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人文是人类文化的两个核心。第二次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日益强势地重塑人类生产、生活和观念，导致科技与人文的裂隙不断扩大。面对新问题新挑战，西方国家通过高等教育改革予以应对和化解，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新时代以来，我国日益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中坚力量，而科技和人文的关系问题也逐渐凸显。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求“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大学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交汇点，有责任也有条件更好推动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

历史上科技与人文的关系

科技与人文并非自然处于对立状态。无论是中国“格物致知”所蕴含的知识整体观，还是古希腊“自由七艺”对知识统一性的追求，都表明在前现代语境中，人类知识总体上呈现为有机整体的状态。然而，现代转型以来，科技与人文日益成为各自封闭、彼此难以对话的两种文化。我们必须追问：这一趋势是如何发生的？西方与中国的走向逻辑又是否相同？

在前现代社会，西方世界由统一的世界观所统摄。古希腊哲学以“爱智慧”包容对自然与人生的整体追问；中世纪则以一神教信仰为知识探索提供共同的价值坐标。在这一时期，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无不服务于宗教世界观，知识的合法性来源于其是否彰显超越性的神性秩序。文艺复兴是现代性发轫的关键节点。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划时代意义，正在于它标志着人性取代神性成为艺术表现的核心对象，知识开始摆脱神学世界观的统摄，为后续的分化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格局。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指出，机器与工具的根本区别在于自动化程度，工业革命正是三波机器浪潮积累的结果。伴随机器生产体系的确立，实证主义应运而生。法国哲学家孔德的“三阶段法则”将科学知识奉为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形态，深刻影响了知识等级秩序。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揭示了现代“祛魅”的必然趋势：世界被还原为因果关系的机械网络，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随之此消彼长。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持续萎缩。

这一趋势在20世纪中叶进一步加剧，英国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两种文化”演讲，深刻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断裂。斯诺指出，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几乎无法对话，比如，科学家不了解莎士比亚，而人文学者不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事实上，当知识被简化为“能够做什么”的技术问题，“应该做什么”的价值追问便失去了制度性支撑。哲学的反思、艺术的探索、反乌托邦文学的警示等人文学科的批判声音，都将难以穿透工具理性筑起的壁垒。

与西方内生性的现代转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体验中被迫开启的，“追赶逻辑”深刻塑造了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演变轨迹。晚清以降，“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知识界的共识。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纲，试图在维护传统根基的前提下引入西方技术，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这一路径的破产。此后，“赛先生”（科学）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这种对科学“工具化”和“神圣化”的双重定位，为后来的失衡埋下了伏笔。此外，中国在引进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也逐步引入了西方的分科教育体制，甚至将其延伸至基础教育阶段。改革开放后，理工科持续扩张，人文学科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被弱化，在侧重高影响因子论文的科研评价体系中也处于不利地位。

2023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发新一轮“文科危机论”。2024年，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削减文科项目的消息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热议。历史地看，科学技术最初是作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重要支撑力量引入我国的，但在一些人的眼中，这种力量却被简化为功利之用。特别是在科技之“大用”已成为全球共识的当下，对“用”的功利性理解容易导致忽视人文学科的价值之用与长远之用，这不仅不利于社会本身的健康发展，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构建科技与人文协同的课程教学体系

正如斯诺将分科教育视为英国“两种文化”分裂的重要原因，我国高等教育的分科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才培养的“偏科”问题，并催生了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割裂。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必须着力解决两种文化分裂导致的社会问题。具体来看，课程教学是大学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推动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必须以课程教学为主要抓手，进行系统性部署。

首先，要树立科技与人文协同的教育理念。两种文化的分裂在大学教育中突出表现为教育理念上偏重科技而轻视人文。为此，构建科技与人文协同的课程教学体系，应当树立协同教育的课程理念，实现三个维度的统一：贯通知识维度，打破学科壁垒，理解科技与人文的历史互动；整合能力维度，培养兼具科学分析能力与人文批判能力的复合思维；引领价值维度，建立科技向善的价值自觉，认识技术嵌入的社会历史语境。

其次，要建立“逻辑筑基、哲学启思、伦理育魂”的课程体系。传统教育模式将课程划分为专业课和公共课，专业课传授专业技能，公共课提升人文素养，这种二元式的结构无法实现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的教育目标。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公共课程体系应依托“大学逻辑”“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科技伦理”“数字人文方法”等课程，引导学生训练科学的思维和意识，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和规律，引导学生把握科学的价值和方向，从而实现专业教育与公共教育的有机融合。

最后，要着力推动教学方法变革。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难以承载科技与人文协同的教育目标，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慕课、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化资源，推行问题导向学习、启发教学、翻转课堂等参与式方法，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探索式发展的学习需求。需要强调的是，课程建设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课堂教学，必须同步推进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践平台建设，打造课程、教材、教师、平台协调育人的综合教学生态。

哲学学科作为人文类基础学科，能够为科技教育提供价值引领和方法论指导，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科技发展的人文意义和社会影响，在贯彻落实科技和人文协同教育中有着天然优势。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基于丰富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扎实的实践调研工作，在科技和人文协同教育的课程建设方面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探索。2025年3月，哲学学院率先向南京大学提出构建实施“科技与人文”教育课程体系，打造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的“南大方案”的建议，并组建由名师牵头，吸纳跨学科青年骨干的“科技与人文协同教育”教学团队。团队系统推进协同育人工作研究，设计了由必修、选择性必修和开放选修三类课程构成的体系。2025年9月，团队正式启动课程体系建设，首批规划建设“中国科学史”“西方科学史”“科学技术的诸种形象——现代哲学与文学视野中的科学技术”“人与科技的哲学反思”“科技伦理理论概览与案例解析”等智慧慕课。这些课程将面向全国高校开放。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的探索表明，哲学、历史、文学等传统人文学科蕴含着理解科技社会的独特思想资源，通过主动吸纳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将其转化为教学素材和研究对象，能够打破学科壁垒，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评价机制等进行系统性改革，充分发挥人文学科的时代大用。如此，才能为培养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时代拔尖人才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

助力构建科技与人文协同的社会文化

大学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处于社会之中的责任共同体。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大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学作为社会文化的引领者之一，理应在塑造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的社会文化方面承担更重要的职责。以大学为阵地推动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推进相关工作。

第一，积极推进智慧慕课建设，为大众提供优质教学资源。现代信息技术为先进文化的推广提供便捷手段。截至2024年底，我国上线慕课超9.7万门，数量和学习人数均居世界第一。2025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大会首倡“智慧慕课”概念，为促进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提供了课程资源保障。但要注意的是，慕课主要面向大学生，课程性质涵盖思政、公共和专业课程，未必符合大众需求。大学应根据大众认知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在线教育资源。南京大学认知与社会研究中心策划、南京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打造的《长河星光——中国思想家的故事》系列短视频，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2026年3月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线后，短时间内学习人数就突破千万人次，有效实现了优质资源服务社会文化建设的目标。这表明，当大学主动对接社会需求、运用前沿技术、选择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时，科技与人文协同的理念完全可以走出象牙塔。

第二，积极承担科学普及职能，带动公众科学技术素质提升。第十五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显示，202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16.74%，但伪科学也借助自媒体大肆传播，披上科学外衣蒙蔽大众，“AI算命”“AI相面”等屡见不鲜。2024年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将科普与科技创新置于同等重要位置，规定大学应把科普纳入社会服务职能。大学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应在科普中发挥更大作用。此外，大学的科普工作应根据对象知识层次进行针对性设计，涵盖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多个层面，积极引入新技术手段增强科普效果。更重要的是，大学科普不应止步于传播科学知识，而应致力于培育科学文化，让公众理解科学不仅是知识体系，更是理性、开放、批判的思维方式，这正是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三，积极开展社科普及工作，推动公众人文社科素质提升。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强化公众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要做到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必须纠正社科普及只重人文社科的倾向。一方面，将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伦理、科技政策等作为重点普及领域，帮助公众理解科技发展背后的价值预设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传统人文社科主题普及应纳入科学视角，因为科学和人文在人类历史中本就是互动发展的，若社科普及只包含人文社科，不利于公众真正理解人类历史与思想。大学在社科普及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通过学术讲座、通俗读物、媒体评论、数字人文平台等多种形式，将深奥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公众可理解、可接受、可运用的知识产品。其中，科技手段与人文内容的结合尤为关键：利用大数据分析公众知识需求，运用人工智能生成个性化学习内容，借助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历史场景。这些技术创新能够极大提升社科普及的效果和体验。

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是时代赋予大学的重要使命。从历史的维度看，二者的分裂是现代社会演进的产物，而非知识的本然状态；从现实的维度看，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发展，使科技人文协同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从未来的维度看，能否培养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新时代拔尖人才，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走向。大学应当以课程教学为核心抓手，以社会服务拓展空间，在理念更新、制度创新、实践探索三个层面共同发力。实践表明，传统人文学科完全可以在科技与人文的协同发展中发挥引导作用，以“建设性介入”的积极姿态参与科技社会的塑造。面向未来，期待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科共同书写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学院）