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此后，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被中国人民铭记在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刊特邀专家学者撰稿，围绕更好珍存抗战记忆、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民盟抗战贡献、抗战文学书写、抗战烽火中的中国绘画等主题进行探讨。现将来稿刊载如下。

珍存抗战记忆 厚植家国情怀

孟钟捷（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岁月不忘，山河永念，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新时代更好珍存这份抗战记忆？

首先，作为“过去”的抗战历史，应该以更为“当下”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方能显示抗战记忆的日常性。并非每段过去都能拥有当下，但抗战毫无疑问是极具当下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伟大的抗战精神对于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在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抗战历史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被转化为今日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昔日破釜沉舟的决心依然闪耀在国际竞争的擂台上，《论持久战》的信心不断回响在百年变局的动荡中。当然，更为生活化的历史场景再现则会反复吸引大众的目光，例如在烈士牺牲地树立纪念碑牌，在志士仁人的老房展陈血泪战书，在抗战纪念碑前讲述英雄往事。在纪念抗战的重要时刻，人们既能够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重要场所追念英雄先辈，也能够在每日进出的社区里弄看到抗争的印痕。同样，在日常生活里，人们除了可以随时阅读有关抗战的重要文献外，还可以从衣食住行中体验抗战历史，以加深人们对抗战的认识。在这方面，其他国家的战争记忆实践或许能够提供某些参照，如德国柏林在市中心竖立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其次，作为“民族”的抗战历史，应该以更为“世界”的方式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进程，由此突出抗战记忆的全球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民独立抗争日本法西斯侵略，竭尽全力拖住日军，极大改变了全球战场的格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然而，在当前国际历史学界与历史教育领域，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被低估，欧洲战场继续被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地域。极少有欧美历史教科书会认真讲述中国抗战的血泪史，它们不提南京大屠杀，不提滇缅公路保卫战，不提中国军民牺牲自我才实现的“杜立特行动大救援”；更为糟糕的是，欧美教科书以反思人类科技发展为由，把日本城市被原子弹轰炸作为叙事重点，却忽略日本侵华战争这一根本原因。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提升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了东方民族的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树立了东方样板。在这一意义上，抗战记忆不仅属于中华民族，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财富。为此，中国学者需要更为主动地同其他国家的学者加强对话，共同探讨，寻求共识。

再次，作为“文本”的抗战历史，应该以更为“具象”的方式进入青年一代的历史教育中，由此构建抗战记忆的鲜活性。一方面，当代青年是图像时代的同行者。大部头的“二战”通史或者一卷卷人物传记，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在减弱。为此，把文字转化为合适的照片、漫画、影片等是抗战历史更好成为青年话题的重要途径。最近几年，一些漫画家的尝试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另一方面，相比于文本形成的记忆，图像记忆更具标识性，也更有吸引力和冲击力。在目前的“二战”公众记忆里，一些图像显然能够再现鲜活的历史场景，例如雅尔塔会议上的美苏英三国领导人、等待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列车的犹太人、美国时代广场上庆祝“二战”胜利的士兵和护士、易北河边握手的美苏士兵等。然而，尽管中国抗战照片留下不少，但具有明确标识性、能够反映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的图像却至今未能形成共识。事实上，我们有不少可选择的路径：作为受害国，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记录中国人民遭受屈辱的悲惨场景（如南京大屠杀）；作为战胜国，我们可以展示取得阶段性胜利（如百团大战）或最终胜利（如日军投降）的欢庆场面。围绕这些图像资料，学界可以组织力量进行图像学研究，将其来龙去脉、相关争议理清，为未来各类教科书的使用打好基础。数年前，一批德国历史教育学家就从欧盟各国历史教科书中发现并分析了10张欧洲经典历史图片。我们可以仿效这一做法，在“活化”抗战记忆的同时，让它们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记忆之场”。

最后，作为“专业化”的抗战历史，应该以更为“大众化”的方式传承与发展，由此实现抗战记忆的共创性。当前，我们正处于技术革命的爆发期，历史书写与记忆传承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颠覆性转变。原本仅由专业历史研究者书写的抗战历史，由于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已经出现了某些有趣的变化：个人自传的涌现不断冲击着“大历史”的叙事传统；网络百科词条的编写吸纳了众多匿名作者的智慧；不断推进的纸质书籍电子化工程不仅方便了研究者，也为一般读者打开了知识创造的大门。尤为奇妙的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还带来了更为便捷的知识生产方式：普通人既可以通过不断提问来收集丰富史料，也可以把属于自身独特记忆的材料上传，由此让智能体提供同时拥有一般认知和具有独特个性的抗战历史叙事。在这一过程中，专业知识与特殊经历结合，人类与机器携手，共创一段抗战记忆。这或许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所谓“幻觉”问题——材料的虚假性，在价值对齐等人工智能伦理方面同样会出现判断的无理性现象。然而，学会思考并勇于尝试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来推进抗战记忆的大众书写，是当下值得探索的重要工作。

总之，经过80年的淬炼，中国的抗战记忆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加强日常性、突出全球性、构建鲜活性、实现共创性，或是我们值得尝试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战

邵 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在华北和上海挑起“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企图达到迅速灭亡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危及国民政府的生存，蒋介石终于同意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先在上海秘密活动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和红军驻沪办事处随即改名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潘汉年为主任。

全面抗战后加强对文化等领域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

1937年7月，周恩来曾到上海找潘汉年、刘晓等传达中央精神，指示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要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广泛联系群众，建立群众组织。因此“八办”一成立就加强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各界爱国人士的联系，并通过胡愈之、钱亦石、钱俊瑞等对社会上层知名人士做统战工作，同时，通过新闻界羊枣、职业界王纪华、文化界王任叔、妇女界沈兹九等一起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使得上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早在1935年于上海首映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由聂耳谱曲、田汉作词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唱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最强音。1937年8月2日《申报》第4版刊出复旦大学文摘社编的《文摘》“八月号·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其中收录了译自美国《亚细亚》月刊的《毛泽东自传》。

当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比较活跃，有团体会员73人、个人会员251人。其上层机构是由国共两党各派人组成的，组织部、宣传部由中共掌握，基层群众运动的领导也在中共掌握之中。其机关报《救亡日报》是国共合作创办、以共产党为政治领导核心的一份大型抗日报纸,它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日军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等团体的组织下,夏衍等人集体创作了反映爱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话剧《保卫卢沟桥》；《姚子青大鼓词》等作品直接表现了淞沪抗战中军民英勇杀敌、为国献身的悲壮情景；《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歌曲也在上海广为传唱，鼓舞着军民的斗志。

9月中旬，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成立，团体会员28人，成员达数千人。其下属的演剧队在全市工厂、学校等处演出抗日剧目。

工人救亡协会团体会、上海人力车夫救亡协会为前线运输枪支弹药和伤兵。妇女界救亡协会动员和组织各界妇女，为前线将士缝制寒衣和慰问袋。

“孤岛”时期推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

11月中旬，南市、闸北等周围地区被日军占领，公共租界、法租界成为“孤岛”。上海沦陷后，“八办”转入地下。从“八一三抗战”到上海沦为“孤岛”前后,丁玲、周扬、艾思奇、冼星海、沙汀、贺绿汀、吕骥、袁牧之、吴印咸、光未然、陈波儿等人进入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丘东平、任光、夏征农、钱杏邨等人进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郭沫若、茅盾、阳翰笙、田汉、冯乃超、胡风等人先后转移到武汉、重庆等抗战大后方。

上海“孤岛”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租界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以壮大发展抗日力量；同时迅速改变大规模抗日运动的斗争模式,由集中转向分散,由公开转向半公开或隐蔽。上海各界救亡协会转入地下后，所属组织以“协会”“联谊会”“互助会”“俱乐部”等多种名称继续开展义卖、募捐、宣传、教育与救济难民、支援新四军等活动。1938年冬，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姚惠泉动员工商界爱国人士捐助新四军胶鞋2万双、龙头细布4000匹。1939年，时任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的共产党员茅丽瑛为了支援新四军、救济难民，勇敢开展义演、义卖活动,被特务杀害。

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各界知名人士的聚餐会开展统战工作，以讨论各方面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主要内容，有时也商讨营救被捕人员、支援海关职工的护关运动、维护“孤岛”难民安全、支援永安公司职工罢工斗争等重大问题。上海工商业“星二聚餐会”的成员还专门成立“节约救难委员会”征募寒衣及捐款支援新四军。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抗日活动，如1938年春的“护关斗争”、同年5月联合上海邮务工会开展的“护邮斗争”以及同样反对敌伪的“护校斗争”,发动各界人士男女老幼踊跃参加。

“八办”主任潘汉年在《申报》《救亡日报》连续发文，推动上海的救亡运动向前发展，并在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39年4月起，“八办”自己出版《时论丛刊》不定期单行本共10多期，该刊物主要登载延安《军政月刊》和根据地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等，同时也刊载国民党要员的一些抗战言论，如蒋中正的《告上海同胞书》。《时论丛刊》第三辑还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还有叶挺的题词手迹“在第二期抗战中建设强大的新四军，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主要因素。新四军应与全国各友军，互相策励，努力进步，精诚团结，共同去消灭当前的暴敌”。《时论丛刊》不仅在上海发行，还发行到香港和新四军中。另外，《论持久战》由上海广益书局伪装成线装本《文史通义》出版发行。

为了及时报道新四军、八路军抗战的消息，“八办”根据新华社电讯稿出版了《内地通讯》和《江南通讯》，材料新鲜，内容翔实，消息可靠，可读性强，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谰言，鼓舞了敌占区爱国同胞的抗战信心，扩大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当时《导报》《译报》《神州日报》《华美晚报》《大美晚报》等都采用过《内地通讯》的稿子。“八办”还支持出版刊物《民族公论》《文献》。《民族公论》由王任叔主编，登载中共中央在延安公开发表的言论和要文，《文献》由钱杏邨主编，专门刊登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报告。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译报》则专门译载外国通讯社电讯和外报发表的新闻消息及有关抗战文章。

1938年12月和1939年2月，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两次慰问团。第一个慰问团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第二个慰问团在新四军驻地参观、慰问。慰问团回沪后，向上海人民大力宣传新四军，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有力配合了当时上海正在开展的节约救难、劝募新四军寒衣和物品、慈善义卖义演等群众运动。上海人民在很短时间内就筹集了10余万款项，为新四军购买了5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及大批药品，并设法运到新四军军部。

1939年初，上海“八办”根据上级指示提出，凡中共情报组织领导的江南地方抗日武装均划归新四军领导整编，为苏南地区后来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基础。上海“八办”为新四军输送了大批干部、战士和技术人员，以及武器、弹药、医药用品等军需物资。同年11月，上海“八办”工作结束。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抗日力量,先后大力支援新四军皖南根据地和苏中、苏北根据地，特别是新四军浙东纵队和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完全由上海党组织派遣的干部和武装力量与浙东人民相结合而组建和开辟的。当时上海实际上已成为新四军财力、物力和人力供应的一个重要基地。1940年春节，中共党员梅达君和民主人士赵朴初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张阿六部斡旋，劝其团结抗日、一致对外。

上海全部沦陷后坚持各种形式的地下抗日斗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进租界，上海全部沦陷。中国共产党再次调整斗争策略,强调严格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不屈不挠地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42年，上海发现有伪装成《大东亚战争下的国际情势——加藤华北军报道部长讲演词》的书，里面的内容却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12篇中共中央关于抗战时局的重要文件汇编。12月8日，上海话剧界借日本方面纪念“大东亚战争一周年”举行联合演出之际，上演1933年遭禁的话剧《怒吼吧，中国！》，以此激励市民的反帝爱国热情。

1942年共产党员恽逸群按照党组织指示,打入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担任中国编译社社长，为“岩井公馆”所办的《新中国报》《政治月刊》供稿。恽逸群以委婉曲折、隐晦含蓄的笔法，揭露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又怕又恨，对国民党顽固派竭力拉拢。在有的专文中,他用明贬暗褒的手法传播“岩井公馆”电台收录的延安广播内容。恽逸群以他的特殊身份和职务为掩护,为党收集了大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共产党员、女作家关露,受党组织派遣进入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担任中文编辑，每期都为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化人留下一半的篇幅,把敌人的刊物变为爱国人士的论坛。

在日本人控制的上海工厂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破坏机器,制造故障，打乱生产秩序，或以“逃警报”为借口，延迟敌人的军工生产。

抗战胜利前夕，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党员有2000余人。上海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华中局工作部署，把各项工作都集中到准备里应外合夺取城市上来。工委的重点是团结和争取广大工人苦力，组建精干、有战斗力的城市地下军；职委的重点是加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掩护和协助群众活动；学委、教委的重点是进一步把学生、教师和社会青年组织起来，发起“天亮运动”。1944年冬，学委在工委的协助下，借圣诞节、元旦、春节之机，以“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名义向社会各界甚至敌伪军、政、警、特人员寄发贺年片，宣传国内外的胜利形势，宣告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在整个上海引起巨大反响，震慑了敌伪。受到鼓舞的上海各界人民以新的战斗姿态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上海市区街头贴出了“欢迎新四军进驻大上海”“欢迎刘长胜任上海市市长”等标语。8月23日上海地下军发动起义，被中共中央果断叫停，由此保存了上海战后开展人民民主运动的力量。

理解民盟抗战贡献的三个维度

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抗争的结果。在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民盟作为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盟是团结抗战的坚定维护者

1938年，毛泽东在对陕北公学部分毕业学员作临别讲话时，提出了“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这一著名的抗战公式。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抗日态度日趋消极，并掀起反共高潮，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是保障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黄炎培即言，“欲求抗战的胜利，须得每一个人努力于抗战条件的增进，最重要的胜利条件是什么? 就是全国一致精诚团结”。面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张澜曾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好事，为啥子要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这岂不是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吗？”1939年10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其成立初衷即“鉴于国共不协，隐忧实大”，故“结合国共以外之各党派暨在野人物，进以求全国之团结抗敌，退亦将抑止内战”。

1941年，面对“皖南事变”引发的国共危机，黄炎培指责国民党“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沈钧儒认为“任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卑劣行为，都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呼吁“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发出谴责国民党分裂行径之声的同时，要求“国民党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与此同时，他们以参政员名义奔走于国共之间展开斡旋。在中共的坚决斗争、民主党派的调解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 蒋介石承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共关系趋于缓和。有感于“眼前最切之要求为加强国内团结”，黄炎培、张澜等人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联合“三党三派”及其他社会贤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伊始的民盟，即将“加强国内团结”列为其十大纲领之一，并为之奔走呼吁。

面对敌强我弱的抗战现实，只有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时期民盟始终努力沟通国共歧见，化解国共矛盾，推动国共合作。民盟是团结抗战的坚定维护者，此亦是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民盟是抗战宣传的中坚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国内不少人持悲观论调。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国人更是被悲观主义所笼罩。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的抗战意志力面临巨大的考验，让民众始终葆有抗战意志与必胜信念，是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条件。

1938年10月,汪精卫在重庆公开发表“非和平即亡国”的言论，之后又称国民政府应以日本所提三原则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对于汪精卫的公开叛国投敌，民盟先贤予以强烈谴责。1939年1月3日，张澜会同黄炎培等发表《讨汪通电》，称“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同年9月2日，在接受《新蜀报》记者专访时，张澜再次声讨汪精卫，“汪逆本身已经是臭得令人作呕了”；胡愈之接连发表《谨防疫病》《“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质疑》，呼吁国人与妥协投降的逆流展开坚决斗争。正是在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方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参政会在汪精卫叛国10个月后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案》。

与“妥协投降论”斗争的同时，民盟先贤积极创办抗日刊物，宣传抗日与民主。1938年7月7日在汉口创刊的《全民抗战》，系由沈钧儒主持的《全民周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而来，其以“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为宗旨，注重贯彻“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基本主张；1944年12月，民盟云南省支部创办《民主周刊》，大力宣传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思想。除此之外，民盟先贤还以笔为武器，坚定民众抗战的信心。1938年，沈钧儒在《血路》上刊发《如何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阐述全民团结抗战的要义；1939年，潘光旦先后发表《抗战的民族意义》《抗战与选择》，阐述坚持抗战的必要性及其可能性。

民盟先贤对于中共的积极抗战亦不断予以宣传报道。胡愈之阅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深感此书价值之大，遂四方奔走，组织翻译，并为出版此书专门成立“复社”。在其努力下，中译本不到四个月即问世，并取名为《西行漫记》。曾担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就中译本的出版如是言道，“《西行漫记》的出版打破了国民党10年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它的造谣诬蔑，打开了人民的眼界，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1944年夏，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访延安。在延安的一个多月，他在重庆、成都两地的《新民报》上以长篇通讯的形式全方位介绍陕甘宁边区。连载结束后，即以《延安一月》为题结集出版单行本。毛泽东读后称，“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1945年7月，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回重庆后，他写下《延安归来》，并于同年8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此书以“延安归来答客问”和日记摘录形式记录延安见闻，成为大后方备受瞩目的畅销书。

抗战中的民盟先贤以笔为武器，为坚持抗战鼓与呼，鼓舞民众抗日信念；与此同时，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使其为国统区民众所了解，并与中共抗日主张相呼应，由此放大抗日之声。就此而言，抗日宣传是理解民盟在抗战中的贡献所不可忽视的又一重要维度。

民盟是民主抗战的生力军

早在“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而如果“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社会变革是保证民族觉醒的激励机制，是持久抗战的动力所在。没有社会变革的有效进行，就无法形成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坚强意志，持久抗战只能是一句空话。抗日与民主实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因此，抗战与社会变革同步同向成为包括民盟在内的中间党派的普遍期待与追求。

早在成立之始，救国会就提出实行“民主制度”和“救国政策”。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其政治主张为“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光明报》在社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中明确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旨在通过言论与理论“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因为“只有民主势力培养起来，才能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正是基于对民主与抗战关系的认识，民盟始终以推动民主为己任，投身对民主的追求之中。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民盟先贤即与中国共产党一道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1941年11月，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 民盟参政员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等人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1943年9月，面对蒋介石的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的许诺，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 结束党治”；1944年5月, 民盟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中尖锐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国家“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强烈要求国民党“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地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共所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民盟予以积极的回应。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对于中共的这一倡议，章伯钧慷慨陈词：“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对于中共与民盟的呼吁，蒋介石声言，“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 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的决定权，移交给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对此，民盟发言人提出“国民大会开会之日，应即为国民党党权暂告结束之时”。民盟在《对时局宣言》中，更是要求从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政治性会议,“务使最短期内，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以餍民望！以利国家！”

张澜曾言：“我们的中心主张，如前所说，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心。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如其所言，抗战时期的民盟或创办刊物宣传民主，或以国民参政会为阵地，在国统区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民主运动高潮，因此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由此而言，民主既是民盟的追求，亦是理解民盟抗战贡献的重要维度。

80年后的今天，抗日的硝烟早已散去，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家园，民盟以“宁为玉碎”的决绝共赴国难。我们应接续民盟先贤在血与火中所淬炼出的信念之光与担当精神，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写出抗战文学的新篇章

樊 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整整80年了。80年来，关于抗战的文艺作品一直层出不穷：从艾青的《吹号者》、穆旦的《森林之魅》、丘东平的《第七连》、萧红的《生死场》、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乃至《黄河大合唱》那样抒发亲历者的豪情、悲情、苦情的优秀作品，到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上饶集中营》《八女投江》《小兵张嘎》《鸡毛信》《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狼牙山五壮士》《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电影，《红灯记》《沙家浜》等现代京剧，孙犁的《风云初记》、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杨沫的《青春之歌》、郭澄清的《大刀记》等长篇小说，再到1980年代以后的《一个和八个》《吉鸿昌》《红高粱》《血战台儿庄》《重庆大轰炸》《金陵十三钗》等电影，《亮剑》《八路军》《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电视连续剧，周梅森的《军歌》《国殇》《冷血》、张廷竹的《黑太阳》《酋长营》、铁凝的《棉花垛》、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等小说，邓贤的《大国之魂》《淞沪大决战》《黄河殇》、王树增的《抗日战争》等历史纪实，还有海外作家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张纯如的《南京暴行》等，都写出了抗战的惨烈、悲壮，也彰显了抗战唤起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影响深远。其中有的已经成为不朽的经典，有的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如电影《红高粱》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些成就值得进一步研究：抗战文艺如何不断出新？其中的优秀文学作品怎样成为经典？尤其是不曾经历抗战风云的后人如何写出抗战文学的新篇章、新境界？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共同参与的反侵略战争，抗战文学的主角往往是广大的平民百姓。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是改造国民性，那么抗战文学的崛起则揭示了国民性的另一面——那些贫苦、弱小的百姓，在遭遇侵略者欺辱时，有的选择逆来顺受，有的则奋起抗争。这种复杂的国民性书写，正是相当一批优秀之作的新意所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显然无意重复前辈作家的叙事旋律，而是在抗战题材中深入探讨国民性的丰富多变。例如，从《红高粱》到《亮剑》，都刻画了国民性的粗犷、刚烈、勇猛，感人至深。《红高粱》中的土匪余占鳌率性而活，敢爱敢拼，伏击日寇，酣畅淋漓，令人想起《水浒传》中的李逵、武松。而《亮剑》中的八路军团长李云龙则浑身散发出质朴又狡黠、勇武也任性的农民气概。这个形象借鉴了八路军将领王近山等人的事迹，也让人联想到吴强小说《红日》中嗜酒、在胜利后策马狂奔的解放军英雄石东根。周梅森的《大捷》也讲述了一个特别的抗战故事：在日寇与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下，一支由三教九流的百姓临时组成的非正规部队在必死的绝望中迸发出超乎寻常的勇气，阴差阳错间竟然取得了一场大捷。部队成员们从恐慌到义愤、从涣散到勇猛的转变，充分显示了国民性的丰富内涵。

同时，以抗战为背景，聚焦人生的悲剧性乃至人性的阴暗面的凝重之作也分外深刻。电影《黄土地》讲述了一位八路军文艺工作者在采风的过程中偶遇一位渴望摆脱传统包办婚姻的乡村少女的故事，传达出乡村生活的压抑感。叶兆言的小说《追月楼》，深入刻画了一位在南京沦陷后具有民族气节的老先生，揭示了在战争与历史变迁中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无奈。格非的小说《大年》则在一个充满扑朔迷离氛围的故事中点破了一个居心叵测、匪性十足的无业游民趁乱洗劫开明绅士的险恶用心。毕飞宇的《叙事》《楚水》讲述了一个家族在日军侵略下的命运沉浮，他们已习惯了忍辱负重，面对暴行选择默默忍受，在沉重的压力下苟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丁三的历史纪实《精卫填海》，此书从丰富的史料中梳理出汪精卫从早期作为热血刺客，到成为政坛老手，最终卖国投靠日寇的经历，写出了乱世风云中各种力量撕掳、博弈的瞬息万变。

因此，以《黄土地》《追月楼》《大年》《叙事》《楚水》《精卫填海》为代表的从另一视角审视国民性的作品，与《红高粱》《亮剑》等宣扬反抗精神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彰显了国民性的丰富与复杂。

也有的作家致力于深入挖掘抗战史，一方面呈现了悲壮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注重在回首沧桑云烟的过程中感悟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在这方面成就较为突出的是知青出身的作家邓贤。他的长篇历史纪实《大国之魂》讲述了中国远征军的悲壮往事：既在开阔的国际视野中梳理了大国博弈的风云突变，又浓墨重彩书写了远征军的苦难遭遇，并对宿命进行深刻反思。此书还充满深情地怀念了当过远征军、为此饱经磨难的父亲，也将历史与个人的联系写得别有洞天：那远去的历史烟云，与当代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后，在长篇纪实《淞沪大决战》中，作家也以恢弘的气势描述了那场大战的前因后果、各种偶然机缘，并且寄寓了对于历史悲剧的深长之思。丁三和邓贤都在其作品中倾注了对于人性与历史的新思考，这样的思考无疑具有深化启蒙的意义。

铁凝的小说《棉花垛》和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则从女性的维度，写出了在动荡的历史中女性的悲剧。读这两篇作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可怜的女子贞贞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却鬼使神差落入日寇的魔爪，回到村里后遭遇乡邻的非议，但她负有地下抗日工作的使命，所以一直保持了有热情、有血肉、有快乐、有忧愁又明朗的性格，也是作家欣赏的一种性格，此篇在众多抗战文艺作品中显得相当独特。铁凝的《棉花垛》讲述了两个少女在抗战中分离，一个成为抗日干部，另一个却稀里糊涂嫁给了汉奸，而最后两人都死于非命，写出了战争对女性的戕害，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聚焦南京大屠杀中一群风尘女子为救被迫躲入教堂避难的女学生们而从恐慌走向决绝的心路历程，揭示了风尘女子心灵深处的善良。从《我在霞村的时候》到《棉花垛》《金陵十三钗》，与《八女投江》《赵一曼》风格迥异的抗战女性文学已经形成。其中的五味杂陈、欲说还休，可以深化对于女性不同命运的探究。

还有郭小川的叙事诗《一个和八个》，被导演张军钊拍成电影，并成为当代电影的经典之作。这首诗歌颂的是一位八路军军官的崇高人格：他在战争中遭遇了生死考验、回归部队后难免受到怀疑，因此身陷囹圄，却一直保持了正直、忍辱负重、不忘责任的可贵人格。这样披露英雄在革命中遭受屈辱的作品在当时非常稀少，也因此更有特别的感染力。此诗能被发掘拍成电影，从中可窥见抗战题材文艺创作在新思路上的拓展，也显示了“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联系。

抗日战争的记忆已经铭刻在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抗战文学是常写常新的宝库，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待作家们在未来不断写出抗战文学的新篇章、新境界。

艺术与救亡的时代交响——抗战烽火中的中国绘画

程阳阳（中国美术馆艺术传媒推广部主任）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不仅改写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也深刻重塑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轨迹。当民族存亡成为最紧迫的命题，绘画这一向来被视为高雅殿堂的艺术形式，在抗战洪流中完成了从审美载体到战斗武器的蜕变。抗战期间，中国画家以惊人的创造力与使命感，构建起一套独特的视觉话语体系——传统国画与西画在坚守与革新中迸发时代强音，木刻版画如匕首般锋利直插敌人心脏，漫画似轻骑兵快速穿透信息封锁。这场规模空前的“绘画救亡运动”，以其鲜明的民族性、大众性和战斗性，在世界反法西斯艺术史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传统绘画：抗战催生深刻变革

国画的现实主义转向

抗战促使传统国画发生深刻变革。徐悲鸿提出的“中国画改良论”在战时获得广泛实践。他本人创作的《愚公移山》（1940）采用巨幅宣纸，以写实手法描绘开山劳作的民众群像，将寓言故事转化为民族精神的视觉隐喻。画中人物肌肉的明暗处理借鉴西画技法，而山石皴法仍保持传统笔墨韵味，体现出中西融合的探索。蒋兆和的《流民图》（1943）代表了战时人物画的巅峰成就。这幅巨作以水墨素描手法刻画了100多个战争受难者形象。创作过程中，艺术家走访遭轰炸后的重庆城区、难民收容所积累素材，画面中失明老者、哺乳妇女、垂死儿童等形象都具有强烈的纪实性。

油画的本土化实践

战争环境迫使油画家突破原有创作模式。唐一禾的《“七七”的号角》（1941）以象征性手法，描绘了在号角召唤下奔赴战场的青年群像，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辉。吴作人深入西北前线写生，其《空袭下的母亲》（1941）、《不可毁灭的生命》（1941）等作品，以沉郁厚重的色彩和坚实的造型，刻画了战争阴影下人民的苦难与内在的顽强生命力。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1940）直接描绘同名街头剧的震撼场景，控诉压迫，呼唤抗争。常书鸿在防空洞的昏暗光线下完成的《重庆大轰炸》（1938—1942），则以沉痛的笔触记录下战争对文明的野蛮摧残。这些作品在技法上或融合中西，或坚持本土写意精神，其核心皆在于以深沉的笔触为民族苦难立传，为不屈精神造像。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战时油画材料短缺，艺术家发明了多种替代技法：吴作人用土制颜料完成《不可毁灭的生命》；司徒乔在云南用当地矿物质颜料试验新的色彩表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战地写生创作。冯法祀随抗敌演剧队辗转各战区，完成的《捉虱子》（1945）生动记录了士兵战壕生活的细节。这种“战地现实主义”风格，打破了学院派油画的程式化表现，为中国油画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书画界的抗战动员

传统书画艺术界也积极参与救亡。于右任等书法家创作大量抗战主题的书法作品，其“为万世开太平”的擘窠大字在多处募捐场合义卖。1943年在重庆举办的“全国美术界抗敌作品展览”中，专门设立书法篆刻展区，展出于右任、沈尹默等人作品近百件，将传统艺术形式纳入抗战宣传体系。张大千的《爱国高僧》（1941）则代表传统画家的应变之作。该画以石涛笔法描绘鉴真和尚形象，题跋“誓将热血固金瓯”，借古喻今表达抗战决心。这种保持传统笔墨情趣又注入时代精神的做法，为文人画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能。

木刻版画：大众美术武器的锻造与运用

新兴木刻运动推动的战时转型

自1931年鲁迅倡导中国新兴木刻运动起，木刻就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抗战全面爆发后，木刻因其“不需复杂工具、便于复制传播”的实用特性，迅速从先锋艺术转变为最普及的抗战宣传媒介。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标志着木刻艺术开始有组织地用于抗战宣传。据《抗战时期美术期刊汇编》统计，仅1937—1945年间出版的木刻专刊就达47种，单幅作品传播量以百万计。延安成为战时木刻创作的重要中心。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培养的古元、彦涵、力群等青年木刻家，深入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创作出《减租会》（古元，1943）、《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彦涵，1944）等经典作品。这些作品突破早期模仿西方表现主义的风格，发展出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叙事性木刻语言。古元的《区政府办公室》（1943）采用民间年画的构图方式，将民主政治实践视觉化；彦涵的《军民合作》（1944）则以戏剧性场景展现军民鱼水情，刀法粗犷有力却细节丰富。

国统区木刻的多元探索

在重庆、桂林等大后方，李桦、黄新波等木刻家坚持现实批判路线。李桦的《怒潮》组画（1947）通过《挣扎》《抓丁》《抗粮》《起来》四幅连续画面，展现农民觉醒过程，其黑白对比之强烈、情感表达之炽烈，堪称中国现代版画的里程碑。王琦在重庆创作的《石工》（1945）采用仰视构图，将劳动者的身躯塑造成纪念碑式，暗示民族脊梁的坚不可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战地写生队”的木刻实践。1940年由沈逸千率领的“战地写生队”穿越七个战区，创作了大量战地速写与木刻作品。其中《平型关大捷》（集体创作，1940）采用中国传统长卷式的叙事方式，将战斗全过程浓缩在两米长的画面上，后制成便携式木刻连环画在前线流传。

木刻技术的本土化革新

战争环境催生了木刻技术的本土化创新。由于进口油墨断货，艺术家发明了以松烟混合桐油的土制油墨；为适应游击队的流动宣传，胡一川设计出可拆卸的便携式木刻工具箱；为扩大传播效果，野夫编著《木刻手册》（1943），系统介绍简易刻制技法，使木刻真正成为“大众的艺术”。这些实践不仅解决了战时物资匮乏的困境，更推动了中国版画的自主发展道路。

漫画：全民抗战的视觉轻骑兵

漫画宣传网络的战时构建

抗战爆发后，漫画界迅速完成组织化转型。1937年成立的“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漫画》五日刊，每期发行量达3万份。随着战局变化，漫画工作者分三路向内陆转移：叶浅予等赴武汉成立“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张乐平加入第三战区服务团；特伟、廖冰兄等辗转至香港继续创作。这种流动性的创作群体，构成了覆盖全国的漫画宣传网络。漫画传播形式呈现多样化特征，除专业期刊外，街头漫画展览、传单漫画、壁画漫画等形式层出不穷。据1940年《新华日报》报道，桂林举办的“抗战漫画流动展”三个月内观众超20万人次。张仃设计的漫画宣传车将作品绘制在卡车上，深入农村巡回展示，这种创新的传播方式极大拓展了漫画的受众范围。

典型漫画家的风格演进

张乐平的创作轨迹颇具代表性，战前以《三毛流浪记》闻名的他，在抗战期间创作风格发生显著转变。《三毛从军记》系列（1938—1945）中，那个都市流浪儿穿上不合身的军装，既保留了原有形象的幽默特质，又通过“三毛挖战壕”“三毛站岗”等场景，巧妙展现了普通士兵的坚韧与乐观。这种将商业漫画形象转化为抗战符号的做法，显示出漫画民族化的成功探索。丰子恺的抗战漫画则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漫画日本侵华史》（1938）采用“文配图”形式，每幅作品配以考证文字，如《五三惨案》一幅详细标注日军杀害中国外交官的具体过程，兼具艺术感染力与历史文献价值。他于1945年创作的《胜利之夜》，以寥寥数笔勾勒出山城百姓听闻捷报时的欢庆场景，展现了对战争终结的人文期待。

漫画语言的本土化创新

战时漫画在视觉语言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化特征。张光宇设计的《抗战门神》系列（1940）将秦叔宝、尉迟恭的传统形象改造为持枪杀敌的现代战士，门神服饰上的纹样改为飞机、坦克等战争元素，这种传统符号的创造性转化深受民众欢迎。蔡若虹的《全民抗战的巨浪》（1937）借鉴民间剪纸的构图方式，用放射状的线条表现全民动员的磅礴气势。漫画的大众化还体现在方言运用上。廖冰兄的《抗战必胜》（1941）直接采用粤语俚语编写对话，使作品在岭南地区的百姓中产生强烈共鸣。这种语言本土化策略，使漫画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懂、记得住”的宣传利器。

80年光阴流转，抗战的烽烟早已散去，但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岁月里，中国画家以刀为笔、以画为旗所创作的救亡画卷的光芒未曾黯淡分毫。国画的深沉、油画的凝重、木刻的锋锐、漫画的机敏——它们共同铸就了民族危亡时刻最锋利的艺术武器库，在无声处迸发出惊雷般的呐喊。这些作品的价值远超美学范畴，它们是苦难的忠实记录者，是愤怒与抗争的视觉宣言，更是民族精神在至暗时刻迸发出的璀璨光芒。在物资匮乏的艰难条件下，画家将艺术创作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从民众中汲取力量，又回馈以强大的精神感召。其核心价值在于艺术与人民、与时代的深刻共鸣，在于艺术工作者以生命和才华主动承担起唤醒民众、鼓舞斗志、塑造民族精神脊梁的历史重任。

郁达夫在抗战初期曾疾呼：“文艺是应该为这时代服务的！”抗战绘画正是这一呼唤最炽热、最壮阔的回响。它昭示着：真正的艺术从不在时代之外独舞，而应与民族的每一次呼吸同频共振。这份深植于历史土壤的精神遗产——其艺术与家国命运的深刻联结、其服务于人民的坚定立场、其于困境中创新求索的勇气——如不熄的火种，持续照亮着当代中国艺术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