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村”是费孝通先生赋予中国农村的一个学术标识。20世纪30年代通过实地调查写出的《江村经济》，为费孝通赢得世界性学术声誉，也让江村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看中国的窗口。“江村”这一学名，最早出现在1936年费孝通所写的《江村通讯》。《江村通讯》可看作是《江村经济》的预报，近年发现的费孝通写于同时期的英文小说《茧》则可称作文学版《江村经济》。

江村带有鲜明的水乡与乡土烙印，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原型开弦弓村，得名于村中河道像一张拉开弦搭上箭的弓；二是中观层面，指吴江；三是广义，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太湖流域的江南水乡以至广袤的中国农村。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费老一生“26访江村”是指走进村子，而“30余访”或“33次访江村”是指到访家乡吴江。《江村经济》1939年英文首版原标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副标题直译即“扬子江流域农村生活的田野调查”，可以印证江村的广义。

1929年日本学者考察开弦弓村后写道：“开弦弓村开设的一座小规模的缫丝厂，虽是农村发展迈出小小的一步，却是现代中国极有价值的试验。”就在这方水土上，费老写就的《江村经济》跨越“文野之别”，成为“人类学实地调查与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这样说，江村是费老学术研究的“源泉”与“原野”，是工业下乡、乡土工业的“实验室”，是“志在富民”思想的孕育地。

费老的一生始终与乡土中国紧密关联，通过江村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通过江村经济来求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费老认为：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二

乡村振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富起来，二是富起来后怎么办。怎样富起来，涉及“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与“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的全面振兴；富起来后怎么办，则需要文化自觉、乡风文明。

访江村是足迹，也是学术思想印记。值得关注的是前三访，可以说是费老乡村振兴思想的形成期。第一访于1936年，费老观察和记录下“从改进农村里的副业和工业，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这其中蕴含了工业下乡实践与乡土工业化的理念，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成就了名著《江村经济》；第二访于1957年，他发现“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而还是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出在副业上”；第三访于1981年，此时乡镇企业如春笋破土，乡镇工业崛起，而费老已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并准备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需要指出的是这三次访江村，让费孝通从本源上探索出中国农民的致富之路，认识到本土化田野调查的本质与使命——迈向人民的中国社会学。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因此，乡村振兴始终与城镇化同步推进、与实现一体化、现代化呼应。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幕轰轰烈烈拉开，小城镇建设推进，市场要素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通过考察与比较，费老写出《小城镇，大问题》《小商品，大市场》等以小见大的名篇，提炼出了地区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并主张“因地制宜，多种模式”。

20世纪90年代，费老组织对珠江、黄河、长江等三角洲地区的深度调研，擘画出“区域一体化发展”蓝图。其中长三角一体化的构想大胆而瑰丽：“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今天，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吴江与嘉善、青浦率先成为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吴江在“两根丝”（传统的蚕桑丝绸与现代的电缆光缆）上大放异彩，在民营经济方面屡创奇迹，名列前茅。

三

1991年，费老在《吴江行》中倡导社会经济发展路径：“贸工农一条龙”“左右开弓，两个市场（国内外）”。生产发展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富起来”变成了现在时，但生态问题与心态问题随之而来。费老敏锐地指出：小康之后，“人生的价值问题就提到必须解决的议程上来了”。

有这样一段插曲，足见费老“士”之担当，也可见江村作为社会学样本的价值所在。1996年，费老两度访江村。9月，吴江举办“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研讨会”，课题成果《江村—江镇》结集出版。地方文史资料有这样的记述：“吴江、庙港、开弦弓村三级领导都觉得村容不能让人满意，准备‘大搞一下’。费先生知道了，不赞成，对他们说：‘这个事顺其自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能为开弦弓开小灶。你们条件不错，名声不小，现在还是中等偏下的水平。老是中不溜溜地混日子，不行啊！人家都可以更好，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搞得更好？’”也许保持自然生长、寻常状态的江村才具有观察中国农民生活变迁的样本价值与窗口意义。

爱之深，责之切。1996年，费老用心编纂了一本小册子《爱我家乡》，深情展望“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他指出“开弦弓现在没有走在前面，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生长点”，水是天堂老本，要靠水吃水，“下力气整治太湖、开发太湖；整治运河，利用运河”。

乡土情结，书生情怀。至此，不禁想到费老的诗句：“老来依然一书生”“依然不尽太湖水”。而此时的学术思想轨迹，费老自我梳理为“江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区域格局”，并坦言，现在处于研究“中等城市”阶段。

四

费老一生经历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飞速变迁，努力破解了“怎样富起来”这个老大难问题，又以全球化、现代化视野求解“富起来后怎么办”这一棘手问题。百川归海，他于世纪之交再次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振聋发聩的前瞻命题。

文化自觉的前提是“自知之明”，宗旨是实现“自主”，“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可以说与文化自信是一体两面。“文化自觉”命题缘起费老实地调研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生存状态后萌生的“文化转型”思考，体现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世界、民族、集体层面的文化自觉。费老认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主张“全国一盘棋”，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另一方面是个人层面的学术反思。费老晚年对自己的学术历程作了系统回顾，梳理明晰学术思想之“所由”，同时中肯表示，“我做出了乡土经济的文章，同时也可能被乡土文化束缚住了”，“中国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我是‘被乡土束缚的费孝通’”。归结，“‘费孝通’这篇文章，还是要在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上结束”。

五

今天的江村，面貌焕然一新，村域面积达4.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800多人，人均年收入近5万元。在乡村振兴热潮中，开弦弓村正全力打造“中国·江村”品牌，建设“美美江村”。截至2024年，开弦弓村共引入12家市场化运营主体，带动百余村民就近就业，年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800万元，旅游年综合收入已经超过1000万元。

如同百年中国社会发展经历的“三级两跳”，费老一生也经历了两次学术生命期，作出了三大贡献，即“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的学术贡献，“城镇化推进、一体化发展”的政论贡献，“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的思想贡献。在家乡吴江松陵公园，费老的墓碑上刻有这么一行字，可视作其精神雕塑：“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费心费力，志在富民，费老把论文写在了中国大地上。可以这么总结：费孝通江村经济的时代境界乃是贯通江河湖海，从江村出发，走出江村，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现代化的。

（作者单位：民盟苏州市吴江区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