当今社会信息爆炸，人们面对庞大的信息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在巨量的信息中科学只是一部分，科学内容如果不去占领大众的信息需求空间，这些空间就会被披着科学外衣的非科学甚至是伪科学迅速填充。面对这样的挑战，科普工作对于科学进步而言将不再是副产品或是陪衬，它将担负起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角色。因此，新时代做好科普工作显得更为重要。

其次，科研人员应当从自身的社会责任出发，认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一方面，作为科学工作的直接参与者，科研人员对于科学的深入理解以及第一视角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内容的策划与把握，科研人员有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因此，科研人员应该认识到科普工作是其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最后，科研人员还要认清科研与科普的区别。科普工作的受众人员构成广泛、复杂，但共同的特点是绝大多数为非专业人士。这就要求科研人员在科普过程中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概念表述，使用接近人们日常生活的表达方式，将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转化为较为容易理解的说法。此外，科普受众的广泛性要求科普作品针对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针对小学生与高中生的科普作品，就要考虑到这两个年龄阶段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特点，对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切入点做相应的设计。

增强从事科普工作的能力

第一，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应积极提升自己发掘本专业领域科普信息的能力。科研人员长期专注于一线研究，对本领域的科学动态、基础知识、生产生活相关性等方面，有较为系统和专业的了解。因此，对于什么内容适合进行科普、科普到什么程度、与社会热点有什么关联等方面的把握，科研人员有重要的发言权。这种对于科普内容的发掘与提炼的能力需要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进行有意识地培养。例如，在科研工作中应有意识地关注有趣的科学现象、与人们生活较为密切的科学成果甚至是可以让人顿悟的科学感想等，并及时记录，以便启发科普灵感或是作为科普素材。

此外，科研人员在保证深入钻研能力的同时，也应保持较为宽广的科学视野，既能对本领域的相关知识有较为宽泛的了解，又能对跨领域的科学知识有一定认识。同时，科研人员也应加强与非专业人士沟通交流，主动获取大众对本专业领域的知识需求，帮助找准科普切入点。科研人员作为科学专业领域与普罗大众之间的信息“摆渡人”，在这两个知识维度里都进行有意识的准备与探索，久而久之才能形成较为敏锐的科普嗅觉，积累较为丰富的科普素材。

第二，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应增强与信息传播专业人士的合作能力。所谓“科学普及”即“科学+普及”。术业有专攻，“科学”的事交给科研人员，“普及”的事则要与信息传播人士进行充分合作。一方面，可以与相关人士就科普选题、表达方式、实验设计等方面进行沟通合作，确保内容和表达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另一方面，媒体人士对社会热点有较高的敏感度，能够及时抓住大众的关注点，并且掌握最新的传播方式，科研人员要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将热点与科普内容有机结合，提高科学传播效果。

第三，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应提高自身的信息传播与内容表达能力。

首先，在科普作品的创作中，科研人员常常扮演 “翻译”的角色，将某些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逻辑复杂的科学原理，“翻译”成深入浅出的科普语言、易于理解更加具象的生活场景。这就需要科研人员具备对本专业知识精准理解又对大众的接受习惯合理掌握的能力。

其次，如果科研人员能够参与到科普作品的展示中，将直接提高科学传播的效率。内容的提供者和信息的传播者合二为一，可以进一步确保其表达的准确程度，但这也对科研人员的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研人员应该寻求适合自己风格又能够调动听众兴趣的展示方式，尝试在公众表达、互动沟通、语言技巧等方面有意识地进行训练和锻炼。

中共二十大报告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中明确指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科技自立自强是新时代赋予科研人员的新使命，随着科学和技术成果对公众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广泛，公众对获取科学技术知识的需求日益旺盛，从事科普事业成为科研人员的职责所在。科研人员在开展科研的同时要加快提升科普能力，进而推动科研与科普“两翼齐飞”，实现公民科学素质的全面提升，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夯实基础。


做大做强传播矩阵 助力国家科普能力建设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从“抓科普就是抓创新，抓创新必须抓科普”的高度来认识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临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我们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把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作为推动“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任务，助力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齐飞”。

国家科普能力包括科普创作能力、科技传播渠道、科学教育体系、科普工作社会组织网络、科普人才队伍以及政府科普工作宏观管理等方面，它是国家向公众提供科普产品和服务的综合实力的体现。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科普工作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科普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已经成为推动科普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作为科学普及的渠道和平台以及国家科普能力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体，更需要做大做强传播矩阵，以更加高质量的科普内容供给助力国家科普能力建设。

一般而言，媒体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当然这是对于已经完成正规教育的公众而言的，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以及媒体平台化和平台媒体化的趋势日益加深，媒体的泛在性、全时性进一步助推了“万物皆媒”，媒体不再单纯地是科普的一个中介和一种渠道，而是成为科普内容生产主体之一，是科普生态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了“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论断。在他看来，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而在社交媒体时代，各种各样的媒介形式则使其更进一步延伸。据2023年3月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31亿。可以认为，平台型媒体已经成为扩散和传播信息的主力。

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改进、媒介平台自身独立性的增强，科普工作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媒体力量的牵制，甚至会影响到科普的进程和效果。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变革了传统的科普方式，双向交互的传播模式成为主导。科技与传播的深入融合，使传播渠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仅提升了传播的效率，也满足了公众随时获取信息的需求。社交媒体在迎合大众时间颗粒化的需求、满足人们随时随地互动的需要、展现新媒体技术表现手法多样化、选择富有个性又通俗易懂且表现力强的内容等方面都给新时代的科普工作带来了机遇，也推动科学普及工作驶入了快车道。

一方面，平台化媒体加入科普赛道，大力支持科普创作者生产高质量的科普内容。例如视频网站哔哩哔哩2021年启动的“知识光年•青少年科普计划”，共计邀请800多家科研单位、近万个高校和院系官方账号入驻，拥有包括汪品先、刘家麒、褚君浩三位中科院院士等在内的3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资源，普及知识内容涵盖数理化、天文宇宙、生物、医学健康、环境生态和地球科学等众多领域；腾讯视频2019年上线知识频道，内容涉及冷知识、航空航天、天文宇宙、自然记录、化学实验、医学等领域，通过不同的主题与形式，以短视频为媒介，激发用户探索科学的热情。另一方面，以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也大力推动媒介融合，通过与科普中国合作开设科普频道，致力于供给和传播优质科学内容，为公众打造权威的科普平台，从而实现媒体平台化；同时各主流媒体也纷纷入驻平台型媒体，开设各种官方自媒体账号，实现科学内容的全覆盖。

从近两年出台的相关政策来看，媒介科普能力的提升以及在科普中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提出“科普信息化提升工程”，该工程明确“提升优质科普内容资源创作和传播能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建设即时、泛在、精准的信息化全媒体传播网络，服务数字社会建设”。此外，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类媒体要发挥传播渠道重要作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类媒体要加大科技宣传力度，主流媒体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增加科普内容。各类新兴媒体要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对科普作品等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审核”。

然而，通过媒体开展科普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年度词汇。根据官方定义，“后真相”的意思是指相比于客观事实，情绪和个人信念更能够影响舆论。也有学者总结说，后真相的特征是“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人们往往更容易被情绪所裹挟。网络时代，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以新的媒介形式获取信息，加上算法和推荐机制的加持，反复出现在受众面前的是那些他们乐于看到、曾经看到，甚至是算法认为他们希望看到的内容和信息，这就会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固化人们对某些情形的刻板印象，对于通过科普来培育公众的科学精神、养成科学思维来说是一种不利的因素。

在当前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不论是科普文章还是科普短视频都会在标题上大下功夫，这本也无可厚非，毕竟受众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如果从题目设计上能一下引发受众的兴趣，吸引其深入了解其中的科学知识，可以说是成功科普的第一步。但是在开展科普的过程中，要避免出现“有普无科”的极端。如果一个很好的标题吸引受众点开某篇文章或者某个视频，但是里面根本没有多少科学内容，那这种作品与哗众取宠的“标题党”无异，只能给科普工作带来消极影响。

同时，媒体从业者的科学素养亟待提升。在传统媒体时代，很多从事科学类报道的记者往往是传播学、新闻学等社科专业出身，而科学报道和科普文章的撰写需要有相当的科学专业知识储备。作为科普工作者，在向受众传播科学知识之前，首先需要对要传播的知识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同时要了解自己的目标对象，选择适合他们的传播形式和表达方式，使要传达的知识与目标对象顺利“对接”。如果仅仅把科普看作知识的传播和灌输，忽视了受众端的需求，就会事倍功半，很难收到预期效果。

科普是一门学问，做好科普工作需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和方法。首先，要从媒体的科普工作是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视角来看待科普工作，树立“大科普”格局，推动科普、科技、科创的有效融合，助力科研成果的科普转化和国家科普能力的提升。

其次，平台化媒体和媒体化平台要承担起开展科普的责任。平台要优化算法，加强科学内容的审核力度，提高对科学性的认识，加强对优质科普内容的扶持。在打造全媒体矩阵的基础上，媒体平台也需要加大科普内容的供给和传播，加强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衔接，将科普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传播实践之中，打造更多的科普精品。

最后，全媒体时代的科普要求媒体从业者更具科学素养，只有传播者先明白才能让接收者也明白。媒体从业者要与科研人员多交流，协助科研人员将“硬核”的科学内容转化为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提高科普的效果。可以通过一定的科普培训，补齐媒体行业科学知识的短板，同时科普工作者也必须掌握必要的科普方式和方法，提高科普能力，推动科普从“知识补课”向“价值引领”转变、从“有效”向“负责”转变，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


高水平打造参与式的未来科普场馆

宋娴 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副主任

过去20年中，科普场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截至2022年，我国已经拥有408座达标科技馆，另有115座在建，具备科普功能的其他类型场馆也越来越多。根据《现代科技馆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到2025年，每个地级市要建有1座科技馆，全国范围内培育5—10家卓越科技馆，新建农村中学科技馆不少于200座。

科普场馆建设数量的激增，背后是科学文化的繁荣。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公众对科学类公共文化产品的热情也水涨船高。科普场馆既是科学学习的重要空间，也是集中展示城市科创的重要窗口，已经成为了解一个城市创新文化的必往之所。因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中特别提出，要加快高水平专业化的科普场馆建设。

然而，与公众越来越旺盛的科普需求相比，国内许多科普场馆还在沿用老思路、老办法办馆，部分展示内容同质、运营模式刻板、发展后劲不足，或“千馆一面”、毫无特色，或应者寥寥，所产生的社会价值难以回报前期投入的巨额建设经费。低水平、模板化建设科普场馆的背后，是对“什么是科普”“什么是好的科普场馆”思考得有欠深入。

知名博物馆学者格雷厄姆·布莱克(Graham Black)提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参与的时代”，要和观众保持密切联系，场馆必须要加快自我革命，提供一种更具质量、更具参与性，甚至更具审美的体验。科普场馆建设一定不能模板化，而应是个性化、本地化的，即能够因地制宜、因馆制宜，深刻洞察城市和观众的需求，体现独特价值与质感。

创造场馆与科技创新的共生网络

好的科普场馆往往都有强烈的科技感，这源于它们非常重视建立与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网络，主动融入当地的创新链条中。比如国内外的很多场馆不仅为科研人员提供研究内容的展示平台，更会为他们提供专业的科学传播培训，帮助他们提升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使科研主体与科普主体之间形成良性的共生关系。

场馆与科创的联结并非凭空产生，往往需要场馆的建设者有长远眼光，在设计初期就留出足够的空间资源，让场馆能够承载频繁的科创展示和交流活动。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日本科学未来馆，其常设展厅“创造未来”设置了著名的“远见实验室”短期展区，由日本科学未来馆与诸多研究机构共同策划并定时更新，展览涉及微生物、大脑研究、人工智能、未来通讯等前沿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这种做法给观展公众一种常来常新的体验，甚至让人产生“不能错过每一期策划更新”的想法，建立起“科研—场馆—公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科普场馆除了有充分的科创资源和展示空间，还需要匹配合适的展陈方式。随着科技创新的知识普及门槛越来越高，传统的陈列方式往往难以适应复杂、抽象的内容，需要借助数字媒体等新的展示载体来稀释知识的密度。这里的“稀释”不是低幼化的科普取向，而是抓住最核心的科学内容进行传递，同时利用社交媒体等平台为公众提供各类延伸资源的接入口，搭建有重点、有层次的科普服务生态。

洞察场馆与城市发展的内在联结

受限于地理空间和场馆级别，绝大部分“国家馆”以外的科普场馆无法牵动“远方的科研”。对于场馆来说，最宝贵、独特的创新资源还须从本地社区中发现。科学的故事从来都是切切实实地发生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来源于城市产业、交通、环境等各方面的变化中，与整个城市的文化密不可分。

以上海科技馆为例，除经典的展项之外，工作人员在布展时经常有意识地融入一些本地化展品。比如在介绍电力系统的发展时，没有采用制式化的电厂模型，而是展示了我国大陆地区首座现代化的千吨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浦东新区御桥生活垃圾发电厂的真实案例和运转模型，既科普了电力系统如何运转，又在科普中融入了城市发展历史，并与本地市民的真实生活经验深入结合，从而让观众有更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具身体验。

国外类似的案例也不在少数，许多场馆不仅与当地科创产业融合，也和本地文化特色相呼应。以阿姆斯特丹NEMO科学中心为例，其结合当地著名的性文化和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特别开发了常设展览，在各类交互展品中融合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启蒙。其策展思路也启发我们，科普场馆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科学本身，当我们有意识地将场馆与城市的历史、形态、文化相结合时，无意中也在用城市的能量为场馆赋能，这样的场馆无疑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保持场馆与社会议题的同脉共振

成功的科普场馆的建设思路总是以小见大，润物细无声般关照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好的科普场馆，无论在展览展示还是活动策划上，不光突出内容的科学性，还总能展示其独特的人文关怀。比如德国森根堡自然博物馆曾经展出的“70亿人展”，以展示个体生活的创新性视角，从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教育、梦想、家庭、爱情等主题切入，揭示个体与其居住的环境乃至生物的隐秘联结。纽约科学宫以“幸福”为主题，通过向公众复现一系列“关于幸福的实验”，展示人类体验幸福的方式和背后的科学原理。又如波士顿科学博物馆的“恶心的科学：不礼貌的人体科学”，通过多种互动方式，让人们了解一些看起来不太礼貌的人为动作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基于实验的表达方式，不仅形式新颖，而且能够有意识地呈现多元观点，更深入地展现科学的过程，并把结论权还给观众，从而让观众更接近科学研究的本质。这样的思路，很好地发挥了科普场馆的社会责任，让公众感受到科普与社会的深度呼应，也让科普的“地气”更加浓厚。

科普场馆紧跟社会热点、技术热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挥其引领作用。在各种公共热点爆发时，科普场馆不仅要迅速反应，更要在对热点的回应中体现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切合主题的展陈视角。例如上海科技馆在元宇宙概念热点爆发时举办元宇宙大会，邀请公众在虚拟展厅参观元宇宙空间，深入讨论元宇宙的发展；在碳排放成为热点话题时，利用技术手段带领公众体验减少碳足迹、感受大自然的“数字旅行”，这些都是回应技术热点，发挥场馆社会引领作用的有效做法。

加深场馆与科学教育的生态共建

随着教育功能在科普场馆中的不断凸显，基于展览资源开发教育活动已经成为科普场馆建设的标配，而教育活动的丰富程度也成为场馆能否吸引更多观众的关键因素。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场馆尤其是小型场馆，往往难以配备活动常态化运营所需要的人员，更多采取外包的形式，而外包人员只能进行基本的活动引导、秩序运维，导致相关活动很难发挥场馆教育的真正价值。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场馆开始借助专业志愿者的力量，丰富活动内容，带动科普教育事业发展。2023年3月，中国科技馆举办科技志愿服务周主题系列活动，分别开展了大学生讲展品、科普服务下乡等活动，并邀请院士及知名学者开展科学影迷亲子沙龙、“中科院大讲堂”科学主题讲座。与此同时，场馆与学校进行深度馆校合作也是有益的尝试，场馆可以通过教师培训的形式，将场馆资源系统性接入学校，再利用科学教师的力量开展更深入的教育活动。以美国最大的博物馆系统史密森尼学会为例，它整合了旗下各个场馆的科学教育资源，推出“课堂科学”计划，面向全美基础教育的师生提供标准科学课程和配套教学资源，并对所有用户开放线上学习资源，同时将用户二次生产的内容重新整合，推出学习实验室项目，形成一个动态开放的大型知识平台，帮助师生利用场馆资源开展个性化的教育实践，这些实验资源又反哺了旗下场馆的展览创新，形成了一个可循环的科学教育生态系统。这种做法极大地提升了馆校合作的效率，同时也加深了场馆在科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双赢的局面。

探索场馆与科普市场的良性互动

随着科普与文化、旅游、体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一些场馆内的网红餐厅、文创商店越来越受欢迎，这些空间正在变成场馆科普功能的延伸；类似科普影视、科普游戏等更多“科普+”的泛文化创意产业也在不断涌现。但是科普的产业融合还没有足够打通，国内一些场馆往往自我设限，在优质科普教育衍生产品的开发上理念落后、积极性也不足。

因此，要探索建立“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科普服务新模式，让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公众在线上线下都能体验到科普场馆的教育和服务，使科普场馆发挥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科普人才培养重在提高科商

李钊 科技日报主任记者

1922年，爱因斯坦应邀访问日本，在他访日期间，《爱因斯坦科学论文全集》（日文版）在东京出版。爱因斯坦为这部论文集写下序言：“这是我全部科学论文的第一个版本。在我看来，它将以日文出版这一事实，证明了科学生活和兴趣在日本的兴盛；我在过去几周中，不但已经开始把日本视作一个令人尊敬的科学国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人类立场爱上了它。”

虽然那个时代的人当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部论文集的重要性，但日本科学的逐渐发达很难说跟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没有关系。从爱因斯坦在论文集序言里热情洋溢的文字看，日本这次科普行为收到了绝佳的效果，既肇发了日本科学技术腾飞的全新时代，又让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为日本科学界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个莫大的广告。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的科学论文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会引起世人尤其是科学界的兴趣。日本最先出版这部论文集，其后无论再出版哪个语种的版本，其影响力与日文版都无法相提并论了。

由此我想引出关于科普的探讨：什么样的科普才是好的科普，什么样的科普人才才是好的科普人才？在笔者看来，日本出版世界上第一部《爱因斯坦科学论文全集》就是好的科普；像爱因斯坦这样的明星科学家，就是最好的科普人才。

通过科商培养 提高全民科学素养

人们普遍理解并日常运用的有智商、情商、财商甚至逆商（抗挫折能力），唯独“科商”一词甚少有人提及。然而，在科技创新、科教兴国的新时代，科商不容回避，培养全民科商也成为推动大科普建设、提高全民科学素养的不二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讲，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科普就是补足民众的科商短板，坚定民众对科学的信仰与追求。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人民的信仰，理应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科学的信仰。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受教育水平不一，面对这么复杂的国情社情、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想要用一个模式向全国推行科普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也并非没有可以尝试的变通之法，比如借助明星科学家的光环效应，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从白山黑水到青藏高原，只要上过小学，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爱因斯坦，而知道爱因斯坦，就意味着知道有物理这门学科，甚至有可能听过相对论和质能方程。可以说，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就是无数青少年心中的一颗科学火种。一个爱因斯坦对科学普及发挥的作用，应该超过一万个物理老师。当然，光有历史中的爱因斯坦还不行，我们需要培养更多当代的“爱因斯坦”，袁隆平、屠呦呦、钟南山就是这样的优质科学偶像，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科普达人。

因为有了袁隆平，我们认识了杂交水稻；因为有了屠呦呦，我们了解了青蒿素；因为有了钟南山，我们知道了精准防控、科学抗疫。科学没有国界，从爱因斯坦到袁隆平、屠呦呦、钟南山，他们将各自专业科学领域的艰涩知识带到大众面前，不管普通民众对原子反应、杂交水稻背后的科学原理真正懂得多少，只要有这些大科学家在，民众就有了追寻的方向。

科商培养，需要更多大科学家的亲力亲为、亲自参与。民众对大科学家的景仰和热爱会自然而然转移到对他们研究领域的兴趣上来。科商普及，犹如持烛以照人，倘如世界上多几个大科学家手持知识的蜡烛，那就会有更多缺乏科商的角落被科技之光照亮。

科普人才扩大化，科普对象大众化

人才匮乏，是长期以来制约科普工作发展的重要瓶颈。要想破解科普人才短缺的问题，还需要发动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其中。鉴于这一群体教学、科研、晋升等压力较大的现实，可以考虑从制度设计上对其进行激励和引导，在工作考核中适当增加科普工作的权重，例如每进行八学时的针对中小学生的科普教学，可以等同于发表一篇科研论文，以此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积极投入科普工作。

除在职的科技工作者之外，相关专业退休老教师及科研工作者这一人数庞大的群体也是科普工作的人才宝库。如果把这些学有所成的老专家、老学者、老教授、老教师组织起来，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边疆，既能让老同志们发挥余热、老有所为，又可以把他们积攒的经验、智慧传给后人，收到双赢甚至是多赢的效果。

以前科普面向的群体主要是在校学生，社会上大量科商缺乏人员很难接触到优质的科普教育。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机器取代人类体力、脑力劳动的速度大大加快，每个人都面临着终身学习、不进则退的压力。在智能时代，包括学生在内的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科商，始终保持好奇心，对未知事物、认知边界以外的知识葆有足够兴趣。学习科学常识，提高自身科商，不是推荐选项，而是必须必要。

未来的科普工作，需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科普人才扩大化，科普对象大众化，教学相长，最终达到人人爱科学、个个做科普、大家都受益的效果。

人类智慧，远比人工智能重要

科普的意义是什么？从字面上理解，科普就是科学普及，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学常识，拥有基本科学素养，从而达到提高全民科学水平的最终目的。但终极意义上，科普是为了提高人类的智慧水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出现后，引起了业界及全社会关于失业大潮的恐慌。据说80%以上的工作，人工智能都比人类做得好，那人类会被彻底取代吗？有人认为，ChatGPT出现的意义堪比互联网和个人电脑的发明，是技术史上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其深远影响与具体社会效应，还要3—5年才能显现出来。

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成功引起了人类的恐慌，但类似的事件在每一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发生时似乎都循环出现过。如果从人类智慧与文明的高度来说，ChatGPT并没有那么可怕，归根到底，人工智能的背后还是人，人工智能只可能取代人的部分工作，但取代不了人的思想、智慧和情感。人类有爱，而机器没有。

科技向善，人有智慧。科普就是这种智慧的体现，只有全民科商提高、科学知识大范围普及后，才能最终完善大科普发展格局，实现科技强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