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趋势，更是中国的世纪国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超常规性，直接表现为老龄化速度超快、老年群体规模超大，同时伴随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的少子化、快速发展的高龄化、传统家庭保障功能式微以及养老文化日益多元化。短短20余年间发生如此巨变，是人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这是中国社会发展最具综合意义的进步标志，也是需要超常规应对的巨大挑战。

面对超常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服务刚需持续高涨，按照先行国家的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应对显然行不通，因为既有逻辑都需要较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不允许以牺牲一代老年人权益并波及亿万家庭为代价。因此，目前亟须突破惯性思维，以尊重老年人意愿为出发点，以有效供给满足真实需要为路径，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与传统优势，走出一条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模式主导的中国之路。

需要破除的惯性思维包括：抱怨“未富先老”的消极等待心态，批评中国老年人保守落后的西方“先进”理念，相信“政府万能”“市场万能”的路径依赖心理，依靠“全国一刀切”“大水漫灌”的行为习惯，以及只考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而不顾长远发展与稳定预期的短期政绩观。

当前亟须解决养老服务供需错位与脱节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养老床位800多万张，总量明显不足，空置率却高达近50%。一些地方兴建养老服务设施时不深入社区做需求调查，不尊重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偏好，而是“拍脑袋”决策，试图让老年人迁居适应，这种做法并未形成有效供给，更未能满足真正有需要者的需求。因此，发展养老服务业必须以当地人口结构变化作为规划布局的决策依据，以老年人需求调查为行动依据，聚焦具有刚需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和空巢高龄老年人，全面提升政策精准度，真正做到供给有效，不断满足老年群体的需要。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与传统优势是积极有效应对老龄化的法宝。一方面，党的集中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的行政执行力为有效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政治保障，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确保聚焦关键问题发力，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先天优势，公有土地、国有企业和雄厚的公共设施等是可供利用且西方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另一方面，我国家庭保障传统深厚，虽然少子化现象使这种传统走向式微，但老年人偏好居家养老仍属必然，家庭成员事实上承担着99%以上的老年人照护责任，因此，国家应将助力家庭养老作为主攻方向，并由此扩展到邻里互助、亲友相济，以使传统优势得以延续。如能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尽可能维系养老文化传统，就能应对好超常规老龄化。

合理的超常规应对举措应当是由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模式为主导的多元并举之策。社会主义公有制用于普惠人民符合其公有公平的本义，利用公有制优势可以降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运营成本，使养老服务业迅速摆脱一次性投入成本偏高、运营效益不良、对民间资本缺乏吸引力的局面，因此，应尽快总结公建民营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经验，形成可供复制的中国模式，这是超常规应对老龄化的必由之路，也应当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