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支撑。为此，我刊特邀专家学者撰稿，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电影学、文学的角度探讨如何更好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现将来稿刊载如下。

与时俱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多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他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2022年4月25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放眼未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要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奋斗目标。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背景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一研究目标的提出，充分全面地考虑了当前复杂的时代背景。

首先，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促成大变局的力量并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的演变与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叙事和价值体系的崩溃危机。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能否为新的世界价值体系提供思想资源，就成了我们亟须面对的问题。而中国叙事、中国价值和中国思想能不能融入甚至转化为世界话语和世界价值，其重要前提就是我们是否具有自主性和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亦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由此，我们才能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转化为一种世界话语。

其次，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学、量子科学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一。新技术重新界定了社会治理体系和个体生存方式，新技术创新成为当代最核心的资源，同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普及，为人类知识体系重构提供了契机。自18世纪以来确立的人类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亟待在新技术的背景下重新构想。相应地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旧有的知识内容、知识划界、知识传承方式等也需要彻底更新。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恰逢其时，中国的原创性理论将为新的人类知识体系提供新的阐释角度和理论资源。

最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快、世界影响之大同样百年未有，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力量的崛起，成为当下世界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是与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相比，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瓶颈依然明显，尽管规模庞大，但是在原创性成果方面较为薄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为中国的发展提供话语和价值支撑，就成为当下我们无可避绕的使命和任务。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现路径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坚持理论研究工作的自主性和原创性。具体在研究工作中的要求就是，不盲目信奉国外经典、跟着西方理论亦步亦趋，也不套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而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从问题意识到研究方法，都要有鲜明的自主和原创意识。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都有其身处的时代、文化传统和问题意识。尽管理论应当超越具体经验，以实现最大程度的普遍性为目标，但这种普遍性不是抽象和绝对的，而是始终要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现，首先就要对西方的经典理论有一种平视乃至批判性反思的态度，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建构自主的原创理论。

同时要注意的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绝不是闭门造车，单纯地恢复国故，而是要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提出自主理论，既以中国实际为立足点，又具有全球化视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建构具有最大程度上普遍性的话语系统和价值系统。这就需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充分吸收西方经典理论内涵的情况下洞悉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动态，拓宽眼界，积极投身文明对话，从而建构中国自己的原创性视角和方法，同时保证这种原创性知识体系对当下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有较强的解释力。此外，全球范围内的思想、文化、理论是多元丰富的，除了西方世界，我们还要积极与非洲、中亚、拉丁美洲等非西方国家对话，拓展“全球南方”合作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维度，探索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样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的必经之途。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内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技术引发的人类知识体系重构，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外部空间和发展契机。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将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崭新的学科内涵，包括强调中国场景的在地性特征、交叉研究的跨学科趋向、以基础研究为立足点的学术立场等。

第一，面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普世理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强调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在地性和时代性特征。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追求目标是以西方形而上学为核心、以认知理性为圭臬的普遍真理，从笛卡尔到康德直至黑格尔，构成了这一知识倾向的理论谱系，成为现代性的基本观念保障。然而20世纪以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不断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普世理论，强调理论的在地性和多元性。在此背景下，今天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实际上是要突出知识的中国场景，诸如共同体意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中国智慧将为全球范围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思想资源，最终共同建构属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系统和全人类共同价值。

第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应当“以时代为关照”，当今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新技术的兴起，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科学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重塑我们的知识体系。因此突破学科藩篱的交叉研究是未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方向，人工智能伦理、数字人文、智能传播等新领域正在不断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视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交叉学科的研究，重新赋予学科内涵，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第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要关注经世致用的社会科学，更有赖于具有世界效应的基础人文学科。以文史哲为代表的基础人文学科，一方面代表了中国人文知识传统的涵养，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源泉和话语基础。但是自19世纪以来，在西方唯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浪潮下，人文基础学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被边缘化，最终导致了今天文科发展的困境。当下我们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就是要重新激活文史哲这样的传统人文基础学科的问题意识，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新建构基础文科的话语系统，这是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更基本、更持久的力量。

中国数字经济学的理论架构与展望

欧阳日辉（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论述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主要经济形态，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庞大、形态丰富、创新活跃，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沃土壤。然而，现有经济学理论在解释数字时代新现象、新规律时存在局限，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回应中国实践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数字经济学源于并服务于中国这一全球重要的数字经济体的生动实践，遵循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

植根于中国实践的数字经济学理论创新

提出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绝非偶然，而是理论创新与实践需要双重驱动的必然结果。从实践维度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广度、深度与独特性呼唤与之匹配的理论解释。一方面，中国成功探索出数据是关键生产要素、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与海量中小企业协同共生、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于平台经济等独特发展路径。这些丰富的实践超越了现有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范围，迫切需要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加快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智力支撑。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亟须建立一套科学理论来指引数字技术向善、数据要素赋能、平台规范发展、治理体系完善的方向。

从理论维度看，传统经济学范式在解释数字经济的核心现象时面临“失灵”。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稀缺性、理性人、均衡分析等核心假设，难以有效解释数据要素贡献、数据的非竞争性、网络效应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增、融合创新、生态竞争等新特征，也难以解释数字平台赢者通吃、产品和服务免费化、边际成本趋零和数据资产化等新现象。全球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理论探索方兴未艾，为数字经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工具包和多维度分析框架，但尚未形成一个被全球学术界和政策界统一认可、无争议的“共识性”理论框架。这为中国学者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从学科维度看，必须坚持传统理论与理论创新、全球视野与中国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全盘否定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直面其解释局限性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信息经济学、平台经济、演化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法学等理论，实现理论集成、学科交叉、方法创新，揭示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必须系统研究全球数字经济在技术演进、产业变革、治理模式等方面的实践与规律，尤其是技术革命长波、范式转换等宏观趋势。同时，更需深刻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比如，如何在中国独特的市场结构、产业政策、社会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中孕育、演化并形成数字经济创新的“中国场景”。

在此背景下，立足中国具体实践，构建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学知识体系，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课题。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其发展实践蕴含丰富的理论创新空间。然而，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学研究仍存在对西方理论范式的依赖，缺乏基于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框架。以中国数字经济实践为根基，构建一套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具有全球解释力的数字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守正创新、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更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

中国数字经济学理论框架与核心机理

中国数字经济学既是经济学在数字时代的重要分支与发展，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数字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立足中国数字经济实践，提炼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借鉴西方相关理论成果与吸收中国优秀文化，系统研究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下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运行规律、制度逻辑与发展战略的综合性、交叉性经济学科。笔者提出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数字治理”为四大支柱的理论框架。

数字技术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通用目的技术（GPTs），是深刻重塑生产函数、组织形态与市场结构的主动力，引发“技术—经济”范式的根本性变迁。中国数字经济学强调，技术驱动不仅体现在生产率提升，更在于其重塑生产组织方式（如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催生新业态（如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并重新定义国家比较优势。中国在5G通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已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既遵循技术演进规律又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因地制宜的创新发展范式和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在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广度和深度上具有全球领先优势，为研究技术扩散、融合创新的规律提供了独特样本。

数据要素是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原创性概念，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其非竞争性、可复制性、价值衍生性等特征，挑战了传统生产要素理论。中国数字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关键在于理解和把握数据要素的经济学属性，解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参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中的角色并测度其贡献。中国数字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就是要构建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研究对象，研究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基本规律。中国数字经济学聚焦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价值化、要素化与产业化进程，重点研究数据产权制度、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数据要素与经济增长等。中国拥有丰富的数据资源与多元的应用场景，正在推进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建设、数据开发利用、数据资产化和数据市场建设，为数据要素理论创新提供了最佳试验场。

数字平台作为连接技术、数据与产业的枢纽，拥有强大的算法能力，已成为数字经济的新型组织形态与资源配置场所，兼具市场、企业和治理机制的多重属性。平台企业不仅在撮合供需、降低交易成本中发挥核心作用，更通过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重塑了产业链分工体系。中国数字经济学对平台的研究超越传统的“市场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在平台的双边/多边市场特性、网络效应、锁定效应及其对消费者福利、中小商家权益的影响与平台垄断等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强调平台经济的规范发展，建立透明、可预期、常态化监管机制，为全球平台治理理论贡献了重要案例。

数字治理是确保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治理体系构成严峻挑战。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治理体系，是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数字治理是中国数字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强调构建包容审慎、协同共治的治理体系，涵盖适应数字时代的宏观经济治理，如数字税、数字货币、统计测度等；数字市场治理，包括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算法治理等；数字社会治理，聚焦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数字鸿沟弥合、伦理规范等；全球数字治理，如跨境数据流动、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挑战，为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提供包容、公正、有效的中国方案。

中国数字经济学“四数”框架系统阐释了数字经济的动力源泉、关键要素、组织形态与制度保障，构成了中国数字经济学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体系。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还需深入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与基本规律。数据要素化、实数融合化、应用场景化、发展协同化，是中国数字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数据作为可参与价值创造的新型生产要素，是区分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是数字经济理论创新的基石。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形成“技术—产业—市场”的良性循环，是数字经济学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认知革命”。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应用场景，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无限可能，以生产场景、工作场景、生活场景推动经济发展，是数字经济理论需要研究的新范式。协同发展是数字经济生态构建的核心逻辑，其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开放、共享、协作的生态体系，实现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线上与线下、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动态适配。

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理论框架与核心机制的支撑，更需依托科学的研究范式，以系统性方法揭示数字经济运行规律。这一研究范式应立足中国实践，融合多学科方法论，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量化分析方法、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方法、产业组织与市场设计方法、宏观增长与政策建模方法，形成“微观—中观—宏观”逻辑内恰的研究体系。

中国数字经济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数字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是由哲学社会科学所独有的民族特色、致思逻辑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扎根中国数字经济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国数字经济学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根本导向，不断完善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平台与数字治理分析框架，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和自主知识体系。我们不是要创造一个与西方完全对立的体系，而是在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聚焦中国实践中最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和发展经验，提出系统的、具有中国视角的理论解释和体系。

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中国数字经济学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内生化，拓展生产函数与增长理论，创新性提出数据“三权分置”，深化产权与资源配置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中国数字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了市场结构与竞争理论，丰富了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关乎理论创新、战略支撑与文明对话的重大时代课题。展望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学需要在深化微观行为基础、构建纳入数据的经济增长模型、创新研究方法（如融合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实验经济学等新兴技术方法）、加强跨学科融合深度交叉以及推动全球学术对话等方面持续深耕，强化理论与政策的互动反馈。

中国数字经济学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唯有坚持自主性、系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我们才能真正建立起立足国情、融通中外、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学理论系统。不断完善的中国数字经济学一定会更有效地指导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并为经济学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提升我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

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推出立足中国历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这段讲话涉及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议题，这就是如何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虽然谈的是民族理论知识体系，但同样适用于社会学等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几千年来，中华大地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发展出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体系和学术传统，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自晚清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东亚后，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受到巨大冲击。晚清“废科举、兴新学”后，民国时期的教育制度、学科与教材体系向西方看齐。以社会学为例，费孝通先生提出，“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西方直接或间接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开始时并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是以引进西方为主的社会学”。但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言，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学术体系和基本概念是否适用于解读中国社会，始终需要在本土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得到检验。吴文藻先生等曾发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呼吁。

在我国民族研究领域，西方社会学等学科已经形成一整套专业术语，如nation、nationality、people、ethnic group、tribe、clan、nomads、horde等已被译成中文并广泛使用。但是，其中哪些词汇能够准确地用于解读中国历史上的各群体？“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应当译成哪个英语词汇？在中国古文献中没有与nation的现代意涵完全对应的词汇。相关术语的翻译已开始引起普遍关注。华夏大地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变有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对于如何认识中原地区与周边群体的关系，中华文明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视角和概念，完全不同于欧洲社会和基督教文化传统，因此许多词汇不能简单按照现有字典进行互译。中华传统文化看待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社会观念与文化伦理的不同，与祖先血缘、体质特征、语言习俗等外在形式无关，差别在“里”而不在“表”。这与西方观念中边界僵化、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种族”（race）或“民族”（nation）概念完全不同。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各族融汇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逐渐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认识并理解中国历史上演变发展几千年的“多元一体”结构，是我们解读中华大地上群体演变进程和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理论基础。

在规范人际关系和协调群体关系方面，中国有一套细致丰富和富有哲理的文化传统。中华传统文化对周边具有不同的语言、社会组织、经济模式等的群体，始终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度。这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有很大差异。中华传统文化讲“有教无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使情势需要动用军队，也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描述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完全不同。

面对从不同文化土壤发展出来、具有不同演变轨迹和交往逻辑的群体，西方学者用来研究欧美社会“民族”（nation）、“族群”（ethnic group）时使用的基本概念、分析逻辑和分析工具，无法直接拿来用于分析中华民族及所属群体的演变与发展进程。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对“民族”（nation）概念给出一个清晰定义，或对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系统分析。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西方的nation、nationality、community等核心概念，始终是一些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族际关系性质具多重色彩的概念，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必须重视和继承中国几千年发展出来的深厚文化传统。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古籍里的数百种群体称谓（族名）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都已消失，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体的历史演进足迹。进入晚清、民国后，中国内部各群体开始被称作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民国初年政府提出“五族共和”的政治口号。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时，多次提出要防止两个倾向，一个是“重心外倾”，一个是“食洋不化”。他指出：“自然科学多少还可以向国外去搬，而社会科学必须从自己土里长出来。……吴文藻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者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虽然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过去并未把它视为社会学学科的重要来源给予重视。……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社会学不是个恢复问题，它既不应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今天中国发展社会学学科、开展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如果主要借助西方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可能无法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和历史积淀接上“地气”。

世界各地的社会、文化差异实在太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不同于基督教文明。从西欧社会发展过程中提炼的概念也许只适用于分析西欧国家的演变，亚洲社会产生的概念也许只适用于亚洲。我们需要梳理西方学科的概念史和学术思想脉络，但绝对不能生搬硬套，而是作为我们解读和分析社会演进过程时的思维工具，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在比较研究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不同社会各自的发展轨道，在共性和差异的比较与分析中不断丰富我们的理论工具，提高我们的思维分析能力。

在构建具有中国自身特质学术体系的过程中，有关概念史的讨论也许是一个基础性学术工作。“观念史就是去研究一个个观念的出现以及其意义演变过程。” 西方思想界许多重要的核心概念在引入中国后，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中文译法，如nation（民族）、state（国家）、democracy（民主）、right（权利）、justice（公正）等。但是仔细比较，就会发现有些英文词汇的中文译法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之间存在距离，也并不一定能准确地用来解读中国社会的现象。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与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许多重要的核心观念，如“天下”“中庸”“仁”“礼”等。一些学贯中西的老一代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用于解读中国社会结构的概念，如潘光旦先生提出的“中和”“位育”，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多元一体”等。如果我们使用中、西两个方面的文献讨论我国目前各学科使用的核心概念的来源，分析其文化根源，相信将有益于对这些核心概念的全新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工具和思想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我们是中国的学者，研究的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的族际关系演变与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将双脚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中，继承中华传统，更加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理解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与发展规律。我们在开展研究工作时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我们应当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开创具有自身特质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以此作为我们的努力目标。

以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讲好中国故事

赵卫防（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

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体现。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这一体系的建成，既是未来电影强国建设的战略要求，更是破解当下中国电影发展核心困境的关键。当前，从产业规模而言，中国电影虽已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但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在学术思想和理论话语上，仍未完全摆脱长期借鉴和参照西方电影理论框架的局面。这种“借来的话语”在面对中国独特的电影实践、美学传统和文化表达时，往往出现解释力不足或“水土不服”的问题。建构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正是要回应这一当下迫切性。同时，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涌现及其催生的新传媒时代的到来，电影在创作、营销和学术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电影研究的学科目标、研究范畴和话语表达等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挑战，这就需要在当下建构起中国电影新的知识体系。

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目标是确立中国电影学术主体性并有效指导创作，最终标志是构建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能够解释中国电影实践并引领未来发展的体系，形成一套能够自我说明、自我演进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系统。这一体系并非纯粹的理论评论体系，也关乎如何用电影这门世界语言讲述逻辑自洽、情感真挚的中国故事，还关乎中国电影及其评论理论在全球的学术话语权问题。

目前，中国电影在实践层面和学术层面都在寻求突破，寻找新的增长点和自主性，这些都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而中国电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则成为这种努力的主要方面。“三大体系”构成了一个从基础到顶层的完整系统，其中的每一体系都有不同的内涵并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学科体系是物质基础，学术体系是主要呈现，话语体系则是最终目标。“三大体系”互为支撑，共同服务于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中国电影学科体系是指研究对象、教研平台、研究人才及学科设置、学位教育等领域的组合体。中国电影学科的建设已经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基础，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学科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已经在学科建制、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学科整体研究及教学实力还需要提升：目前的影视研究与教育体系中，标志性骨干人才和引领性高端人才缺失；全国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数量虽有所增长，但与其他学科差距仍较大。而且，当前电影学科建设与创作实践还存在“两张皮”的问题，双方缺乏支撑度，尚未建起良性互动的生态关系。此外，电影学科建设还缺乏对中国电影创作、营销和学术教育实践等方面的系统总结。今后中国电影学科建设应关注这些问题，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电影学科的主体性，为建构起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打好坚实基础。

中国电影学术体系是指由电影学术与创作营销实践中的整体性、系统化的知识和理论等多重要素组成的学术系统。这一系统不仅包括电影学术概念、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等研究范畴，同时涵盖课题研究项目、相关论文以及在学术体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流派等，是生产新知识、解决真问题的核心动力。中国电影学术体系反映着中国电影学科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水平与能力。电影史、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三块内容为目前中国电影学术体系的具体呈现，中国电影民族化及中国电影全球化研究为其内蕴的两个面向。目前的电影史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在理论评论方面也有较深的积累，特别是新世纪之后，中国电影学者开始尝试对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进行更为系统化的理论观照与阐释，重新认知“影戏美学”“电影语言现代化”“镜游理论”等中国化理论，并提出了“共同体美学”“电影工业美学”等自主性理论，且构建与之相对应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范式，为自主理论知识体系搭建起框架。中国电影学术体系在当下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其一，电影史学研究中仍然需要把握时间与空间统一性的问题，在时间上需要梳理出一条贯通不同影史时段的逻辑线索，而在空间上也需要在不同区域研究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姿态寻求内在的关联。其二，在中国化影视理论与批评体系的建构中，中国电影理论还存在系统化、学理化不足的问题，无法与西方影视理论建立有效的对话，对西方电影理论本土化、民族化和中国化的探讨仍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应当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电影话语体系是指通过中国电影作品、电影理论等的国内外传播，反映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表达，进而彰显中国电影的全球影响力。其以取得学术话语权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术语为表征，集中展现文化自信自强。该体系是“三大体系”的最终目的，也展现了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乃至整体人文社科思想建设的主动性和实践性。当前，电影学界、业界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的建设，特别注重影视批评和影视传播的民族性、现代性、大众性和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并在传统话语、主流话语和现代话语方面逐渐形成了新的核心话语和知识体系。传统话语方面，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厚重文艺传统的滋养下，中国电影界形成了“影戏性叙事”“影戏美学”“镜游说”等一套核心概念和术语。其中“影戏美学”作为中国最早的本土电影美学观念，强调戏剧性、教益性与社会功能，这与西方经典电影理论专注于“摄影影像本体”形成了鲜明对比，构成了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标志。

近年来，部分学者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挖掘资源，提炼汇总而成的关键词也成为中国电影传统话语表达中的核心术语。主流话语方面，中国电影以“影以载道”为引导，在实践和研究中构建了以“左翼电影”“主旋律电影”“现实主义电影”等为代表的进步话语概念，其也成为当下中国电影话语表达的常见方式。现代话语方面，“中国动画学派”“电影语言再现代化”等中国电影界提出的概念术语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现代话语的具体展现，也是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又一重建设成就。因长期处于以西方影视理论和实践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当前中国电影话语体系里原创性知识存量不足、缺乏自主自足的话语建设能力等缺陷较为明显，也难以形成具有更强国际传播力的核心概念和语汇。这些都是当下中国电影话语体系建构的难题所在。学界、业界均要从思想上摆脱“学徒心态”，真正建构起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电影的“三大体系”，成为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三大支柱，夯实这三大支柱，还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丰厚的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是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文化资源。在指导思想层面，“第二个结合”强调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性，同时强调要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为电影创作与研究指明了根本方向：不是简单复古，而是让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在现代表达中活起来。在文化资源层面，“第二个结合”强调传统文化能够成为电影创作和研究的重要文化资源。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创作和研究层面的具体实践，也充分验证了“第二个结合”的指导性和资源意义。比如在创作层面，从全球票房大获成功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到《浪浪山小妖怪》等一系列对经典文本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影视作品，都证明了这条路径的可行性。这些作品的成功，关键在于把握了作为文化标识的传统文化精髓。在观念上，它们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注重作品的社会关怀与道德引领；在叙事上，它们发扬了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与纪实并重的传统精神，即使处理奇幻题材，其情感内核与价值追求也深深扎根于现实土壤，从而引发广泛共鸣。对这些成功的创作实践的总结，即在“第二个结合”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在学术层面，无论是“三大体系”建构还是其他的理论评论实践，都不再将传统文化视为遥远的背景或点缀的元素，而视作可以再生的核心资源与精神根基；学术的任务锚定于深入阐释那些成功作品背后的文化转换逻辑，并提炼出一套植根本土的美学话语，这正是对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建构中国电影自主知识体系，是电影强国建设的主要方面，需要以“第二个结合”为思想与文化指导，深入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电影实践的深层联系，确立体系建设的价值坐标与文化主体性；其建构的核心框架在于中国电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智能技术及传播媒介和方式的革新，为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创新。它的实现，还需要电影学界、创作界与技术界打破壁垒，共同参与这场意义深远的文化与学术实践。

中国经验与新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何吉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代转型与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重构

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建设过程，一方面基于对包括已经凝结为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认知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学术传统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另一方面基于对全球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先进文化持开放的态度，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融入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和创造等中国经验构成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三者之间相互作用、互为结果，知识体系作为基础，促成话语体系的形成，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作为结果与传承的媒介，又促进了知识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而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发生，又是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达成的，它们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经验的要素。

新文学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产物，在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具有特殊的代表性。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与新文学的知识是相互催生、共同发展的，而正如“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紧密伴随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又内蕴着对传统文学知识的重新整理、阐释和创造性转化，也就是说，经过新文学这个现代机制的过滤，中国文学的知识构成、概念表达、经典阐释、历史叙述，以及文学的传播方式、文学创作和文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承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而根本的变化。文学从来不仅是对象化的静态知识，正在进行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人民群众对文学和基于文学内核的文化产品需求，使得文学知识的核心一直与当代生活处于活跃的互动状态中，具有很强的当代性。由此，梳理新文学知识的发展脉络，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变化不仅必要且至为关键。

从“中国新文学的终结”谈起

关于“中国新文学的终结”的讨论，本世纪初就已在文学批评界展开。这里，重要的不是中国新文学是否已经“终结”或正在“终结”，而是站在“终结”的视野上，可以让我们对作为考察对象的中国新文学的特性有一个恰当的观察点， “那不是文学的终焉，而是另一种文学可能性的孕育”。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有关“中国新文学的终结”的讨论中，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触及了对于新文学特质的认识。一种意见从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现实处境体验出发，基于某种中国式的文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视野，作出了“新文学终结”的判断。这种判断建立在一种关于中国新文学的结构性认识上，即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此消彼长和扞格的结构性关系。由于新文学一直承担着塑造国人自我想象和世界观的责任，于是，在新文学的结构关系中，对于“纯文学”的追求一直被启蒙和救亡的宏大话语所悬置和延宕。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文学启蒙和救亡的阐释框架被突破，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取代精英主义的新文学，变成了“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的新的文化空间。按此观点，作为新世纪文化的表征之一，“纯文学”不再是社会的焦点，也不复承载宏大的使命，与此相对，大众文化成了塑造社会想象的关键。

另一种意见从不同的知识脉络和理论立场出发，在大致相同的结论上进行不同的论证。这种意见认为，中国新文学在文学观念上具有“先锋性、严正性和公共性”的特点，在文学体制发展方式上，具有以文艺思潮的方式推进，以不同思想和艺术流派争鸣的方式体现，思潮和文学流变在不停的“断裂”中发展的特点。新的文学结构中，严肃文学边缘化，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大行其道；文学研究机构边缘化，局限在专业领域；文学作为思想和公共讨论的空间不复存在。

尽管这两种意见相异，一种乐观、一种悲观，但都明确意识到进入新世纪后新文学处境的殊异。这关系到对中国新文学特质的重新认识，也关乎在不断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上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更为重要的是，在认识和转化新文学特质的基础上，我们应重新认识文学和文化现实，重构中国文学的知识体系，规划未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之路。由此，有必要对中国新文学特质进行进一步梳理。

中国新文学特质与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的重构

中国新文学自出现之日起，即具有鲜明的趋新特色和断裂决心。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中国新文学在形式、生产、组织和传播等方面，都与传统文学迥异。一方面，无论是胡适的“八事”还是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都强调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和断裂；另一方面，新文学从最初即通过批评、叙史等方式，构建自身的文学观念、知识和话语体系。就新文学的知识体系而言，经过1920—1930年代的初创期、1940—1970年代的试验和探索期、1980年代至今的全面建设期，以新文学史的编撰和教育传播为学科核心平台的新文学知识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中国新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传统知识体系和叙史方法进行了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同时广泛吸收和转化外来先进文化，形成了一套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建构了一套中国新文学的完整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的基础是关于对中国新文学特质的认识，在形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中国新文学特质认识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特质包含在它的现代特质中——正因此，中国新文学在随后的学科规划中，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称谓所取代。在1980年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明确的定义：“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中国新文学的现代特质鲜明体现在中国人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创造的思想、情感和文学形式里。它最主要的思想趋向是“睁眼看世界”，看现实、看历史，成为新文学创造新形式的内在驱力。正因如此，一种力图描述和刻画现实，进而归纳现实，给现实提供某种未来可能性的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在内容上，时代的变化、个人和集体的成长、民族国家的建设，以及相关历史的叙述成为重要的主题。在这一现代视野的观照下，城/乡、沿海/内地、中心/边缘的空间界限被打破，一种关于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逐渐形成并普遍化。

中国新文学形成和普及的时间，与中国人所经历的“短二十世纪”（1911—1976年）高度契合。文学在“短二十世纪”中国不仅是历史势能、时代思想的发动机，也是国人精神、情感最直接、微妙的表达。“短二十世纪”中国的主要历史内容是战争、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建设，最终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获得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奠定了国家富强的基础。在这一脉络上，中国新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中国革命性质、中国人精神成长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的一门核心学科。在这门学科中，从启蒙到个性解放，从人民的解放到新人的塑造，从民族独立到国家富强，构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文学基本话语。

正如“短二十世纪”的中国与“短二十世纪”的世界同构一样，中国新文学也与世界文学保持密切的互动，是20世纪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身处中国传统和现实经验之中，中国新文学在具体演进的过程中，又展现了自身独特的趋势和特点。与20世纪中国从传统向现代深刻转变相伴随的是活跃的理论创新，而“20世纪中国的理论形态主要是以战略、策略探索和围绕战略、策略探索而展开的历史分析——即实践方略的形式——呈现自身的”。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理论的创新又常常以文学流派、社团和思潮、运动的形态呈现，这也给新文学的理论形态打上了独特的印记。

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以重振国民精神、塑造新人为己任，在其创造和传播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向下铺陈的趋势，在语言、文体、内容、题材乃至创作主体和文学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都越来越向更广大的受众开放。这既是一个文学全面普及的过程，也是一个因更多人参与且有更广泛的普通民众的经验和视野进入文学而改变文学的过程。同时，由于与社会变革和中国人精神塑造的密切关系，中国新文学在不同阶段都体现出很强的行动性，深度介入具体的社会实践。这种行动性倾向，在中国新文学的语言、内容、形式和风格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文学的整体向下铺陈及内在的行动性，使得中国新文学倾向于“大文学”格局的建构。

不管中国新文学是否已经“终结”，或在某种程度上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新文学及其上述特质已作为中国文学的传统与文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命题，融入当下的文学现实和文学知识中，这是中国经验所结出的文学果实。目前正在着力推进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以及如火如荼展开的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都是中国经验在新时代条件下对中国文学知识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